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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重访拉姆斯代尔。我从湖那边渐渐驶近了它。炎热的中午耀人眼目。我开着这辆沾满泥泞的车子，透过远处松树的缝隙，辩认出湖水闪闪的亮光。我驶进了那座墓地，在那些长短不一的墓碑间穿行。你好，夏洛特，有些坟墓上，插着苍白的、半透明的小国旗，旗子懒懒地在四周常青树下，在无风的空中低垂着头。吉。爱德，真倒露——指的是吉。爱德华。格拉默，是纽约一位三十五岁的办公室主任，他是刚刚进入这个行列的，被控告犯有谋害他三十三岁的妻子多梦西的罪行。爱德为争取干净利索，就用大头短棒猛击他的妻子，而后把她塞进小汽车。可事情还是败露了，县里的两名警察在巡逻时，看见格拉默夫人崭新的大型蓝色克赖斯勒（是她丈夫送她的结婚周年礼物）发疯似地冲下山坡，那山坡恰好在他们巡逻的范围之内（上帝保佑我们的好警察！）。汽车擦边冲过了一个电线杆，冲上一个长满荆棘、野草莓和野菜的路堤，最后车翻了。当那两名警察把格拉默夫人的尸体搬出车子时，车轮仍在温柔的阳光下缓缓地旋转。起初，这极象是一起很平常的交通事故。唉，只是那妇人被猛击过的身体与只受了轻微损坏的小汽车极不相称。我要干会漂亮得多。我继续往前开。又看见那座白色教堂细长的顶尖和那片广阔茂盛的榆木林，真有意思。我忘记了，在美国郊区的街道上独自一人步行比独自一人开车更惹人眼目，竟把车扔在路上，谨慎地徒步走过草坪街342号。在伟大的流血事件发生之前，我有权放松一下自己，有权来一次精神反当的感情解放。琼克大愿已关上了它白色的窗板；朝向人行道的一个“此屋出售”的白色招牌上面，不知谁系了一条深黑色丝绒发带。
没有狗在叫。没有园林工人在打电话。爬满藤枝的门廊里，也没有坐在那儿的“对门”小姐——而今孤独的步行人气恼的是两个梳马尾辫，系着同样圆点花纹围裙的年轻女子停下手里的活，直盯着他看：无疑她早就死了，这两个可能是从费城来的她的两个双胞胎侄女。
我该不该走进我的旧居？象屠格涅夫一部小说里写的，一首激烈的意大利钢琴曲从一扇敞开的窗子里涌出——是卧室的窗子：是什么浪漫的灵魂在这今人销魂的星期日，当阳光照耀在她可爱的腿上，在从未有钢琴淙淙作响的房中弹琴？忽然间，我发现，在我曾修剪过均草坪上，一个金色皮肤、棕色头发的性感少女，九岁或十岁，穿着白色短裤，正用她那充满野性魅力、深蓝色的大眼睛看着我。我说了句讨好的话，表示我没有恶意，一句老派的赞美辞，你有多么美丽的眼睛；但她却迟迟疑疑往后退去，音乐也戛然而止，而后一个面容黑粗、全身汗水淋漓的男人走出来，愤怒地瞪着我。我刚要解释，猛然间，一阵极度的窘迫袭来，我意识到我满是泥巴的祖布工作服，我肮脏破烂的毛农，我胡子拉茬的下巴，我叫化子一样充血的眼睛。一句话也没说，我扭转身，步履艰难地沿来路走回去。人行道上一条熟识的裂缝里长出了一株翠菊模样苍白的花。这时悄悄地，“对门”小姐又复活了，由她的两个侄女推到了门廊里，仿佛这是个舞台，而我是个名星演员。我飞快地奔向我的车，心里祷告她千万别叫我。那是怎样一条陡峭又窄小的街道，是怎样一条深远的长街。一张红色的罚款票夹在刮水器与挡风玻璃之间；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撕成两片、四片、八片。
我觉得我是在浪费时间，就又抖擞精神，往闹市区那家我五年以前曾提着一只新箱子去过的旅馆驶去。我定了一间房，用电话订了两个约会，刮了脸，洗了澡，穿上一身黑衣服，下楼到酒吧喝了点酒。一切如故。酒吧里仍旧弥漫着那深暗、压抑的石榴红色灯光；多年以前，这样的灯在欧洲就仅出现于低级旅馆里；不过这里是为制造一种融融的家庭气氛。我仍坐在那张小桌旁；从前，我刚做上夏洛特的房客时，曾想过，要温雅地与她共饮半瓶香槟以示庆祝；谁知这竟征服了她那凄楚可怜的心。一个圆脸盘的男侍者正在万分小心地将婚宴用的五十杯雪利酒摆在一个圆形托盘上面，这也还跟从前一样。这次演奏的是土豆幻想曲。差八分钟三点。过门厅时，我得绕过午饭聚餐后正千恩万谢彼此道别的一群夫人们。突然其中一个大叫了一声，认出了我，向我猛扑过来。她是个胖妇人，穿着银灰色的衣服，小帽上有一根细长的灰色羽饰。是查特菲尔德夫人。她面带假惺惺的微笑向我袭来，因怀着那恶的好奇心，面孔闪闪发亮（我是不是对多丽做了弗兰克。拉萨尔，一个五十岁的机器工，在一九四八年对十一岁的萨莉。霍纳做的事？）很快，我就把她那劲头十足的欢欣压了下去。她以为我在加利福尼亚。怎么会——？我特别欣慰地告诉她，我的继女刚刚嫁了一位聪明又年轻的采矿工程师，他在西北部做秘密工作。她说她不赞成早婚，她就决不会同意她的菲立斯，现在十八岁了——。
“唆，是的，当然，”我平静地说，“我还记得菲立期，罪立斯和营地。是的，当然。顺便问一句，她跟你说过查理。霍姆期在那儿诱奸了他母亲管辖下的孩子的事吗？”查特菲尔德夫人已经破裂了的笑容现在完全消失了。
“真不要脸，”她大声喊叫，“真不要脸，亨伯特先生！那可怜的孩子刚刚死在朝鲜。”
我说她不认为“vient de”带个不定式，表示最近刚刚发生的事，比英文中的“gust”带过去式时更利索吗？可我得走了，我说。
又过了两个街区就到了温德马勒的办公室。他欢迎我来，只慢慢伸出手，把我整个的手都握在里面，那么强有力，彻底的一握，他以为我在加利福尼亚。难道我没在比尔兹利住过码？他的女儿刚刚进了比尔兹利大学。关于——？我把有关希勒夫人所有必要的消息都告诉了他。我们做了一次轻松愉快的公务式会谈。我出来后，走进九月灼热的阳光里，活象个心满意足的乞丐。
既然一切障碍都己消除，我就能够毫无顾忌地为我来拉姆斯代尔的主要目的而全力以赴。我一直以我为之骄傲的那种有条不紊将克莱尔。奎尔蒂的面孔掩蔽在我黑漆漆的城堡里，他在那儿等着我带理发师和牧师去：“醒来吧，你的死期已经到了！”我此时已没有时间讨论人相学的记忆法——我正在找他叔叔的路上大步如飞——但还是让我草草记下这一点：在我朦胧、晕沉沉的记忆里，保留着他的一张可恶的面孔。瞥了几眼，我发现它同一个乐呵呵、令人讨厌的酒商很象，他是我在瑞士的一个亲戚，手持哑铃，穿着有臭味的斜纹毛衣，肥胖的手臂上汗毛浓密，还有一小块秃顶；有一个长着一张猪脸、又做佣人又当情妇的小娘儿们路伴他。总之，他是个于人无害的老流氓。实际上，他是太无害了；与我的猎物不能混为一谈。这么想着，特拉普形象在我心中模糊了。它完全被克莱尔。奎尔蒂的面孔吞没了——那面孔是一张镶在相框里、摆在他叔叔桌上的照片，逼真极了。
在比尔兹利，医术高明的莫尔纳大夫曾给我做了一次牙科大手术，仅留下了我的几颗上牙和几颗下牙。换上的假牙依附于假牙托，后者又靠一根纤细的金属我固定在上牙床上。整个安排是一个杰作，我的虎牙仍完好无损。然而，为了掩饰我秘密的目的，找一个合理的托辞，我又对奎尔蒂大夫说，为了减轻面部神经痛，我决定把剩下的几颗牙也拔干净。一整副假牙得花多少钱？假定我们把第一次约会订在十一月某一天，手术得需要多长时间？他那名声很响的侄子现在哪儿？有可能戏剧性地一次就把它们统统拔光吗？
奎尔蒂大夫穿着白色工作服坐在桌子角上，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