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制作任务。制片人张海潮调整的制作队伍如下：编导是戴鸣、方宏进、金东，金东主要负责协调地方台当天的采访和传送。由于我当时手头上正好没有节目，我便主动请缨，要求当这期节目的摄像，另一个摄像是凌泉龙。出镜记者张恒，录音是女将宋力。由于是重头节目，过去只是在现场手举着话筒录声音的“非专业”方法及单机拍摄的“老套路”这次都被打破了，“重点”的记者出镜报道和采访现场，都有两台摄像机拍摄，都有专业的录音师举着带有“毛毛兔”防风罩的话筒在工作，甚至还有阳光下的“灯光”和反光板。
这个新闻的“点”是4月1日，也就注定了这期节目的大部分内容不能提前“预制”。国家计委和财政部管员的采访可以提前做好，中国发行国债的相关背景也能早些准备，而节目中的“鲜货”必须在当天完成，这也是新闻真实性的基本要求。于是，3月31日的晚上，我们对第二天的拍摄作了明确的分工。
那时候，北京大部分银行的开门时间是9：00，按照设计，节目一开始是一组不同景别下不同样式的银行大门开启的画面和北京西长安街上电报大楼顶上的大钟的交叉剪缉。画面要成组，就必须有三个以上的镜头，两台摄像机显然只能拍摄到两种样式的银行大门，电报大楼必须还要有一台摄像机专门拍摄早上九点的画面。所以，临时决定再增加一台摄像机。当时的情况下，整个记者四组也就6台摄像机，《焦点时刻》一期节目能保证一台摄像机完整拍下来都不容易，也不能说为了这一期节目就影响其它节目的播出。这个要求可难坏了制片人张海潮。最终，为了保证这期“首播”的《焦点访谈》，为了这隆重的“第一炮”，海潮向部里面求援，从别的组借了一台机器，一个摄像——邢旭东。
1994年4月1日。初春的北京还有些凉意，但那天的阳光可以用灿烂来描写。
我选择的拍摄点是北京月坛南街上的一家工商银行。8：30分，我和张恒、宋力就到了现场。银行的门楣上已经挂起了红底黄字的宣传94年国债的横幅，7、8个大爷大妈已经等在门前了，一问，都是来买国债的。后来做后期编辑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当时热心购买国债的人都是老人，问他们为什么对买国债这么积极，回答也都差不多：国家有困难，我们能看着不管吗？
9：00，银行的卷闸门开始隆隆响起。我用的是仰角拍摄，随后立即又换成了正面的中景和全景。大门开启之中，张恒进入画面报道，一遍过。然后是大爷大妈鱼贯而入的跟拍，银行显示时间的电子屏幕的特写，攥在手里的人民币，银行职员的工作状态。拍摄了20分钟左右，我们马上从这家银行撤了出来，一路小跑着赶到几百米外礼士路上的一家建设银行，在这里，我补拍了一些街道与银行的关系镜头，丰富了“购买者踊跃”的场面，并采访了一些国债购买者。11：00左右，我们就返回了电视台。
我到《焦点时刻》组的时候，所有的节目还都是用对编机在完成，播出的节目没有任何特技制作，连专题节目中最常见的“隐黑”、“黑起”、“叠画”、“慢动作”、“静帧”都无法实现。我到组里上班的第一天就发现墙角堆着好几个大纸箱，纸箱上的“外国字”告诉我，这都是当时比较先进的电视编辑特技设备。我很纳闷儿：他们为什么不用呢？当时因为是“新来的”，也不敢多问，但我的心里痒痒啊！
我到《东方时空》之前，是陕西临潼某集团军的电教室主任，已经干了三年多的电视新闻，中央电视台也没少发稿，还获得过1992年的中国电视新闻奖一等奖和全军新闻一等奖。电视圈里的人都知道，部队里面搞电视的人，大都是“全能”，能摄、能编、能写、能出镜、能修理，是很普遍的事，总之，能捣鼓，没有不会干，也没有不敢干的事情。所以，到《焦点时刻》组时间不长，我就忍不住地问制片人张海潮：这些特技设备为什么不用呢？海潮说是因为没人会用。我说我会呀。海潮说那就用吧。就这样，我和当时组里面负责技术的孙宏很快就把这套设备架设起来，并很快派上了用场。
到《焦点访谈》播出的时候，组里的这套特技设备能熟练使用的人还没几个，我是唯一的不用问别人就能操作完成，并能比较恰当地使用特技来处理节目的人。所以，在完成了4月1号当天的摄像任务之后，我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总串”，也就是在编辑台上把这期节目的各个“零部件”串联到一起，整合出一期节目来。
“总串”很顺利，到下午5：00左右，我们就已经拿着基本制作完成，就差上字幕的节目带赶到了中央电视台主楼二楼的审看间。因为是《焦点访谈》的“首播”节目，当时的台长杨伟光亲自审查。当时在审看间的还有主管新闻的副台长沈纪，新闻中心主任李东生、副主任阎连俊、罗明，以及新闻评论部的主任孙玉胜、副主任袁正明，编辑组的制片人孙克文，我们组的制片人张海潮，编导戴鸣、方宏进、金东和我。
到《东方时空》以后，我们制作的《焦点时刻》基本都是由评论部的主任或副主任审查，由于大多数是时效性比较强的节目，审查好像基本都在半夜，参加的人数也就三两个，空气也没有那么紧张。但是，1994年4月1号那天的场面显得特别正式，走进审看间的时候我都觉得呼吸有些紧张，手心也不停地出汗。后来听说当时还有广电部的领导在场，因为我不认识，也就没有太深的记忆。
《焦点访谈》从一开始就是13分钟的播出长度。因为时间比较紧张，我们进到审看间以后，有领导立即让正在审查的其它新闻停止放像，让我们的节目先审。这期节目的责任编导戴鸣坐到了放像机前面。PLAY之后，主持人张恒出现在屏幕上……
因为没有加广告和片头，审查的节目不到13分钟。戴鸣按下STOP键之后，几乎是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杨伟光台长。杨台长当时说的原话我记不太清了，大概意思是节目中国家计委和财政部官员说的太多，国家发行国债的历史背景说的太多，而94年国债的特点和老百姓对94国债的反映表达得不够。听杨台长说话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手表：5：20。离晚上7：38只有两个多小时的时间了，就是节目不改动，现在开始合成、上字幕，时间也是非常紧的。
杨台长说完他的意见，征询其它的领导还有没有意见，沈纪副台长马上接话说，时间已经很紧了，马上按老杨的意见去改。于是，我们鱼贯而出，急匆匆走向电梯间。电梯上，孙玉胜问戴鸣，拿掉老杨说的那些内容，其它的采访还够吗？戴鸣不太自信地回答，可能差不多。电梯在20楼打开的时候，人流中我看到了这样的场面——孙玉胜在快速地用手绾起自己的袖子！
这十年多里，孙玉胜在我的印象中是沉稳、老练、智慧、激情、严谨的，好像从来没有见过他“慌神儿”。1994年4月1号《焦点访谈》首播那天下午我看见他“捋袖子”的样子，以后再也没见过。而且，我那天还看见了孙玉胜亲手编片子，这好像也是十多年里见过的唯一一次。
4月1号下午五点半左右，孙玉胜、袁正明、张海潮等人和我们在20楼涌出电梯之后，接下来的场面可以用“火上房”来形容了。孙玉胜和袁正明这两位新闻评论部的正副主任，一人操作一台编辑机，我操作着编辑台，以最快的速度搜寻着素材。我先在编辑台上把杨台长指示让拿掉的内容“掐”了一下，总共有六分钟之多。我们必须在很短的时间里从剩余的素材里编辑出这个长度补上。
空气是紧张的，手是紧张的，心跳是紧张的。转头与主任交换意见的时候，我发现组里的好多人都站在那里伸着脖子看着我们，脸上是焦急的神色。由于编辑机的数量有限，他们帮不上忙，也说不上话，但又不愿离去。作为一个集体，他们的心情我十分地理解。在这之后的十多年时间里，这样的场面我又不知经历过多少次，每次的紧张过后，我们都会为曾经的刺激和颤栗长出一口气，痛饮一杯酒，高喊一声“爽”！
很多具体的细节回忆不起来了。只记得当时有过这样的对话：
老袁你那边多长了？玉胜在问。
一分半。袁正明回答。
耀文你那边能再抻一分钟吗？还是玉胜的声音。
差不多。让我“掐”一下长度。是我的回答。
金东，地方台传的东西还有没有没用过的？老袁在问。
看看这盘里面。金东说。
六点过五分了，能开始“串”了吗？玉胜在嚷。
让这个大妈说完这句话……好了，开始“串”吧。我的嚷嚷声。
18：45左右，新一版的节目“串”出来了，由于当时20楼的设备没有字幕机，还必须到二楼的字幕机房再过一遍字幕，耗时至少也得20分钟。当我按下录机的EJECT键，等待录相带弹出来的那一瞬间，我记得我的心跳速度特别地快，心里在默念着“别出事，别出事”。
熟悉电视编辑设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编辑机在一些情况下会突然把录像带卡在某个位置，还会把录像带绞断。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那可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冤死的是编辑，急死的会有一大片人。我所说的这种情况我就曾经遇到过两次，好在当时被“绞”的不是时效性特别强的节目，最多了也就是再辛苦一遍——重编。
所以，当录相带顺利弹出之时，现场的同事们发出一片轻松的叹息。我攥着这盘带子，在一片闪身为我让路的身影中快速冲过，直奔电梯间。走进电梯之后我才反应过来，在我们“串”节目快到尾声的时候，已经有同事通知了台里的动力科，一部电梯已经在20楼停着等候我们。动力科的朋友通过监控摄像头随时注意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