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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看来只是一介武夫的冈村宁次，居然能够体验到勤务兵的心理，也着实是不简单。
他本人似乎对此也深感自豪，在1944年5月28日的日记中，冈村宁次写道：十几年来，据我观察，即便是具有相当优秀人格的将官、团队长等，不少对部下入浴问题是不关心的。实为遗憾。
“相当优秀”的人都没看到的问题，“我”却注意到了。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冈村宁次讲，这是因为他有所谓爱护部下必须深入体察部下的立场。客观地讲，此人的确用心精细，且善于从对方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平时连洗澡这样的小事都用心考虑，战时就不用说了。冈村宁次十分注意作战时的一些微小环节，像战前下达命令时，要考虑各位指挥官的具体情况，不同性格，有的交待任务要具体细致，有的则不必多说；在作战过程中，对那种默默实干，不喜汇报的军官率领的部队，应注意查询，否则“则有濒临危机之虞。”战后，应及时到医院慰问伤员。等等。
冈村宁次，就是这样一个既能考虑全局，又很注意细节的劲敌。
冈村宁次是很好战的，这与日军的作战风格是一致的。有专家在论及日本陆军的作战风格时，说：“日军作战的一贯长处是：决策大胆，进攻十分主动而坚决，步兵的行动顽强而又带有狂热精神。”冈村宁次身上即充满了这种“顽强而又带
冈村宁次（3）
有狂热精神”的味道。抗战初期在武汉等地作战时，冈村宁次面对数量上占优势的国民党军，仍能取胜，这固然是因为国民党军指挥失当，素质低下，但也确与冈村宁次主动、顽强的进攻精神有关。
冈村宁次在指挥上是很大胆，敢冒险的。他任华北派遣军司令长官时，曾主张进攻西安和延安，摧毁中国抗日中坚共产党的总部，并压迫重庆，妄想一举以武力解决中国问题。他任中国派遣军司令长官时，又提出进攻中国政府所在地重庆。他在给部下讲述所谓“统帅思想”时，特别提出的一条就是“大胆果敢，确信必胜。”认为过于慎重，不敢冒险的指挥官，在对华作战中，不会有多大战果。而另一方面，冈村宁次却又十分谨慎小心，并注意深入一线，接触实际。他说：“到任后或大战前后，都要首先巡视第一线兵团，这是我的信条之一。”仅到一线兵团还不行，冈村宁次还一定要找下级军官甚至士兵谈话，他说：“我一向主张每次访问前线部队，一定要听取军官、下士官以及士兵的实战经验。”冈村宁次讲，他“从任北满第二师团长，武汉第十一军司令官时起，便乐于到现场倾听下级指挥官、士官、士兵讲述战斗情况，并予以鼓励，至成习惯。”“否则便很不舒心。”冈村宁次就任华北派遣军司令长官后，仅一年，“便对所辖的华北蒙疆地区大致巡视一遍。”这样，就使得冈村宁次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从而制订作战计划时较少先入为主，主观臆断。彭德怀注意到冈村宁次这一特点，指出：冈村有很多本事，能实事求是，细致周密。每次进攻，他都要调查半年之久，做准备工作。没有内线发动配合“维持”，他不进行“蚕食”。他不出风头，不多说话，不粗暴，你从他的讲话里看不出他的动向来。他经常广泛地收集我们的东西，研究我们的东西。冈村宁次，就是这样一个既积极主动，又谨小慎微的对手。
正如彭德怀所评价的，冈村宁次“不出风头，不多说话”，是个挺内向的人。他自己讲，他的爱好是“饮酒、读书、下围棋及钓鱼。”据他的部下讲，他常“翻阅高级综合杂志”，写生画画得也不错。这也都是些内向的人的爱好。冈村宁次曾“认为自己适于搞情报，”做些不声不响的工作，不喜欢抛头露面。
或许是因为冈村宁次有这些爱好吧，因而他“不粗暴”，也不像有些日军将领那样难以相处。用中国的老话讲，此人是很懂得忍而不发的吧。冈村宁次，就是这样一个坐得住，也放得下架子的人；就是这样一个表面不言不语，实际工于心计的人，真是个令人难以琢磨的敌手。对冈村宁次这个人，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中国抗日军民对他是恨之入骨的。在冈村宁次的回忆录里，他自己提到，抗战胜利后，
“在延安发表的战犯名单约二万多人，我被指定为第一号战犯，第二号战犯为曾任华北方面军的多田骏大将，第三号战犯为曾驻山东第四十三军司令官细川中康中将。”冈村宁次说，中共方面始终抓住他不放，“中共方面坚决主张把我定为第一号战犯，直到1949年初与李宗仁谈判时，还要求将我引渡共方，作为谈判的一项条件。在我回国以后，至今仍不断看到报纸上对我的责难和攻击。”冈村宁次对中共方面“不依不饶”的态度，对自己“荣登榜首”的事实，很有些“委屈”和不解，他说：在当地对我个人的战犯问题，是从1945年12月初提出的。然而关于战犯问题中国方面特别重视战争中日军的暴行，其中重大事件有南京战斗等四处。我虽始终在中国战线工作，幸运的是这四处的战斗均与我无关。在冈村宁次看来，他这么一个致力于“日华提携”的人，他这么一个有着许多高雅爱好的人，怎么成了头号战犯了呢？下面，我们先不去引用当年起诉书中的文字和数据，也暂且承认冈村宁次在1937年没有直接参与南京大屠杀，我们就从冈村宁次自供由他一手策划和指挥的冀中“五一”大“扫荡”看一看，他还有什么“委屈”可讲，还有什么道理可说。
如果说，南京大屠杀，是日本法西斯军队在中国城市犯下的罪行，那么，“五一”大“扫荡”，则是日本法西斯军队在中国乡村欠下的血债。
可就是这么一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还偏偏有那么一些中国人对他深表同情和理解。冈村宁次说：“战争结束后，据由重庆来南京的旧友透露，重庆方面一些我的友人，都为我庆幸。”
据冈村宁次的日记，1945年12月18日蒋介石来到南京，仅过了5天，也即12月23日，蒋就迫不及待地会见了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在日记中，记载了当时的谈话要点：蒋：您身体健康吗？生活上如有不便，请勿客气向我或何总司令提出，尽量给予便利。我：深感厚情，生活满好。
蒋：从何总司令处得悉接收顺利进展的情况，殊堪同庆。日本侨民有何困难，也请提出。
我：目前没有，如发生困难，当即奉告。
蒋：中日两国应根据我国孙文先生之遗志，加强协作实为至要。
我：完全同感。
冈村宁次说，“蒋委员长”始终面带微笑，和蔼近人。他特意安排了这次会见，以好言相慰，深感敬佩。
这不像是一个战胜国元首与一个敌国败军之将之间的会见，倒像是多年未见的老友的重逢。
冈村宁次（4）
可能就是因为冈村宁次有这么多的旧友吧，最后，他竟然逃脱了中国人民的审讯，社会正义的法庭，回到了日本。
日本人，特别是冈村宁次的部下，对他则是大加赞美，极力吹捧。说他“在统率及作战方面都是罕见的名将。”是“兼备明智、卓见、果断、意志坚强等优秀品质”的人才。说他“最后成为百万中国派遣军的总司令，乃是理所当然。可惜为时过晚，实为遗憾。”冈村宁次，真的是如他的部下所言，是个如此完美，如此出色的“名将”、“天才”吗？当然不是。首先，冈村宁次在作战上也无法摆脱日军那一套陈旧而机械的教育方法，在指挥上决非像他的部下吹嘘的那样指挥若定，料敌如神。就是在冈村宁次颇为自得的武汉会战中，他的指挥也屡屡出现重大失策，以致参加过武汉会战的原国民党将领，回忆起当年的战况时，竟发出“不知畑俊六和冈村宁次当时是怎样想的”感慨。
其次，冈村宁次在为人上，也有虚伪、冷酷、不敢面对现实的一面。
冈村宁次自称是极其关心日军军风纪的，声称要“勿蹈南京事件之覆辙，”为日本军队“掠夺、强奸、放火的情况很普遍而感到叹惜。”他甚至别出心裁地提出了一套“从中国姑娘的眼神可以看出当地的治安情况的好坏（也包括日本兵的军纪）”的“理论”：绝对见不到姑娘们的踪影。系惧怕日本兵的佐证。治安不好。
对我们的汽车、卡车感到稀奇而远远地从窗口眺望，治安稍好。
在上项情况下，走出家门口眺望，中国姑娘神态自若地走在有日本兵往来的街道上。治安良好。冈村宁次这一套“理论”，倒也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那么既然如此，在这位如此关心军纪，而又大权独揽的司令官先生的统率下，至少华北日军的军纪应该是有所改善吧。下面我们就会看到，冈村宁次亲自指挥的日军，在冀中是怎么样的“军纪”，给冀中妇女带来的是怎样的苦痛。冈村宁次为人十分冷酷，不择手段。他自己在回忆录中说：
日军设在中国的“慰安所”
昔日的战争时代不存在“慰安妇”问题，谈起战争，深感内疚，因为我是“慰安妇”计划的创始人。1932年上海事变时，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