都难以建立，更不用说组织反攻了。”
“我们不应该让敌人先发制我。”基尔波诺斯冷冷地反驳道。“我们的侦察干什么用的？”
“对，同志们，”瓦舒金也开腔了，“我们不能只想防御。如果敌人把战争强加于我们，我军将成为所有军队中最有攻击力的军队。它能给敌人以毁灭性回击，然后将敌人消灭在入侵之处。”
“您怎么想呢，上校？”基尔波诺斯问我。
我当然和参谋长持同一观点，因为他所说的是我们共同思考的结果。我们的根据是：几百万希特勒军队实际上已征服了整个西欧，具有强大的突击力。现在它已不受约束了，西方进行的“奇怪的战争”已经不能妨碍德国人。希特勒可以利用四通八达的铁路网和公路网，在短期内集中重兵于我西部边界当面，用来进攻我们。在此条件下，我们应该象我们所议论的那样，拨给国界掩护梯队足以击退敌人首次突击的军队。在这些强大屏护队的掩护下，我们将能更易于调集预备队，并转入反攻。
因此，我毫不动摇地回答，我同意参谋长的意见，支持他提出的计划。
“你们的想法不对哟！”司令员叹了口气。“我不能同意你们的意见。”他合上文件夹，把它递给我。“你们照我说的拟好计划，预备队要留有尽可能多的兵力。”
当各级司令部在仔细拟制抗击可能侵略的作战计划时，军区所属军队中展开了紧张的战斗训练。单兵战术训练已经结束，小分队战术研练刚刚开始。大部分训练时间用于解决进攻战斗问题。防御也没有忽略。基尔波诺斯将军要求战士们习惯于对付坦克冲击。参谋人员从部队回来，都以赞叹的口气讲述年轻的红军战士们在吼叫着的坦克全速超越分队战斗队形时，表现得何等镇静。
战斗训练是与沿国界构筑防御地区结合进行的。军队感到十分紧张。
2月下半月，军区接到指示，要参谋长率参与拟制国界掩护计划的将军和军官小组火速前往莫斯科。和普尔卡耶夫一起出发的有空军参谋长H·A·拉斯金空军少将、军区司令部第5部部长A·A·特鲁特科少将、通信主任多贝金少将、军事交通部长A·A·科尔舒诺夫上校、我和我的副部长达尼洛夫上校。
突然召我们去莫斯科，一方面使我很不安：难道我们拟制的计划竟会那么糟，要返工？一方面又使我很高兴，因为我可以同已经快半年没见的家人团聚了。
到莫斯科后，终于一切都明朗了：我们要参加研究进一步巩固国界的措施。
此时，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成了公众注意的中心。这次会议审议了工业和交通部门的任务及其他最重要问题，指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与此同时，中央委员会以布尔什维克党的坦率态度揭露了缺点。人们在阅读会议材料时，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列宁关于要根据一个党对所犯错误的态度去判断它的力量和严肃性的名言。红军建军二十三周年纪念活动，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这一健康的批评精神。在庆祝大会的报告中远非只能听到大吹大擂。B·C·朱可夫发表在《红星报》节日专号的一篇文章，也体现了这种精神。总参谋长坚决反对军队战斗训练中的死板公式和各种陈规。他强调指出，现在国际形势迫使我们每分钟都要处于完全战斗准备状态，这些陈规特别不能容忍。
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M·E·基尔波诺斯被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此后不久，他又被授予上将军衔。我们诚挚地向他表示了祝贺。
3月初，巴尔干半鸟的局势开始复杂化了。苏联政府向保加利亚政府声明，让德军进入保加利亚领土，将导致扩大战争范围和保加利亚被拉入战争，苏联政府对此极为不安。事态已经很严重。它迫使我们更加紧张地拟制巩固国界计划。
我们完成任务后，于3月中回到基辅。军区司令部的人员等着我们归来。我的为数不多的助手们被一天天堆积起来的急务压得喘不过气来。总参谋长要求军区举行一些旨在实际检验战时步兵师编制的试验性演习。规定将其中一个兵团扩编为战时编制。为此，兵和军士用被征召参加集训的预备役军人来补充，军官则由其他师暂调，技术装备和武器由应急储备品中拨出。这个齐装满员师要实施行军，实施训练性进攻和防御战斗，以便了解各部队的可指挥程度和灵活性，以及火器的保障程度和后勤分队的能力。总之，要证明新编制的步兵师是否符合现代战争的需要。
这是件规模宏大而又十分细致的工作。总参谋部规定在1941年秋季前结束此项工作。读者已能猜到，这一任务未能全部完成。战争爆发时，我们的师仍然按和平时期编制补充。
在斯拉武塔、罗夫诺、伊贾斯拉夫利、舍佩托夫卡地域举行了由红军骑兵总监奥基·伊万诺维奇·戈罗多维科夫导演的大演习。题目是《在集团军翼侧行动的加强骑兵军行军和遭遇战斗》。辖骑兵第3、32师的骑兵第5军及坦克师、摩托化师、航空兵师各一个参加了演习。所选地形是很困难的，有许多小河和沼泽，由于时值春汛期，正四处横溢。不难设想，军队要遇到多大的困难。在这样的条件下不同兵种的兵团和部队之间特别难以协同。大家都得出力。遗憾的是，当时除作出了一些在战斗中十分有用的正确结论之外，还作出了一些有问题的论断。例如，有几次演习的总导演由于受到某些挫折而心情沉重，便建议：“坦克师和摩托化师要避免在夜间移动。”为什么呢？据说是因为军队指挥复杂化，行军速度下降，还可能出事故，而在夜暗中修理技术装备又极端困难。夜间冲击是绝对摈弃的，据说是因为夜间冲击后连人都无法收拢了。
战争勾销了这些建议。它迫使军队最经常在夜间行军，而且不敢轻视夜间冲击。
我首先要做的事是拟制各集团军的国界掩护计划。此项工作，我们原先是同格尔曼·卡皮托诺维奇·马兰金将军密切合作的。但如今他走了，被任命为总参谋部作战部长。接替他位置的是我在总参军事学院的同学阿列克谢·因诺肯季耶维奇·安东诺夫①少将。无论是性格、才智，还是学问，他都酷似他的前任。甚至在外貌上，他和马兰金都有某种难以捉摸的相似之处。安东诺夫在服役前也念完了中学和林学院一年级。他和马兰金一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毕业于士官学校。1919年参加红军，在国内战争前线作战。1936年，我和他第一次在总参军事学院见面，他来上学前任哈尔科夫军区作战部长。但尚未学满一年，就被紧急调离学院，任命为首都军区参谋长。后来他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任教。如今在战争临近之际，机缘又使我们重逢了。
①A·A·安东诺夫（1896—1962），苏军大将（1943）。卫国战争中曾任第一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1955年起任华沙条约国联合武装力量参谋长。——译者注。
安东诺夫在解决组织和动员问题时，善于迅速分析情况，评价国界掩护计划的全部重要性。他对我们的整个工作提供了巨大帮助。
各集团军国界掩护计划是在军区首长直接领导和监督下制定的。各集团军参谋长连同参与此项工作的军官小组都被召来了。他们在这段时间内一直没离开过基辅。在我们从莫斯科回来之前，计划就已拟制好了。幸运的是没有要求作大的修改。
3月底，普尔卡耶夫将军被召到莫斯科。他回来时显得异常兴奋和满足。他由于忘我劳动而被授予第二枚红旗勋章。
参谋长从首都带来了许多新闻。其中他谈到莫斯科的人们已对南斯拉夫的事态发展感到不安。总参谋部获得的情报说，希特勒选中南斯拉夫作为下一个牺牲品，准备占领它。由于我国政府对该国各民族人民的命运决不会置若罔闻，所以我国同法西斯德国的关系有可能复杂化。
确实，近几周来东南欧的局势已急剧紧张起来。3月27日，贝尔格莱德爆发了反对当时极力变南斯拉夫为法西斯德国仆从国的南斯拉夫政府的起义。以西莫维奇将军为首的有反希特勒情绪的组织上台执政。过了几天，即1941年4月5日，苏联政府便同南斯拉夫新政府签订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这是对南斯拉夫各族人民道义上的支持和对希特勒的明显警告。
但是希特勒并不接受警告，而调遣大批法西斯匪军猛攻南斯拉夫。我国报刊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对这一事件采取了克制态度，但在人民中间，希特勒军队入侵南斯拉夫的消息引起了公愤。记得在4月的一个晚上，我有幸看了艾森斯坦导演的好电影《亚历山大·涅夫斯基①》。观众热烈领略着电影的情节突变。当楚德湖的冰在德意志走狗骑士们的脚下发出碎裂声，湖水开始将他们吞没时，大厅里响亮的欢笑声中夹杂着愤怒的呼声：
“也要这样吞没法西斯分子！”
①亚历山大·涅夫斯基（1220—1263），古罗斯统帅。1242年4月曾在楚德湖冰面上击溃入侵罗斯的立窝尼亚德意志骑士团。——译者注。
人们对这发自内心的呼声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对俘虏说的绝妙的临别赠言也博得了同样热烈的赞扬。
“……他们可以放心到我们这里来作客。”银幕上传来了尼古拉·切尔卡索夫①那令人难忘的声音。“但谁若带剑来，就让他剑下亡：罗斯现在这样做，将来也要这样做！”
①H·C·切尔卡索夫（1913—1966），苏联著名演员。他在这部电影中扮演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译者注。
热爱自由的苏联人民心中燃烧着对各国人民的奴役者法西斯分子的刻骨仇恨。因此，这部优秀电影恰恰在此时荣获斯大林奖金不是偶然的。
法西斯分子开始占领南斯拉夫后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