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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对于张伯行也不完全满意，曾批评他： “朕昨召进张伯行，令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处，彼全不能讲……张伯行自谓知性理之书，性理中之《西铭》（张载）篇尚不能背诵，以为知性理，可乎？凡人不通五经、四书，如何能讲性理？……张伯行为巡抚时，有人逢迎，彼即喜之”。张伯行不能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能正是他明理之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孔子的这句话长期以来都被人们理解为，老百姓只能受驱使（使由之），不能让他们明白道理（使知之）。由此认为孔子主张愚民政策。张伯行大概是不同意这种解释的，然而又不能给出更合理的解释，所以就“全不能讲”了。中国文化因为遭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难，出现了断层，后人对于古人文字的解释，不太可能完全准确，孔子的这句话一直被误解。直到前些年荆门郭店楚墓竹简的出土，孔子的话才有了正确解释的依据。孔子这话的意思是，只能以身作则带领老百姓去做（使由之），不能教导老百姓应该去做什么（使知之）。可惜张伯行没有看到郭店楚简。至于说张伯行不能背诵张载的《西铭》篇，就断定他是不懂理学，就是把理学当成记诵之学，更没有道理了。由此可见，康熙帝自己并非真理学家，顶多算半个理学家。
清初的理学名家，有数十人，依康熙上述所品评把理学名臣都视为假道学，而能成为名实相符的真道学者，恐怕只有康熙帝自己了。
清初盛世的出现，与理学名臣对于国家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但是，人们也可以看到由于他们很难做到言行一致，某些人如徐乾学为了个人的名利，败坏了社会风气。李光地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的道理不明，他们常做主考官，把一些道理不通的卷子认做好文章，选拔出的科举士人就不能治国。李光地的意见是很正确的，即使没有科场舞弊，学术有偏颇，国家也要遭殃。
明末，中国学术败坏，士风日下，导致人心涣散，出现了上下交争利的腐败局面。清初学者把问题的症结归咎于王学末流的泛滥。如黄宗羲说： “明人讲学，袭《语录》糟粕，不以六经为根坻，束书而从事于游谈。”王世贞说： “今之学者，偶有所窥，则欲尽废先儒之说而驾其上。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甚陋；无行，则逃之性命之乡，以使人不可诘问。”顾炎武认为王世贞“此三言者，尽当日之情事矣”。陆陇其说： “王氏之学遍天下，几以圣人复起；而古先圣贤下学上达之遗法，灭裂无余。学术坏而风俗随之，其弊也，至于荡轶礼法，蔑视伦常，天下之人恣睢横肆，不复自安于规矩绳墨之内，而百病交作。至于天启、崇祯之际，风俗愈坏，礼义扫地，以至于不可收拾。”古人把国家兴亡的责任放在读书人的肩上，认为他们的学问道德出了问题，就会导致天下大乱。这也讲得通。
其实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与程朱“言行一致”并无不同。王学末流固然不足道，然而程朱后学也未必可观。有鉴于此，康熙帝对于当时的理学名臣十分求全责备。康熙帝认为读书明理，贵在学以致用。所谓“道学之士，必务躬行心得”。道学即是理学，又称新儒学，有别于孔孟之旧儒学。康熙帝认为假理学家口是心非，言行不一，他认为汉人道学家大多如此。
对于那些平日以理学自居而言行不一的帝师们，康熙帝虽未公然斥之为假理学，但也不以真理学视之。这些人都遭到或轻或重的整肃。
康熙二十一年，吏部题补内阁学士员缺时，开列名单内有崔蔚林其人，康熙帝读了他的文章，说他无知，“岸然自负为儒者”实在“可鄙”。并说： “伊以道学自居，然所谓道学未必是实。闻其居乡亦不甚好”。康熙帝先读了他的文章，又考察其实践。这种思路也是对的。关键是考察是否客观。许多所谓考察往往是先入为主的主观主义。
康熙帝对于张伯行也不完全满意，曾批评他： “朕昨召进张伯行，令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处，彼全不能讲……张伯行自谓知性理之书，性理中之《西铭》（张载）篇尚不能背诵，以为知性理，可乎？凡人不通五经、四书，如何能讲性理？……张伯行为巡抚时，有人逢迎，彼即喜之”。张伯行不能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能正是他明理之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孔子的这句话长期以来都被人们理解为，老百姓只能受驱使（使由之），不能让他们明白道理（使知之）。由此认为孔子主张愚民政策。张伯行大概是不同意这种解释的，然而又不能给出更合理的解释，所以就“全不能讲”了。中国文化因为遭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难，出现了断层，后人对于古人文字的解释，不太可能完全准确，孔子的这句话一直被误解。直到前些年荆门郭店楚墓竹简的出土，孔子的话才有了正确解释的依据。孔子这话的意思是，只能以身作则带领老百姓去做（使由之），不能教导老百姓应该去做什么（使知之）。可惜张伯行没有看到郭店楚简。至于说张伯行不能背诵张载的《西铭》篇，就断定他是不懂理学，就是把理学当成记诵之学，更没有道理了。由此可见，康熙帝自己并非真理学家，顶多算半个理学家。
清初的理学名家，有数十人，依康熙上述所品评把理学名臣都视为假道学，而能成为名实相符的真道学者，恐怕只有康熙帝自己了。
清初盛世的出现，与理学名臣对于国家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但是，人们也可以看到由于他们很难做到言行一致，某些人如徐乾学为了个人的名利，败坏了社会风气。李光地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的道理不明，他们常做主考官，把一些道理不通的卷子认做好文章，选拔出的科举士人就不能治国。李光地的意见是很正确的，即使没有科场舞弊，学术有偏颇，国家也要遭殃。
明末，中国学术败坏，士风日下，导致人心涣散，出现了上下交争利的腐败局面。清初学者把问题的症结归咎于王学末流的泛滥。如黄宗羲说： “明人讲学，袭《语录》糟粕，不以六经为根坻，束书而从事于游谈。”王世贞说： “今之学者，偶有所窥，则欲尽废先儒之说而驾其上。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甚陋；无行，则逃之性命之乡，以使人不可诘问。”顾炎武认为王世贞“此三言者，尽当日之情事矣”。陆陇其说： “王氏之学遍天下，几以圣人复起；而古先圣贤下学上达之遗法，灭裂无余。学术坏而风俗随之，其弊也，至于荡轶礼法，蔑视伦常，天下之人恣睢横肆，不复自安于规矩绳墨之内，而百病交作。至于天启、崇祯之际，风俗愈坏，礼义扫地，以至于不可收拾。”古人把国家兴亡的责任放在读书人的肩上，认为他们的学问道德出了问题，就会导致天下大乱。这也讲得通。
其实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与程朱“言行一致”并无不同。王学末流固然不足道，然而程朱后学也未必可观。有鉴于此，康熙帝对于当时的理学名臣十分求全责备。康熙帝认为读书明理，贵在学以致用。所谓“道学之士，必务躬行心得”。道学即是理学，又称新儒学，有别于孔孟之旧儒学。康熙帝认为假理学家口是心非，言行不一，他认为汉人道学家大多如此。
对于那些平日以理学自居而言行不一的帝师们，康熙帝虽未公然斥之为假理学，但也不以真理学视之。这些人都遭到或轻或重的整肃。
索额图由第一功臣变为第一罪人
索额图（？~1703），满洲正黄旗人，是索尼第三子，俗称“索三爷”，而《清史稿》误为“第二子”。逮治鳌拜，助康熙帝掌握实权，索额图实为首功。康熙帝授索额图国史院大学士。康熙九年十月，改内三院为内阁，索额图为保和殿大学士，任纂修《清世祖实录》总裁官，十一年告成，加太子太保。仅几年时间，索额图便由侍卫跃居高位，其升迁之速，大概只有乾隆朝的和梢杂胫啾取�
索领图兄噶布喇之女是康熙帝皇后（孝诚仁皇后），康熙十三年生太子胤礽。索额图是太子外叔祖叔父，史载“索额图生而贵盛，性倨肆，有不附己者显斥之。与朝士独亲李光地”。时明珠因主张撤藩，符合皇帝的意图，受到器重，授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办事。明珠与索额图同柄朝政，二人因主张不同，早有夙怨，因而相互倾轧，各结党羽。“明珠则务谦和，轻财好施，以招来新进。异己者以阴谋陷之，与徐乾学等相结。”（《清史稿》卷二六九，《明珠传》）二人为树立门户，均不分满汉、不论新旧，于官僚集团中广为朋比交结，于朝政各执一端，以人论事。索额图善待太子，明珠则反之，朝廷中有侍皇太子者，皆阴斥去。在康熙朝，除了鳌拜，威胁皇权的权臣，就是索额图与明珠。就权势与地位而言，二人可谓势均力敌。索额图的特点是嚣张，明珠则阴险。
康熙帝为人宽厚，虽然索额图有“撤藩激变，请诛建议之人”的奏议，但是并没有因此失宠。索额图权势依旧，在内阁办事作风专横。如康熙十八年，京察，翰林院掌院学士拉萨里、叶方蔼对于侍读学士顾八代在镇南将军莽依图军中的功绩予以“政勤才长”的评语。索额图擅自改为“浮躁”。按照清朝制度，“浮躁”例应降调。将军莽依图上疏为顾八代表功并请委以副都统职，参赞军务，顾八代之委屈始得申。
康熙帝说，索额图、明珠二人结党相倾，“徇庇党羽，图取财赂，作弊营私。种种情状，朕久已确知。”召索额图等至乾清门，历数朋党之祸。康熙说： “人臣服官，惟当共同不懈，安靖国家，一意奉公。如或分立门户，私植党与，始蠹国害政，终必祸及家身。历观前代，莫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