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萧条时代- 第18节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种乡村贫困得到充分认识之前，大萧条的早些年还见证了从农村到城市的传统人口流动的一次逆转，仅上一个十年，传统的人口流动就让城市净增了600万人。1930～1933年间，美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这样的流动突然放缓了，并且，实际上开始朝相反的方向倒流。无所事事的年轻人离开了大都市的人行道，到乡下的亲戚朋友那里去避难；食不果腹的家庭试着自己动手种点粮食；西弗吉尼亚、田纳西和肯塔基的失业矿工们回到了他们古老的边缘土地上。在1932年，农村人口净增了将近30万人，到1935年，大约有200万5年前还生活在城里的人如今生活在乡下。　　　

　　然而，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往后，老的趋势得以恢复，尽管速度是如此迟缓，以至于整整十年，城市新增人口还不到20年代的一半。这个过程与经济复苏的缓慢上升是合拍的。也正是在这之后，随着本地人的返回，乡下人越来越无趣，而且，对灯红酒绿、电影和抽水马桶的回忆，甚至比对干草和苹果花的记忆更令人怀旧。此外，当救济和公共工程都转到了联邦政府手上的时候，乡村生活显示出了另外一些不利。乡下通常更难获得帮助，家庭所分配的东西也更少，乡村放逐涉及到居住需求的丧失。因此，很多人都采取折衷的办法，在人口中心的郊区安营扎寨。而且，像从前一样，城市的召唤继续不可抵抗地在野心勃勃的年轻人的耳畔回响。　　　

　　传统上，农村家庭通常儿女众多，而他们当中二十几岁的时候在市区成家立业的人所占比例也很高，在这二者之间，有一点很清楚：充满活力的新鲜血液的不断注入，依然在充实着城市的血管。在30年代，大约有150万年轻人从农场和乡村移民到更大的社区中。关于选择性的因素，尚没人做过真正科学的研究，但威斯康星州社会学家爱德华？A。　罗斯提出了一个后来被广为传播的观点，当时，他把那些已经枯竭的地区比做“主要因为鲶鱼和亚口鱼而被捕捞殆尽的池塘”。　　　

　　子女最多、败得最惨的是谷租佃农。在地主与佃农关系的阶梯上，他们属于最低一档。现金地租是最有价值的，佃农用它来提供流动资本、支付固定地租、保持所有利润。现金地租在“梅森－迪克逊线”以北——1930年包含了超过四分之一的佃农——相当普遍，而在它的南边却几乎不为人知。用收成的一部分交地租（地主支付某些生产费用，佃农提供劳力、牲口、工具和种子），以及用一定比例的可销售作物支付地租，在北方和中西部都是最常见的方式。还有一种类似的资产与利润分享机制，被称做家畜共享出租，在中西部各州的乳品业和养牛地带很是盛行。　　　

　　但在棉花王国，盛行作物租种，佃农通常只需贡献出自己和家人的劳动力，得到的回报是他所种植的一半的棉花和三分之一的谷物。贫穷的佃农向地主借钱购买食物和衣物，否则的话就求助于其利息可能高到50％的信用商人。这些贷款经常相当于常年的施舍，使倒霉的债务人沦为实际上的做工还债者，在那块像自己一样被残酷剥削的土地上辛苦劳作。很多地主发现白人更不听话，于是便开始优先选择黑人，他们对计算更糊涂，对东家更顺从。白人佃农因此被迫沦为农场劳工，或者随季节的变迁而在不同的地方辗转漂泊。三分之一的人在同一个地方再也呆不了一年。耕作和保养的方法因此助长了丢三拉四的浪费，很少人想到保存土壤，修补屋顶或栅栏，送孩子上学，或者在社区的社会生活和教会生活中扎下根来。“那有啥用？除了生计，我啥也得不到。”这句话成了对所有批评的常备回答。　　　　　　　　　

◇欢◇迎访◇问◇。◇　　

第37节：变革中的城乡（5）　　　　　　　　　

　　租佃在南方可以追溯到南北战争之后的重建时期。20世纪初，这一制度传播到了种植玉米的地带，到1940年，伊利诺斯、爱荷华、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和南达科他等州的佃农比弗吉尼亚、肯塔基和佛罗里达还要多。但在中西部，这一安排并没有导致普遍的不幸。事实上，有些农场经营者选择把自己的资本投在设备、而不是土地上，而另一些人则从受雇的劳工起步，稳步上升，成为佃户，再由此成为地主。然而，大萧条的冲击却驱使全国各地大批小地主沦落到被迫租佃的不稳定状态，1930～1935年间，有75万个农户由于丧失赎回权和破产拍卖而失去了他们的农场。在1932年和1933年初，从南北达科他，到俄克拉荷马，绝望的农民聚集起来，要用义务警员的办法来保全他们的财产，当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代理人为一头母牛或一台收割机而进行名义上的竞价的时候，就去恐吓他们。在达科他州的勒马斯市，农民们把不妥协的县法官从他的法官席上拖了下来，然后用一根绳子把他吊了起来，直到他昏了过去。明尼苏达、北达科他和爱达荷等州的州长发布公告，反对强行拍卖，几个州的立法机关手忙脚乱地通过了抵押贷款延期偿还的法律，这些法律抢先于1934年6月通过的弗雷泽－莱姆基法案（最高法院后来废除了这部法律，不过以意图相同、但更温和的法律取而代之），该法案把抵押品的赎回权延长了5年，条件是，涉案农民在此期间应支付联邦地方法官所定的租金。　　　

　　尽管采取了所有这些措施，但耕地的剥夺依然是租佃制度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1937年初，总统任命的“租佃委员会”报告，过去十年来，佃户以每年新增40；000个的速度在增长，以至五分之二的农民都成了佃户，而在半个世纪之前，只有四分之一的农民属于这一阶层。紧跟着这次全面调查之后，罗斯福于1937年2月向国会递交了一份咨文，请求制定一项计划，以改进佃农、谷租佃农和农场劳工的命运。　　　

　　在这种紧迫性的背后，也有着被一些文学艺术作品所刺激起来的公众兴趣，这些作品包括：欧斯金？考德威尔的长篇小说《烟草路》（Tobacco　Road，1932，它后来被改编成了戏剧，创下了这十年的票房纪录），同一作者的《向冉冉升起的太阳下跪》（Kneel　to　the　Rising　Sun，1935），以及这位乔治亚州人和他的妻子玛格丽特？伯克－怀特从全国各地搜集来的照片文献。还有一些人得知谷租佃农的故事则是通过威廉？福克纳的那些尖锐的长篇小说、像《棉花中的小屋》（Cabin　in　the　Cotton，1932）这样的电影，或者霍华德？W。　奥德姆、阿瑟？雷珀、鲁珀特？B。　万斯及教堂山其他同行们在乡村社会学方面所作的扎实研究。　　　

　　在背后，还有南部佃农联盟的抗议和鼓动，这个组织是1934年7月一小撮白人和黑人佃农在阿肯色州组织起来的。其种族平等的含意，和它的激进主义气味一样，把普通的棉农吓得够呛。但是，尽管有鞭挞和夜袭——这些让人不由得想起三K党，南部佃农联盟到1937年还是发展了大约35；000名成员，主要在阿肯色州和俄克拉荷马州，并在这个节骨眼上跟CIO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它在华盛顿维持了一个活跃的游说团，并帮助促成了第一部旨在救济地位最卑微、处境最艰难的农场工人的立法。　　　

　　1937年7月22日通过的“班克黑德－琼斯法案”设立了农业保障局（FSA），最初一笔拨款为1；000万美元（第二年增加到了2；500万，第三年是4；000万），向农业劳工、谷租佃农及其他贫困佃农提供为期40年、利息为3％的贷款，以购买他们自己的住所。从一开始，申请人的数量就远远超出了现有资金的能力。还款非常及时，平均超过了97％。FSA还发放小额贷款，用于跟债务人清算债务；帮助度过洪水、干旱和作物歉收的时期；设立乡村合作社以提供必要的设备和服务，包括为贫困社群提供团体医疗服务。作为附带的、但却很重要的服务项目，FSA的县监督人还要给借款人上课，教他们节约的管理方法，鼓励他们生产牛奶和蔬菜以改善伙食标准，同时还有家庭经济顾问指导农民的妻子使用高压锅，以及制造罐头的科学方法。FSA另外的活动还包括管理161个宅地项目，作为示范和试验，其中有些项目是跟居民一起合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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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节：变革中的城乡（6）　　　　　　　　　

　　在迁居管理局及其继任者FSA的努力下，1935～1939年之间，总共大约有125万人被给予某种形式的金融帮助，为自力更生做好了准备。到1930年代末，有史以来第一次，从租佃到所有权的适度逆转清晰可见，特别是在南方白人中间。FSA自然无权独揽所有的功劳，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在这个方向上的拉动是强有力的。新政为了失地者和贫困者的利益而作出的这些努力，决不是联邦政府与农业的故事的全部。在1940年生活于农村的3；200万人当中，典型的家庭既没有接受救济，也不像绝大多数佃农和季节性劳工那样在贫困线附近挣扎。然而，独立农户的命运也并不是什么好运。多亏了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些年里的长期萧条，他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从1920年的15％下降到了1929年9％，以及1933年的7％。原因有很多：世界性生产过剩这把利剑砍入了农民的犁刃；1930年的霍利－斯莫特关税法案；国内大企业的包围，迫使农民在贸易市场中总是低价卖、高价买；缺乏资本让他们的农场实现机械化，以便跟上大生产者；干旱和土壤损耗。另外，他们还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消费者的品味始终在变化。棉农们苦苦思量的，不仅有一些新兴地区（像亚利桑那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东方和南美）更廉价的产品，而且还有合成纤维的出现。至于饮食习惯，有一点很清楚：谷物、马铃薯和肉类正在对祖辈们的传统大餐避之唯恐不及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