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国有四个人家徒四壁，说明整个国家没有多少储备。”所以说，运送粮食给一百里外的军队，国家就会在一年里缺粮；给二百里外的军队，就会在二年里缺粮；给三百里外的军队，就会在三年里缺粮。这就叫做国家虚空。
国家虚空，就会导致百姓贫穷；百姓贫穷，上下就不会相亲。上层不能树立恩德，百姓不能养活自己，离异叛逆之心就会滋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打仗，即使胜利了也等于失败。
所以说，虽然在外打败了敌人，在内建立了功勋，然而做为胜利者，仍要象对待丧礼一样，将军身穿白色的丧服，向国君请罪。国君说：“在兵戎相加的危急时刻，那里还顾得上提及国家的困难情况呢？擒获敌人，夺取胜利，为将的没有罪过。”于是让他光荣退职，以去除他的威势。高飞的鸟死了，精良的弓箭就该收藏起了；敌对的国家被灭亡了，谋臣也该是除掉的时候了。除掉并非是要杀掉他，而是把他沉在深渊之中。所谓沉在深渊之中，是指除去他的威势，废止他的权力，在朝廷中封赏他。让他位极人臣，用以彰显他的功劳；给他肥活的土地和封邑，让他享福，使他心满意足。仁爱者的下属，可以交合而不可离异；掌有威重之权是让人高兴的，但最难以转移。
所以说，大战一停，还师于朝之时，也是存亡的关键时刻。所以要用官位来削弱将军权力，要用封侯赐爵去掉将军的威势。对于辅佐称霸者的人，向来的评价就众说纷纭。人主深明此道，就能驾御大臣将领＇如汉高祖袭夺齐军一类＇；为臣的深明此道，就能全其功劳、保其性命＇如张良学道求仙、远离朝政一类＇。真希望能废弃这种还师回朝的权术。
结论：“奇”与“正”的机谋，使用五种间谍的要旨，天时地利的权变，水战火战的攻伐之道，凡此种种，如同声音虽然只有五音，但是五音的交互变化，就能谱写出无穷无尽的乐曲；颜色不过五种，然而五种颜色互相调配，就能产生出五彩缤纷的美丽。根据机变使用权谋，不可偏执一端，这就是用兵的艺术。我这里也只不过是根据各种兵书，举其大要罢了。
《四库全书·反经》提要 纪晓岚
唐赵蕤撰。孙光宪《北梦琐言）载：“蕤，梓州盐亭人。博学韬钤，长于经世。夫妇俱有隐操，不应辟召。”《唐书·艺文志》亦载：“蕤，字太宾，梓州人。开元中召之不赴。”与光宪所纪略同。惟书名作《长短要术》为少异。盖一书二名也。是书皆谈王伯经权之要，成于开元四年。自序称凡六十三篇，合为十卷。《唐志》与晁公武《读书志》卷数并同。今久无刊本。
王土祯《居易录》记徐乾学尝得宋椠于临清。此本前有“傅是楼”一印，又有“健庵收藏图书”一印，后有“乾学”一印。每卷之未皆题“杭州净戒院新印”七字。犹南宋旧刻，盖即士祯所言之本。然仅存九卷。未有洪武西已沈新民《跋》称其“第十卷载阴谋家本阙，今存者六十四篇”云云。（案此《跋》全剿用晁公武之言，疑书贾伪托。）是佚其一卷而反多一篇，与蕤《序》六十三篇之数不合。然勘验所存，实为篇六十有四。疑蕤《序》或传写之误也。第一卷八篇，题曰“文上”；第三卷四篇，题曰“文下”；第二卷四篇，则有子目而无总题。以例推之，当脱“文中”二字。第四卷一篇，题曰“霸纪上”；第五卷一篇，论七雄之事，题曰“霸纪中”；第六卷一篇，论三国之事，亦无总题。以例推之，当脱“霸纪下”三字；第七卷二篇，题曰“权议”；第八卷十九篇，题曰“杂说”；第九卷二十四篇，题曰“兵权”。其第十卷所谓“阴谋”者，则今不可考。篇中注文颇详，多引古书。盖即蕤所自作。注首或标以“议曰”二字，或亦不标。体例不一，亦未详其故也。刘向序《战国策》，称或题曰“长短”。此书辨析事势，其言盖出于纵横家，故以“长短”为名。虽因时制变，不免为事功之学。而大旨主于实用，非策士诡谲之谋，其言固不悖于儒者。其文格亦颇近荀悦《申鉴》、刘邵《人物志》，犹有魏晋之遗。唐人著述，世远渐稀。虽佚十分之一，固当全璧视之矣。
于儒者。其文格亦颇近荀悦《申鉴》、刘邵《人物志》，犹有魏晋之遗。唐人著述，世远渐稀。虽佚十分之一，固当全璧视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