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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农业局农技科长高升终于抽出时间到岭下村来了。他虽然也是市直机关的一个科长，但却一副老夫子的模样，动作有些呆板，神情却很专注，与人们印象中的机关干部那种动作灵便，眼神活络，口气总是很大的形象大不相同。假如他一个人走到外头，恐怕没有人会把他当干部看待。尹凡陪着他到岭下村的山岗、田头和一些村民的家里去转悠，去探访，高升总是一副认认真真的态度，问这个山上种过什么，田里稻子收多少斤，家里主要靠什么为生？领导们下乡视察也常问些这类问题，但农民们都感觉到那里面居高临下的心理和准备施舍的态度，高升的语气里却一点这种的成分都没有，因为高升根本就不具备所谓“施舍”的权力和本领。说实在的，尹凡在党校同学中，虽然结交的朋友不少，像沈强、马兰、卞虎，还有黄日伟、韩玉昆等人，大家比较投缘，也有许多的共同语言，但与这些人打交道，尹凡看中的是他们的机敏、豪爽、热情和讲义气，唯独从高升那儿，他看到的是一种如今已十分鲜见的敬业精神。所以，尹凡一直对高升抱有一种说不出口的敬重。尹凡知道，高升的那份执着在社会上已丧失殆尽了，就连自己曾经那样地有过热血，有过憧憬，现在早已经“识时务”了，世俗化了，而且一旦识了时务，很快也就能跟上潮流，长袖善舞了。高升为啥还能够不为世俗所左右呢？高升当然也不需要别人表达对自己的敬重。他跟着尹凡，村里村外认真地看，认真地做笔记，还从山上、田间挖些土，装进自己带来的小布袋里，说是拿回去化验一下，检验土壤里的酸碱度、PH值和其它一些相关指标。尹凡说，这村里有一户最穷的人家，你要不要去看一看？高升说，我经常下乡，很多农村的贫困户家都去过，特别是山区里面的贫困人家，只要遇上的都会去走一走。虽然帮他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是去看一看，总是能提醒自己，生活上要满足，工作上却不要懈怠。自己多干一点工作，总能对推进贫困问题的解决多多少少出一点力的。毕竟我自己从小是农村长大的嘛。听了高升的话，尹凡倒有点惭愧：自己也是农村长大的，可对于农民的感情却不如高升这样纯粹。两个人走到丙生家里，高升看到的和他在其它地方看到的赤贫户的家庭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丙生的态度和尹凡上次来的时候已经大不一样了。他恭恭敬敬叫尹凡“书记”，对高升叫“高干部”，还说要到邻居家借条凳子给他们坐。尹凡说，不必了。孩子读书怎么样？他一边问，一边用眼睛梭巡着门后，见那儿原先贴对联的地方，那张充满牢骚的对联已经被完全撕掉了，只剩一些粘得过牢的碎纸片还在墙上。丙生回答尹凡的话，说，老师讲，我那大丫头学习很吃苦，比别的孩子懂事。唉，也怪爹妈这个样子没本事，家里一条牛还每天要她牵出去放一下。她放牛的时候还带着一本书去呢。随便聊了几句之后，高升从口袋里摸出一张一百元的钞票，递给丙生，说道，别的也帮不上你，这点钱算我给孩子买作业本和铅笔的。丙生想要拒绝，可高升说，你可不要嫌少，我个人实在只有这么一点能力，别的忙真的暂时帮不上。以后你这个村要是能从生产结构、生产条件上做些改变，说不定生活会慢慢改善。丙生只得将钱收下，一边用眼睛感激地看看高升，又看看尹凡。 从丙生家出来，尹凡责备高升：真不该带你去丙生家。你看看，你那么点工资，你爱人小麦单位效益又不好，正在待岗。你这样子可是给家里增加负担哪。
高升说，我这人就是这样，改不了。像我这样一年花出去的钱也有上千块——但也就是家庭收入的10％多一些吧。可那一百块钱放在这些贫困户身上，起的作用就大了，往往解决的是燃眉之急呀。
小麦知道你这样子做吗？
知也知道。有时候我也会跟她讲。
尹凡说，小麦可真是个贤妻良母。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能理解你的做法真的不容易啊。
唉，该吵架的时候照样会吵架。家里毕竟上有老下有小嘛。
所以呀，我不同意你总是掏自己的钱去帮助人。说实在的，按照你家里的情况，你还需要组织上给你解决问题才是呢。何况你这样子兢兢业业地工作，本身就是对农民们最大的帮助啊。
工作本身是一种责任，可这却是做人的良心呀！
听高升讲到良心，尹凡觉得，这样的词汇已经好久没听见过，都感到陌生了。他想起自己读小学的时候，良心这样的东西曾经被作为唯心主义的东西来批判，很多人早已经将它弃若敝履，不再相信它了。可高升，比自己年长不了几岁，为什么他脑子里还能为这种陈迹一般的观念留下生长的余地呢？
高升回去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