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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到达威远县的当天下午，有两人来访，说是反映情况。其中一人自称是“三联公司事件”最大受害者——国有企业威远瓷厂的下岗职工，他指着同伴说：这位是瓷厂的工人“王师傅”。可是，从他们掌握的内幕和提供的材料上看，很难相信他们只是下岗职工和普通工人。进一步追问，他们依然不肯透露真实身份。
以后，那位“下岗职工”又多次来找过我们，但总是神秘兮兮的，每次待我打开房门后，他都要先问上一句：里面有别人吗？在得知没有外人后才肯进屋，临进屋前还总要向外张望一番，搞得跟“地下党接头”似的。在我们谈话过程中，有时服务员进来送水，他也会显得很紧张，总怕碰见熟人。好在这些服务员都是乡下招来的，自然不会认得他这个“城里人”了。直到我们在威远的采访全部结束了，这位“下岗职工”和“王师傅”也没有向我们公开他们的真实身份。尽管如此，随着采访工作的进行，罩在他们身上的神秘面纱也渐渐地被揭开了……
一天，我和摄像老邢到威远瓷厂采访，得知厂领导在开会，我
便去会议室。在那些厂领导里，竟赫然坐着那位“王师傅”，当他的目光与我相遇时，便赶紧避开我的直视，装出一副与我素不相识的样子。在老邢拍空镜时，我抽空在厂办公室里转了转，猛然间，我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在我面前一闪，躲进了一间办公室里，正是那位“下岗职工”。后来在采访工人时得知，这位“下岗职工”是厂里的头头。再后来，这位曾夸下海口要用全威远县最高级轿车送我们去县政府采访的“下岗职工”，在得知县主要领导对我们的采访持抵制态度以后，便再也没有露面了，而我和老邢依然还是挤坐在一辆人力三轮车里，照旧昂首进入了县政府……
在三联公司事件中，损失最为惨重的威远瓷厂的领导和干部对我们的采访尚且如此谨小慎微，遑论他人。在我们的采访对象中，上自县领导，下至普通职工，要么有口难言，要么话虽出口留半句，更有甚者只用手指着财务账目向我们打哑迷。由此可见，三联公司这件事牵涉的幕后人在当地是多么的权高位重，面对这样的采访对象，记者又能怎么样呢？理解，也只能理解！
由于受数千年封建统治积淀的影响，使得不少国人仍然习惯于人微言轻的地位，习惯于他人“为民做主”，却往往忽视或不敢于“自己做主”。当他们受了冤屈无法把握自身的命运时，往往会把自己的一切包括命运，依附于一种寄托乃至于一种虚幻上面。从古至今，中国的老百姓对清官的感情分外深厚，正是渊源于此，这也是我们《焦点访谈》备受欢迎、备受信赖的根本所在（尽管我们在很多事情上也是无能为力的）。这种信赖，要求我们对那些不敢直言的当事人和“地下工作者”予以理解，惟有理解也才能使我们以一种平和、客观的心态从事这项工作。平心而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缺陷，都有敢怒不敢言感到不平衡的时候，我如此、你如此、他如此、社会也如此；惟其有缺陷，惟其有不平衡，才使你我他、大家和社会有了促进平衡和完美的基础和动力。在这一不断切除人性与社会弊端的过程中，尽管《焦点访谈》不是实施手术的“刀子”，但我们可以做“磨刀石”，虽然自己切不了什么，却能使“刀子”锋利，也可以使弱者活得更像“人”……
1997年8月20日，《三联公司为何解体》播出的当晚，威远县的一位副县长打来电话对我说：县政府的主要领导看了这个节目后，认为那位在前台一手操纵组建三联公司的县经委主任是不称职的。
该片播出的第二天，“下岗职工”在电话里说：感谢《焦点访谈》为维护广大职工的利益所做的工作。
在以后的日子里，来自威远县反映情况的电话依然不断，诸如某个企业为逃避债务实行假破产了等等……
对于这些告状，我无能为力，因为我和周围的同事一样，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记者，仅此而已。但愿那些告状的人也能理解我，真正的理解从来都是双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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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载的代价／黄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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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载酿大祸》这期节目播出后，很多观众打来电话，说问题抓得准狠。我并不觉得它有什么可圈可点的地方。当时，主要也是为了配合2002年5月11日的全国交通安全集中宣传日，而选定了这样的题目。
其实，这几年来，汽车超载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现象，而由超载引发的车毁人亡的交通事故也比比皆是。在采访中，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违章超载的司机固然可恨，但更多的却是可悲和可怜。在京津塘高速公路上发生的40多辆汽车追尾的事故中，超载的大型货车是主要的肇事元凶，基本上都是他们把别的车给撞了。这起事故中，有4个人死亡，8个人受伤，但主要也是货车司机。从结果上看，他们是害人者，或者可以叫他们“公路杀手”，同时，他们也是最大的受害者，伤亡最多，损失也最大。
这种大货车超载带来的危害在节目中已经说了很多，但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玩命地超载呢？节目中说的很少。一方面，受节目篇幅影响，另外，我也不想在几亿观众前，为他们的违法行为找理由。
说实在的，货车的超载也确实有一些不得已的原因。现在，由于运输行业竞争激烈，大家竞相压价，使得运费越来越低，从河北拉一车煤到天津，如果不超载，20吨运费才400多块钱，这400多块钱扣除过路过桥费、油费、税钱和司机（一般是两人）的饭钱，就所剩无几了，如果再加上车辆损耗和养车的一些费用，肯定是亏本的。另外，运管、交警等执法部门还不时地会找些理由罚罚款，你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超载能行吗？！所以，10吨的车要拉到20…30吨，20吨的车就拉到了60…70吨。
这样的情况，绝不仅仅在天津，在全国各地都很普遍，有的地方更为严重。所以，大家一直说，超载问题难解决，难在什么地方呢？关键是司机们没有钱赚，否则，谁会拿着自己的生命不当数。
做完这期节目，我没有想到有什么高妙地办法解决超载问题，公安部门出台了严厉的法规，课以高额的罚款，超载却越来越多，不仅个体司机们超载，一些国营运输企业也超载，甚至，一些货车生产厂家为了方便司机的超载，在车辆出厂时，就给安装了超高的马槽帮和轮胎水箱、加厚了车身的钢板，超载成了一种社会行为。在采访的时候，天津的一些交警在私下对我说，以前，他们抓超载，纠违章，还比较积极，但是，后来，几乎80％以上的货车都超载，这就让他们没辙了，总不能每辆车都拦下来处罚吧，干脆就放行，只要你不出事，警察也不找你。最后就形成了超载越抓越多的局面。
这说的是货车的超载，而客车的超载带来的危害更大，因为这两年发生的群死群伤的重特大交通事故中，超载客车占了一半左右。造成客车超载的原因除了司机忽视安全，只顾赚钱以外，更多的是因为一些偏远山区运力不够。节目中提到的湖南省石门县特大交通事故就非常典型，核载25人的客车装上了67个人，乘车人基本上都是当地的农民，他们去一趟县城要坐3、4个小时的车，而且每天只有这一趟班车，如果赶不上，就只有第二天再走，所以，大家拼了命都要往车上挤。
现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不少山区的农民都出去打工，在春运期间更是特别集中，但是，各种运输企业都把运力投在了长途客车上，很少有人去跑这种利润不高的短途线路，在石门县的山区，能挤上超载客车还算不错了，一些急于出门的人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甚至就坐着一些非法营运的农用车和拖拉机上路了。我们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是的，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仅仅说明农民的安全意识差，更主要的是当地的有关政府部门对农民群众漠不关心，严重失职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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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文的杠杠／刘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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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访谈》走过了十年，这种新闻批评的形式之所以常胜不衰，这与栏目的工作人员严守着业内许多不成文的规矩有着直接的关系。
这些规矩之所以不成文，是因为很难通过文字规定下来，所以在内部的各种规定里找不到它的踪迹，但它又往往在节目的操作中，成为了每个记者给自己划出的一条条杠杠。
杠杠一，没有任何规定说某一个报道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但对于记者来说，就算头拱地也要把节目拱出来。
每一次采访都是一次挑战，这种挑战既包括心理的较量，也包含着危及生命的情境。
几年前的小秦岭金矿，是一个各种黑社会势力横行，持刀弄枪争抢资源的地方，为了能够揭露当地混乱的矿山秩序，在小秦岭金矿，我们坚持要深入到井下进行实地拍摄采访。当地矿山的保卫人员一再劝阻我们说井下的情况太复杂了，四处被打通的矿洞里，放黑枪的随手丢炸药包的在井下时有发生，为了保障生命安全，他劝我们千万不能下去，可不下井，不亲临其镜，报道就很难完成。在井下尽管我们只实地拍摄了一天时间，但却经历了几次生死考验。在一个采空区内，采访正在进行中，忽然感到头顶上传来了沉闷的爆炸声，原来是另一个矿洞拉响了炸药包，不知道谁喊了一声：快跑，刹时手电筒的光也熄灭了，我们摸着黑儿，撒丫子向矿洞深处跑去，一阵轰隆隆声响过后，待惊魂未定的我们回到了刚才的采空区，只见方才采访站立的位置上，从顶上落下的碎石已经堆成了小山，若不是逃的快，这堆碎石肯定成了我们葬身的坟丘。
在矿洞里的行进中又遇到了危险，当时正走在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