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错误之由。康熙帝十分感激沈荃的严格教授，在他离开南书房之后，仍常常将其召入，请教书法。又擢其子沈宗敬，以编修入值南书房。沈荃曾提出： “唐吴兢所撰《贞观政要》一书，君臣咨询恭儆，大有裨于治道，皇上宜置左右，时时浏览加以反省。”康熙帝说： “此书朕亦时时览之。”又说： “《四书》屡经讲读，朕心业已熟晓。每观《通鉴》，事关前代得失，甚有裨于治道，应与《四书》参讲。”康熙帝颇重视《贞观政要》和《资治通鉴》，其讲学之道，经史并重。
励杜讷入值书房，授编修、侍讲，后曾任光禄寺少卿、宗人府府丞、左副都御史、刑部侍郎等职。他也是子孙四世入翰林，三世入值南书房。
清初，魏象枢、魏裔介两人也是理学名臣。魏象枢廉正耿直，曾疏请定布政使会计之法，以杜绝欺隐；立内外各官治事之权限，以清除稽滞。他的意见朝廷都采纳施行。他又屡次分疏： “戒淫侈，宜正人心；励风俗，宜修礼制。”“国家根本在百姓，百姓安危在督抚。”曾言“以言道学，则躬行实践真道学也”，常能言人所不敢言。见大臣就规劝为善之道，态度诚恳，现身说法，人感其诚。而魏裔介居言官最久，25年的官场生涯，历经四个时期，即多尔衮时期、顺治帝亲政时期、鳌拜等四大臣辅政时期、康熙帝亲政时期。生平笃信程朱之学，有胆有识，屡次上疏敷陈剀切，多见施行。可惜，康熙帝亲政以后，并没有重用他，几乎遭到整肃，能保全性命已经是万幸了。这是康熙帝用人上的一个失误。
入值南书房者，不论原来是何官职，一律授予翰林院职衔，称南书房翰林，往往兼任或转任外职，备受信任，加以重用，如陈廷敬、张玉书任尚书、大学士，王士祯、徐乾学任尚书，王鸿绪任御史，叶方蔼、孙在丰等任侍郎。入值南书房者，大多为汉人，只有少数满人，这对提高汉族大臣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康熙帝擢用他们之前，会先有一番观察过程，有一次，他对张英说： “翰林系文学亲近之臣，一向因为日讲，时时进见，可以察其言行举止。近日来进见稀少，讲官侍班不过顷刻，岂能深悉？著将翰林院、詹事府、国子监官员，每日轮四员入值南书房，朕不时咨询，可以知其人之能否，以备擢用。”
王士祯是当时的著名诗人，入值南书房前，在一次考察中竟出了丑。康熙帝召他入懋勤殿，出题面试，命他赋诗，王士祯诗虽作得好，但文思却慢，初次见到皇帝，一紧张更不知如何下笔。张英见状替他着急，便悄悄在一张纸上写诗一首，然后揉成纸团，放在他的桌案上，王士祯也就照抄一遍，得以完卷。康熙帝无意之间，将此看在眼里，却不点破，给二人留了个面子。只是调侃张英说： “人家都说王士祯的诗丰神妙语，朕看来跟你写的诗也差不多嘛。”张英也只好厚着脸皮说： “哪里，王士祯的诗比臣的诗强得多啦。”
由此小事可以看出，康熙帝对儒臣向来持一种仁和宽容的态度，这样，儒臣对皇帝就真正地心悦诚服。康熙帝对以仁义、恕道为标志的孔孟之道是完全服膺的，他为政宽仁之处在优容词臣这一事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南书房词臣高士奇、陈廷敬、王鸿绪等人身兼要职，高、王为姻亲，结成朋党，广收贿赂。徐乾学、徐元文、徐秉义三兄弟号“昆山三徐”，东南文学之士想猎取功名者，莫不依倚三人以为奧援，趋之如水之赴壑。徐乾学任左都御史时，力倡风闻言事（即可以根据道听途说弹劾官吏）。三徐在朝招权纳贿，其亲属门客，在乡倚势横行，欺压百姓。他们多次受到御史弹劾，康熙帝也不深究，只是让他们回籍休致了事。以后又召进京修书，或官复原职，大多得以善终。
对于官僚的腐败，康熙帝深有了解，但是面对制度性腐败，康熙帝也无可奈何，不过他没有如乾隆帝纵容和茄萑莨剂拧Ｃ髦橛惺队胁牛墙岬秤剑霸吲ǎ墙澹３Ｔ獾娇滴醯鄣呐馈：罄疵髦槭艿接返溃滴醯劢龈锍笱恐跋危挥枭罹浚允谀诖蟪贾啊？滴醯哿酱吻渍髯几炼髦榇诱饔泄Γ罄从只指丛埃钪盏靡陨浦铡�
康熙帝曾告诫漕运总督徐旭龄说： “为官须廉洁，不可纵吏扰民。然而待属员不可过苛，下吏各有艰难之处，惟心平气和，则皆悦服矣。”持平则不偏，不偏即是执中。康熙帝自己对待大臣一向是较为宽严适中的。他说： “君德莫大于有容，治道莫尚于能宽。”做官之人有几个不贪的？若不过分贪婪，他一般都不纠，稍贪而又能办事，能过得去就行了。所以，康熙朝晚期，吏治非常松懈，国库也空虚了。这是康熙帝过于宽仁的后果，迫使雍正帝不得不一登基就力纠腐败。
康熙帝不断把汉族地主阶级中的才智之士，充实到中央行政机构中，委以要职，询以治国之道。他通过学习汉书，谙熟了儒家学问，带动满洲贵族子弟讲明礼仪，习于学问，讲求尊君亲上之道，推崇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道德观念。这不仅大大提高了汉族地主阶级在清朝政权中的地位，也缓和了满汉的民族矛盾，稳定了社会秩序。
一些讲究气节的明代遗臣，对清政府仍然采取不合作的态度，绝不出仕，但对其后代，却不再限制他们参加科举考试。他们有了科名，当然也就开始参与国事，亡国之仇也就淡化了。事实上，清朝前期社会的繁荣和安定，以及平定吴三桂之乱、统一台湾，这些事业成功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康熙帝重用了汉官、汉将和汉儒，吸收了汉族文化，康熙帝和明珠的最大功绩是使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事务都走上了正轨。所谓“正轨”就是国家化，而不是民族化，剃头束发当然是一个例外。
儒臣士子空谈性理，在某种程度上是明朝亡国的原因，而满洲重武轻文又不能治国，二者折衷，取长补短，符合中庸之道。康熙帝倡导的理学，偏重于实践。他说： “朕一生所学者，为治天下，非书生坐观立论之易。”从而造就了清朝前期的盛世。
李光地盛赞康熙帝说： “自朱子以来，至我皇上又五百年，应（五百年必兴）王者之期，躬行圣贤之学，天期殆将复启尧舜之运，而道统与治统复合乎？”张玉书称赞康熙帝： “圣德神功卓越千古，道统治统兼总百王，而犹日御讲庭，经典学之不倦。”封建社会有所谓“正统”和“道统”之说，前者指权力的合法性，后者指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权力的来源几乎都是暴力，因此无真正的正统可言，而意识形态则不一样。汉朝统治者之所以“独尊儒术”，是鉴于秦朝推行法家的严刑峻法治国方针的失败，乃大力倡导儒家的仁政、爱民的治国理念。当然，在实际的施政措施上，法家的统治方法却保留的更多，因为法家的学理来源之一就是儒家某一流派的某些思想，儒法两家有相同之处。但是，处于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还是儒家思想。借用丘吉尔的表达方式，可以说： 儒家虽然不是最好的，但却是最不坏的。这当然是指中国社会的封建时期。不过即使在今日，儒家思想也并未完全无用。
清朝的崛起和立国依靠的是武力，在明朝前期满洲连文字都没有，努尔哈赤时期刚刚创造了文字。很显然，依靠满族自身的文化，根本无法统治一个大国。因此，吸收汉人的文化乃是不可避免的。鳌拜一派的清朝贵族也许不久就会被迫接受汉儒文化，但是被迫接受汉儒文化的效果一定很差，且太平盛世亦绝不可能出现。元朝就是如此。康熙帝的选择是最明智的，由主动吸收到热爱的程度，中国因为有了康熙帝才又强盛起来。这些都离不开帝师的帮助。
在汉人占绝大多数的中国，“异种称王”必然导致民族矛盾的尖锐化和政权的不稳。面对汉族广大知识分子不合作的状况，康熙帝一面制定了民族高压政策，一面实施“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使程朱理学“死灰复燃”。 这固然是出于征服人心的需要，但也确是出于他对汉儒文化的衷心服膺，反映出其胸襟的广大和智慧的高深，以及他的务实精神。康熙帝崇尚理学，也是他治术的技巧。他遇到的首要问题是要削弱“祖宗家法”对皇权的限制，这是康熙朝汉儒大臣受重用的主要原因。康熙帝把程朱理学作为儒学正统，是重视实用精神的表现。清朝前期社会的繁荣也证明了理学有其实用的价值，后人实在不应该一概予以抹煞。
康熙帝不但吸收了汉儒文化，甚至对西洋文化也有莫大的兴趣。这种学习兴趣是由儒家的“格物致知”思想决定的。儒家有一事不知、君子之耻的观念。儒家文化既然没有妨碍康熙帝学习西洋文化，怎么又会成为中国社会学习西洋文化的阻碍呢？问题出在康熙帝之后的雍正帝和乾隆帝身上。尤其是乾隆帝大搞文化专制主义，登峰造极，前所未有，才使中国的士人求新知和求真理的学习兴趣和能力都丧失了，只能搞考据这类无聊的玩意，于是中国由盛而衰。
就把国家由强盛引入衰亡这一点来说，乾隆帝颇有几分像唐明皇。如果乾隆帝能够像康熙帝一样具有求新知求真理的态度，清朝像唐朝一样坦然地吸收外来文化本不成问题。然而乾隆帝对儒家的修身、仁义、爱民等思想非常轻视，与康熙帝有天壤之别，所以他也不可能容忍士人自由的求真精神和西方的先进文化，完全背离了康熙帝的治国方针。
不使汉将全面倒向吴三桂
清朝廷利用原明朝的降将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等人消灭了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和南明王朝之后，封吴三桂为平西王镇守云贵，封耿精忠为靖南王镇守福建，封尚可喜为平南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