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谕曰： 朕御极以来，从未尝以语言文字罪人，在廷诸臣和进诗册，何止数千万篇，其中字句谬戾，亦所时有，朕皆不加指摘，何恶于胡中藻一人？实以其所刻《坚磨生诗》内，连篇累牍，无非谤讪诋毁之词。不惟谤及朕躬，且敢诋毁国家。本朝抚临中夏，百有余年。凡天下臣民，自祖父以至孙子，世蒙教养深恩。而胡中藻逆伦悖叛，乃至于此，其得罪于列祖列宗者至大。
昔皇考于查嗣庭等案，意在诞妄之徒，必应知所畏惧。而不谓尚有胡中藻其人，自不得不申明宪典，以儆嚣顽。今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等，公同确讯，屡经面对，佥请处以极刑，自属按律定拟。朕意肆市已足示众，胡中藻免其凌迟，着即行处斩，为天下后世炯戒。
连“记出西林第一门”一句诗，也成为胡中藻的罪状，乾隆帝说：“伊在鄂尔泰门下，依草附木，攀援门户，恬不知耻。”鄂尔泰虽然已死，仍降旨严斥鄂尔泰“结党”之罪，云： “胡中藻系鄂尔泰门生，且与其侄鄂昌叙门宜，则鄂尔泰从前标榜之私，适以酿成恶逆。其诗中谗舌青蝇，供指张廷玉、张照二人，即张廷玉之用人，亦未必不以鄂尔泰、胡中藻为匪类也。鄂尔泰、张廷玉亦因遇皇考及朕之君，不能大有为耳，不然何事不可为哉？使鄂尔泰尚在，必将重治其罪，为大臣植党者戒！著撤出贤良祠。”（《清史列传》卷一四，鄂尔泰）可见，乾隆帝兴文字狱也兼有打压相权的意思。
乾隆帝本人已经完全接受了汉族文化，但却很少儒家思想，而专以法家的高压手段处理满汉矛盾、君臣矛盾和君民矛盾。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御史汤先甲上疏，反对以“造作妖言，收藏野史”定为“逆案”，而只“宜坐以所犯罪名，不必视为大案，极意搜罗”。乾隆帝大为不满，严词批驳，将汤先甲奏折掷还。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湖南人刘翱发议论说： “自古国运接续之际，妄生议论，何代没有？”“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得已之鸣，不揣狂妄”。巡抚议将其处斩立决。这些文字狱，也有乾隆帝与鄂尔泰的矛盾在内，是新皇帝借此打击旧宰相的手段。
有无名氏批评乾隆帝的文字狱说：
吾尝读乾隆间御史曹一士《请宽比附妖言之狱，兼禁挟仇诬告诗文，以息恶习》折云： “古代史官采集民歌，以观民风，借以知列邦政治之得失，俗尚之美恶，即是《尚书》的《虞书》出纳五言之意，使下情之上达也。到了周朝末年，郑国子产执政，（为了听取国人的意见）犹不禁乡校之议。只有对惟是行僻而坚，言伪而辩的少正卯，虽属闻人，孔圣人亦必诛之，是厌恶其妖言惑众也。过去因造作语言，明显有背逆之迹，如罪人戴名世、汪景祺等，圣祖（康熙）、世宗（雍正）因其自蹈大逆而诛之，是不得已也。若夫赋诗作文，语涉疑似，如陈鹏年任苏州府知府《游虎丘作诗》，有密奏其大逆不道者。圣祖明示九卿，以为古来诬陷善类，大率如此。康熙帝如神之哲，洞察隐微，其做法可为万世法。连年以来，小人不识康雍两朝所以诛殛大憝之故，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诗书，指摘字句。有司见事风生，多方穷究鞫问，致使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甚可悯也。愚臣以为“井田封建”之论，不过迂儒之谈，不可认为非今反古；述怀咏史，不过词人之习态，不可以为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偶遗纪年，亦或在野之人一时失检，并非就是心怀悖逆，敢于明布篇章。假使以此类文字，都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实在不是国家义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伏读皇上谕旨，凡奏疏中从前避忌之事，一概扫除，仰见圣明，廓然大度，再现古代采风之盛。臣窃谓朝廷之章奏，尚且捐弃忌讳，则在野之笔札，焉用吹毛求疵。请赦下直省大吏，查从前有无此等狱案，现在不准开赦者，条例上请，以俟明旨钦定。嗣后凡有举报文字者，若无的确踪迹，以所告本人之罪，依照律法反坐，以为挟仇诬造者戒。差不多可以免除文字之累，告讦之风可息矣”云云。
由此可知当时文字之狱，其层见叠出者，殆难数计。夫即以胡中藻一案论之，如上谕中所举各条，任意翻开何人文集，此等语句其孰能免？而连坐是诛夷九族，牵连钩党，凡有血气之人，其谁不自危？曹氏所谓井田封建，述怀咏史者，皆可以致大逆不道之罪案。无怪乎举世之学者，舍最无用之学术外，不敢研究也。龚定庵（自珍）尝云： “积数百数十年之力，以振荡铲锄天下之廉耻，既殄灭既狝杀既诛夷，不过借祖宗之余荫，一旦责有气节于其臣，不亦晚乎？”呜呼！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从来渐侵久矣。而世宗不杀曾静之身，不焚吕留良之书，而且以其供词判布，颁示天下，其操纵一世之妙用，实有可惊者。嘻！二千年历史上雄才大略之君主，类似这样的人大概很稀少罢。
曹一士上奏折请求放宽文网，是乾隆朝初期针对雍正朝的情况而言，然而到了乾隆朝中期情况之恶劣却大大超过了雍正朝。文字狱之兴，无非莫须有之罪名，乾隆帝显然是病态心理，而许多官员更以制造文字狱为能事。所以就出现了“举世之学者，舍最无用之学术外，不敢研究”的局面。无名氏的这句话意义非常深远，所谓“最无用之学术”无疑是指乾嘉考据之学，“无用”是相对于中国传统学术义理之学而言的。中国学人受乾嘉考据之学的毒甚深，于今尤烈，完全可以媲美于受水和空气污染之毒。考据之学如今非常之现代化，工具理性至极。台湾学者徐复观有一篇文章《两篇难懂的文章》批评两位学者视考据之学术为本、义理之学为末的观点，很值得一读。乾隆帝大兴文字狱对中国社会的遗害实在是太深太远了。
时人王撰有一首诗，控诉清廷文字狱。读来颇为沉痛：
闻雁有感
数声哀怨半天闻，无限离愁寄白云。
矰缴每从文字起，书空咄咄却忧君。
乾隆帝的霸道
乾隆初年，乾隆帝为政宽和，一派新气象。他曾总结康熙帝和雍正帝为政的得失，说过为政不可过宽，亦不可过严，应实行中道一类的话。但是，当他看到吏治逐渐废弛，官僚日趋腐败的现实以后，就改变初衷，又开始实行严刑峻法。他说： “执用两中（中庸之道），必随时消息，当临御之初，因人命攸关，实切切不忍，宁失之宽。今阅历既久，灼见事理，若一味姑息纵舍，则失之懦弱，裁度因时，方得权衡不爽。”从康雍乾三帝的治术宽严变化的情况来看，帝王要真正审时度势，宽严相济，实行中庸之道，几乎是不可能的。
乾隆帝做了五年皇帝，观念开始转变。他有一首诗曰，“念予志学时，所慕君子儒。诗亦尊李杜，文亦宗韩苏。要归践履宝，圣言非我诬。即今持治柄，岂不慕唐虞。措行始知艰，虑为空言徒。裁诗铭座右，庶几日警吾。”（《御制诗初集》）就是说，当初从帝师学习儒家的治道，信服圣人的思想，并要付诸实践。做了皇帝，本来也想学尧舜，如今才知道儒家理想不过是“空言”。
乾隆十五年，他曾说，当御极之初，依照从宽好名之习，不能忘怀。如今阅事既多，方知道要戒除邀名誉的弊病。熊学鹏借天旱为由，上疏陈言，指出“今年臣工条奏更改刑名律例，大多尚严厉”，建议“降旨晓示内外臣工，办理一切刑名，不可苛刻相尚，条奏增设科条者，概行禁止”。乾隆帝大为不悦，斥责熊学鹏悖谬，声称自己“慎持权柄，必不为浮言所动”。现在乾隆帝对于体现儒家思想的言论，大多斥为“浮言”。他信奉“法在必行”的法家治术。他认为，宽仁治术是妇寺之仁，水懦易沉，朕不为也。
十八年，乾隆帝降旨斥责四川按察使周琬断案宽纵。
二十二年，湖南布政使杨灏以贪黩罪下狱，部议缓决。乾隆帝“检阅之下，不胜手颤愤慄”。一怒之下，将三法司所有办案人员全都交部议处。
二十三年，乾隆帝重新审定了他早年的文集《乐山堂文集》，将当年在理学帝师影响下所写的体现儒家宽仁思想的言论一概删去，比如《宽裕温柔足以有容论》一文就被删削。当年，他受理学帝师的教诲，多少有些儒家理想，崇尚“贞观之治”，自称读其书想其时“未尝不三复而叹曰： 贞观之治盛矣！”做了皇帝多年以后，思维方式大变，正所谓存在决定意识。乾隆帝把儒家思想视为虚伪，大加贬斥。他说： “昔唐太宗之于魏征，徒以金帛赐赠，沽纳谏之名，原非虚衷听受。试思唐太宗果从谏如流，魏征果直言无隐，则太宗缺德之事多矣，即强纳巢剌王妃之时，何不闻魏征谠言谏阻耶？当时君臣之间，相率为伪，不能相与以诚，而竟能博千载美名，实为朕所不取。”乾隆帝对臣工苛察至深，他以苛责臣工的方式苛责古人，走入极端，丝毫没有中庸之道。奇怪的是，他对和床⒉豢敛臁！�
乾隆帝的法家思想集中表现在《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一书中。试举几例。
论及“竹林七贤”，他说： “诸人虽然自托佯狂垢污，然而败礼伤化，本为国法所不容也，即以明哲保身而言，也当以孙登为正。”孙登是西晋的高士，“沉默自守，无所言说”，但很善于登山长啸，后世有所谓“孙登啸”之称。他教嵇康，但是嵇康没有学会。孙登对嵇康说： “君性烈而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