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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方：＇班因在《汉书》中却反对司马迁的这一看法，他说：“天子和诸候建立国家，从卿、大夫到老百姓，自上而下，都要有等级差别。因此，人们才驯顺地忠心敬上，基层的人也不敢有非分之想。孔子说：‘天子统治有道，天下太平，那么国家的政权就不会落在士大夫手中。’百官各有其职，守法听令，以尽其职责，越权被诛，侵犯受罚。这样才会上下和顺，把事情治理好。周王室衰微时，礼乐制度和征伐叛逆的决策权落在了诸候手里。齐桓公、晋文公之后，大夫掌握了国家大权，臣僚替天子发号施令。这种衰败的情况到了战国时代，又是合纵，又是连横，诸侯各国竞相用强权和武力征伐称霸。于是各国的公子——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楚国的春申君，都借着王公的势力，收罗游侠，使鸡鸣狗盗之类的事屡屡发生，老百姓不得安宁，而他们却受到了各国君主的礼遇。赵国的丞相虞卿抛弃国家的利益去救他的患难之交魏齐；信陵君魏无忌窃取虎符假传国王的命令，让朱亥用锥杀死了将军晋鄙，夺取军权，去为平原君赵胜解救被包围的赵国。他们就是用这种欺上瞒下的方式得到诸候的器重，因此而扬名天下。
人们在慷慨激昂地谈论起大侠来的时候，都把信陵君、平原君、孟尝君，春申君推崇为首领。这样一来，就形成了背弃国家、结党营私的局面，而忠守职责，为国效力的大义就被破坏了。等到汉代统一天下后，实行无为宽松的国策；这种不良风气没有得到彻底纠正。魏其候窦婴和武安候田汀庑┤耍诰┏侵谢ハ嗑赫业乃朗扛浚还狻⒕缑现啵诮滞废镂埠岢逯贝常琶裰冢堑氖屏梢源锏娇は爻窍纾钔踝佣运嵌嫉帽肮ァ�
许多老百姓把他们当作大英雄，对他们羡慕不已。这些人即便是身犯国法，铛锒入狱，还自以为能扬名后世，有如季布、子路或李牧一类的勇士，死而无悔。曾子说：‘国王丧失治理天下的总则，那么人民就会长时间的妻离子散。’如果不是明智的国上当政，向全国人民讲清好坏的标准，然后用礼法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人们哪里会知道国家禁止的是什么，从而走上正道呢？古代的正确看法是：对于象尧、舜和文王，春秋五霸就是罪人，而六国是五霸的罪人，以此类推，信陵君等四豪就是六国的罪人。何况象郭解这一类游侠，以一个卑微的匹夫，窃取了生杀大权，他们的罪过，纵然是杀头都太客气了！”
【经文】
＇是曰：＇《尸子》曰：“人臣者，以进贤为功；人主者，以用贤为功也。”
《史记》曰：“鲍叔举管仲，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之能知人也。”
＇非曰：＇苏建常责大将军青曰：“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士大夫无称焉。愿观古今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大将军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尝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其为将如此。
＇议曰：＇此一是一非，皆经史自相违者。＇
【译文】
＇正方：＇《尸子》说：“人臣以推荐贤者为有功；人主以任用贤者为有功。”《史记）说：“鲍叔牙举荐管仲；天下人很少赞美管仲，而是称赞鲍叔牙有知人的才能。”
＇反方：＇苏建经常责备大将军卫青：“你自高自大，使得天下的贤士大夫都不称颂你，希望你象古今名将那样招揽、选拔德才兼备的人。”大将军卫青抱歉地说：“自从魏其候、武安候大宴宾客，招贤纳士以后，天子曾对此非常愤怒。亲近士大夫，招揽贤士，罢黜不肖之人，那是人主的权力；做为人臣，只要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就可以了，何必要去招贤纳士呢？”卫青做为汉武帝的大将军，终生都是这么做的。
＇以上所列举的一正一反的命题，都是从经史典籍中摘录出来的自相矛盾的立论。＇
【经文】
班固云：“昔王道既微，诸候力政，时君事主，好恶殊方，是以诸家之术，蜂起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令诸候。其言虽殊，譬犹火水相灭，亦能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事虽相反，而皆相成也。”
《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此之谓也。
【译文】
班固说：“从前王道衰微，诸候各国竟相巩固自己的政权，由于当时各国的君主好恶不同，因而使诸子百家的学说蜂拥而起。他们各执己见，大力宣扬自己的理论观点，并且到处游说，争取让诸候采纳。他们的学说虽然各不相同，但就象水与火的关系一样，相灭而又相生。仁和义，敬与和，虽然相反，然而它们却都相辅相成。”
《周易》说：“天下人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而达到共同目标的途径却有各种各样；天下的真理是同一的，而人们思考、推究真理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却是千差万别的。”《周易》所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适变十五
时代在变，所以治国方针也要变。即使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治国方略也得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变化。
【经文】
昔先王当时而立法度，临务而制事，法宜其时则理，事适其务故有功。
今时移而法不变，务易而事以古，是则法与时诡，而事与务易，是以法立而时益乱，务无而事益废。此圣人之理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当时而立功，在难而能免。
＇秦孝公用卫鞅。鞅欲变法，孝公恐天下议己，疑之。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智之虑者，必见教于人，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人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人，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人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因人而教，不劳而功成。缘法而理，吏习而人安。”卫鞅曰：
“龙之所言，世俗之言。常人安于习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以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杜贽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修礼无邪。”卫鞅又曰：“治代不一道，便国不法故。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遂变法也。＇
由是言之，故知若人者，各固其时而建功立德焉。＇孟子曰：“虽有磁基，不如遇时；虽有智慧，不如逢代。”范蠡曰：“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语》曰：“圣人修备以待时也。”＇
何以知其然耶？桓子曰：“三皇以道治，五帝用德化，三王由仁义，五伯用权智。”＇说曰：无制令刑罚谓之皇，有制令，无刑罚谓之义；赏善诛恶，朝诸候，朝事，谓之王；兴兵众，立约盟，以信义矫代谓之伯。文子曰：“帝者，贵其德也；王者，尚其义也；霸者，迫于理也。道狭然后任智，德薄然后任刑，明浅然后任察。”议曰：夫建国立功，其政不同也如此。＇
五帝以上久远，经传无事，唯王霸二盛之类，以定古今之理焉。＇秦汉居帝王之位，所行者霸事也。故以为德之次。＇
【译文】
从前先王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建立政治制度，根据当时的任务制定政策，制度和政策与当时的实际情况和任务相符合，国家才能治理好，事业才会有成绩。形势和任务变了，制度和政策还要死搬已经过时的那一套，使制度与时代、任务与政策脱节，这样一来，即使有好的制度和法规，也是劳而无功，徒增混乱。所以圣人治国，一不法古，二不贪图一时之宜。因时变法，只求实效。这样，遇到烦难也容易解决。
＇秦孝公既用卫鞅，想要变法，又怕天下议论自己。卫鞅说：“疑惑不决的行为没有名声，疑惑不决的事情没有功绩。且有高于常人的行为，本容易为俗世所反对。有独特见识的计谋，必为人民所低毁。愚笨的人，仍不明已完成的事情；聪明的人，却能预见未来的事情。行事的开始，不可与人民共谋，而只可与他们共享事业成功的快乐。能谈论至德要道的人，不与世俗合流；能建立伟大功业的人，不与众人共谋。因此圣人只要可以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效法旧制度；只要可以便利人民，就不必遵循古礼教。”孝公说：“很好！”甘龙说：“不对！圣人是不改变民俗来教化的，聪明的人是不改变旧法来治国的。能依照民俗来教化的，不费力就能成功；能依照旧法来统治的，官吏习惯而人民安适。”卫鞅说：“甘龙所说的，是世俗之言。常人苟安于旧世俗，学者拘泥于旧见闻。以这两种人来做官和守法都还可以，但却不可以用以议论旧法以外的新事物了。三代不同礼教，而各治天下，五霸不同法律，而各成霸业。聪明的人能制作新法，愚笨的人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