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一切都可原谅，他们是文人，是书生。但是，作为文人和书生，他们又失
落了文化本位，因为他们自从与文化接触开始，就是为了通过科举而做官，作为文
化自身的目的并不存在。试卷上的诗赋固然只是手段而已，平日有感而发的吟咏也
常常脱离文学本体，因为他们的人生感触往往与落第和入仕有关，许多吟咏成了攀
援政治的文字印痕。一旦攀上政治的台阶，吟咏便从一种手段变更为一种消遣，一
种自身文化修养的标志，官吏间互相唱和，宴集时聊作谈资。文化的尊严，知识分
子的使命，只有偶尔闪光，未能一呼百应。结果，围绕着科举，政治和文化构成了
一个纠缠不清的怪圈：不太娴熟政治，说是因为文化；未能保全文化，说是为了政
治。文化和政治都只是用狂热的假相装点起来的标帜，两面标帜又互为表里：从政
治角度看是文化，从文化角度看是政治，文人耶？官吏耶？均无以定位，皆不着边
际，都无所谓政治品格，也无所谓文化良知。“百无一用是书生”，这或许是少数
自省书生的自我嘲谑，但在中国，常常因百无一用而变得百无禁忌，虽萎弱却圆通
，圆通在没有支点的无所作为中。
其三，矫情倾向。科举既然把读书当作手段，把做官当作目的，文化学和政治
学上的人性内核也就被抽离；科举的成败关及家族伦理的全部荣誉，于是家族伦理
的亲情牵累也就必须顾全大局，暂时割舍，奉献给那种没有期限的苦读、别离、期
待。一来二去，科举便与正常人情格格不入，上文所引一系列家庭悲剧，皆是例证
。那些不敢回家的读书人，可以置年迈的双亲于不顾，可以将新婚的妻子扔乡间，
只怕面子不好看，这样做开始是出于无奈，但在这种无奈中必然也会滋生出矫情和
自私。《西厢记》虽然描摹了张生一旦科举高中、终于与莺莺门当户对地结合的远
景，却也冷静地估计到此间希望的渺茫，因此为张生别离爱人去参加科举考试的那
个场景，动用了最为悲凉的词句：“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然而《西厢
记》长久被目为不经的淫书，只有铁石心肠地痴想金榜的男人才被充分赞扬。铁石
心肠不要感情，却并不排斥肉欲，那位王泠然开口向老朋友提的要求，第一项就是
要一个女人。俗谚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也是这个意思。要肉欲而不要矫情。又
把不要感情装扮得堂而皇之，这便是矫情中的矫情，中国书生中的伪君子习气，也
大多由此而生。在我看来，科举制度对社会生活的损害，也是从它离间普通的伦常
人情开始的。一种制度，倘若势必要以损害多方面的正常人情为代价，那么它就不
会长久是一种良性的社会存在。终有一天，要么因它而阻碍社会的健康发展，要么
有健康发展的社会来战胜它，别无他途。同样，一批与正常人情相背逆的人，哪怕
是万人瞩目的成功者，也无以真正地自立历史，并面对后代。应该说，这是科举制
度在中国书生身上留下的又一遗憾。
不知道当年升沉于落第和及第狂潮中的书生，有几个曾突然领悟到科举对自己
的人格损害？我相信一定会有不少，否则我们就读不到那么多鞭辟入里的记载了。
但是，一种由巨大的政治权力所支撑的国家行为，怎么会被少数明白人的抱怨所阻
遏呢？而这少数明白人的明白，又能到什么程度呢？
我曾注意到，当年唐代新及第的不少进士，一高兴就到长安平康里的妓院玩乐
。平康里的妓女，也乐意结交进士，但交谈之下，新科进士常常发觉这些妓女才貌
双全，在诗文修养、历史知识、人物评论等方面不比自己差，当然，她们没有资格
参加科举考试。面对这些妓女，新科进士们多年苦求、一朝得意的全部内容都立即
退色，唯一剩下的优越只不过自己是个男人。男人以知识求官职，妓女以美色求生
存，而男人的那一点知识，她们却在谈笑中一一降伏。我不知道这些男人，是否因
此而稍感无聊？
男人有家眷而抛舍亲情，妓女有感情而无以实现，两相对视，谁的眼睛会更坦
然一点？幸好发现一条史料，说福建泉州晋江人欧阳詹，进士及第后到山西太原游
玩，与一妓女十分投合，相约返京后略加处置便来迎娶。由于在京城有所拖延，女
子苦思苦等终于成疾，临终前剪髻留诗。欧阳詹最后见到这一切，号啕大哭，也因
悲痛而死亡。这件事，好像可以成为戏曲作家编剧的题材，而我感兴趣的只是，终
于有一位男人，一个进士，在他的人格结构深处，进士的分量不重，官职的价值不
高，却可以为爱情付出生命的代价，即便这种爱情的外部形象并不高雅。他的死亡
，以一种正常人情的力量，构成了对许多进士残缺人格的嘲笑。
科举制度在人格构建上的诸多弊端，至少不可能被当时的决策者彻底洞悉。他
们中有不少人也是从科举的路途而踏上高位的，无法看透自己和同道们身上的根本
性隐疾，但是他们却感到了科举制度所遇到的麻烦。就像一屋子喝醉的人谁也没有
意识到自己喝醉了，只感到桌面的倾斜、杯盘的摇晃。他们开始整治科举制度，只
在具体操作规程上着眼，出了很多新点子，又遇到很多新障碍，消消停停千余年，
终于没有走通。
余秋雨《山居笔记》
遥远的绝响
一
对于那个时代、那些人物，我一直不敢动笔。
岂止不敢动笔，我甚至不敢逼视，不敢谛听。有时，我怀疑他们是否真地存
在过。如果不予怀疑，那么我就必须怀疑其他许多时代的许多人物。我曾暗自判
断，倘若他们真地存在过，也不能代表中国。但当我每次面对世界文明史上那些
让我们汗颜的篇章时，却总想把有关他们的那些故事告诉异邦朋友。异邦朋友能
真正听懂这些故事吗？好像很难．因此也惟有这些故事能代表中国。能代表中国
却又在中国显得奇罕和落寞，这是他们的毛病还是中国的毛病？我不知道。
像一阵怪异的风，早就吹过去了，却让整个大地保留着对它的惊恐和记忆。
连历代语言学家赠送给它的词汇都少不了一个“风”字：风流、风度、风神、风
情、风姿……确实，那是一阵怪异的风。
说到这里读者已经明白，我是在讲魏晋。
我之所以一直躲避着它，是因为它太伤我的精神。那是另外一个心灵世界和
人格天地，即便仅仅是仰望一下，也会对比出我们所习惯的一切的平庸。平庸既
然已经习惯也就会带来安定，安安定定地谈论着自己的心力能够驾驭的各种文化
现象似乎已成为我们的职业和使命。有时也疑惑，既然自己的心力能够驾驭，再
谈来谈去又有什么意义？但真要让我进入一种震惊和陌生，依我的脾性和年龄，
毕竟会却步、迟疑。
半年前与一位研究生闲谈，不期然地谈到了中国文化中堪称“风流”的一脉
，我突然向他提起前人的一种说法：能称得上真风流的，是“魏晋人物晚唐诗”
。这位研究生眼睛一亮，似深有所悟。我带的研究生，有好几位在报考前就是大
学教师，文化功底不薄，因此以後几次见面，魏晋人物就成了一个甩不开的话题
。每次谈到，心中总有一种异样的涌动，但每次都谈不透。
前不久收到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副教授唐冀明博士赐赠的大作《魏晋清谈》，
唐先生在书的扉页上写道，他在台北读到我的一本书，“惊喜异常，以为正始之
音复闻于今。”唐先生所谓“正始之音”，便是指魏晋名士在正始年间的淋漓玄
谈。唐先生当然是过奖，但我捧着他的题词不禁呆想：或许不知什么时候，我们
已经与自己所惊恐的对象产生了默默的交流。
那么，干脆让我们稍稍进入一下吧。我在书桌前直了直腰，定定神，轻轻铺
开稿纸。没有哪一篇文章使我如此拘谨过。
二
这是一个真正的乱世。
出现过一批名副其实的铁血英雄，播扬过一种烈烈扬扬的生命意志，普及过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政治逻辑，即便是再冷僻的陋巷荒陌，也因震摄、崇
拜、窥测、兴奋而变得炯炯有神。突然，英雄们相继谢世了，英雄和英雄之间龙
争虎斗了大半辈子，他们的年龄大致相仿，因此也总是在差不多的时间离开人间
。像骤然挣脱了条条绷紧的绳索，历史一下子变得轻松，却又剧烈摇晃起来。英
雄们留下的激情还在，后代还在，部下还在，亲信还在，但统制这一切的巨手却
已在阴暗的墓穴里枯萎；与此同时，过去被英雄们的伟力所掩盖和制服着的各种
社会力量又猛然涌起，为自己争夺权力和地位。这两种力量的冲撞，与过去英雄
们的威严抗衡相比，低了好几个社会价值等级。于是，宏谋远图不见了，壮丽的
鏖战不见了，历史的诗情不见了，代之以明争暗、斗上下其手、投机取巧，代之
以权术、策反、谋害。当初的英雄们也会玩弄这一切，但玩弄仅止于玩弄，他们
的奋斗主题仍然是响亮而富于人格魅力的。当英雄们逝去之后，手段性的一切成
了主题，历史失去了放得到桌面上来的精神魂魄，进入到一种无序状态。专制的
有序会酿造黑暗，混乱的无序也会酿造黑暗。我们习惯所说的乱世，就是指无序
的黑暗。
魏晋，就是这样一个无序和黑暗的“后英雄时期”。
曹操总算是个强悍的英雄了吧，但正如他自己所说，“神龟虽寿，犹有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