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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中午，他被人叫到了院子里，两个女孩冲着他叫爸爸。他愣了一会，才发现竟然是自己的女儿好林和好梅。他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三年不见她们长高了，原来张昕已被揪回北京关在电影学院，她们俩只能投靠大姨张楠家，大姨和姨父也在挨斗日子很不好过，幸好还有表姐表哥和她们在一起。看着两个女儿，荒煤心里很难过。能说什么呢，他只能一再告诉女儿，要相信爸爸是能改好的。两个女儿看着父亲又黑又瘦又老的样子强忍着没有哭出声来，呆了一会难过地走了。看着两个女儿走远的背影，荒煤的眼里溢满了泪水。
经过了近两年无休止的批斗，他是真心的低头认罪了，也不愿作“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只希望早日定案，结束动荡的生活，他甚至做好了到边疆劳改的准备，却没有想到等待着他的却是监狱。
是１９６８年冬天，北风呼叫的夜晚，他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况：
有一天晚上，我和几个“牛鬼蛇神”已经睡了。突然听到一阵喧哗声，然后来了几个武装战士，点了我的名，叫我站起来，我刚穿好棉衣低下头来——不论在什么时候，表示低头认罪，这已经是习惯。就听到一位军官宣布，立即由北京卫戍区对我实行“监护”。我还没有听清这个新名词，就被两个战士一边一个架了起来，送上一辆吉普车。两位战士紧紧拉着我的胳膊不放，一边还低声叫道：“你不要喊！……”
我没有喊，也没有想到要喊——喊什么呢？
后来就送进了监狱，经过全身的检查，把手表、钢笔都扣下了，然后对我说“以后不要再讲你的名字了，你的代号是２０３”。又把我送进一间狱房让我睡觉。
这间房大约有８平米左右，只有一张床，没有任何其它东西。窗前都安上了铁栏杆。而所有的窗子都漆了一层黑色，你看不见窗外任何的东西，屋子里有一盏不灭的小灯，高高地紧贴在天花板上，整夜照着你。
就这样，我这个２０３，就在这里住到１９７５年５月。
（《我在狱中听到周恩来的心声》荒煤１９９２．３）
７年，两千多个日日夜夜，他就是在这间看不到外面任何东西的牢房里独自度过。他只能面对牢门坐着，门上安装着遮住的小洞，有战士随时可以打开监视犯人的行动。白天是不能躺下的，也不准靠，只能坐着，实在坐不住就蹲在那里。即使是放风和去厕所也见不到任何人，只有一次他被押去审讯，走着突然见对面也押过一个犯人，他还没有看清就被战士猛地推倒在地上按住了脑袋。多少年后，他才知道，在这个由交通干校改造成的监狱中也关着周扬、夏衍、齐燕铭等人，他们同在一栋楼里，却彼此根本不知道。
他的生活内容就是被审问，和没完没了的写交待材料：
我尽可能地回忆一切，从我童年时代，从我的父亲以及了解极少的祖父、外祖父的出身、经历写起，一直写到我如何“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一贯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我被释放时宣布的三条罪状中最主要的一条）。为了挖思想根子、向党交心，我的确做到了把我所能回忆起来的一切，都尽可能详细地写了“触及灵魂”的交待材料。
（《难忘的岁月》荒煤１９８５）
然而写好的材料，总也不能使专案组满意，交上去常常被训一顿又得重写。他始终坚持了一点，上纲上线认识可以，但绝不写莫须有的事情，绝不编造。为这他没少吃苦头，说他不老实，说他对抗，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写法，后来专案组也没有办法，只好由他一年一年的写下去，写了上百万字的交待材料。
最使他感到痛苦不堪的是要他交待历史问题。一段时间里，专案组对他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问题已经不感兴趣，他们逼着他交待他的“叛徒”情况，实在挖不出来，又说他入党是假的，根本就是假党员。
他青年时候的忧郁症终于复发了，晚上他无法睡觉，听着从对面房间里传来的尖锐的哭喊声，心酸难忍。白天他长时间地坐在那里，不说话，也不想吃东西，两眼呆呆地望着那扇涂黑了的窗户，觉得心里也被贴上了一块黑膏药。他想起了三十年代被关进国民党监狱的日子，那牢房在高高的后墙上有一扇小小的装有铁栏杆的窗子，有时会吹进一股使人感到清新的风，一天里多少还能看到一点带着粗大的铁栏阴影的阳光，让人感觉到是活在这个世界上。而现在，在共产党的监狱里，连惟一的可以通向外界的窗户也被涂黑了，这就意味着对他封闭了空气和自然，阳光和生机，封闭了一切可以想象或可以让人感到活着的通道……还想什么呢，只能低头认罪。有时，他又好像是在黄浦江边，那位地下党的交通员小陈就站在自己的身边，他脸色苍白不知说着什么……当年，正是他通知自己被正式吸收为共产党员的，可现在却硬被说成荒唐不稽……尽管他那么虔诚地想要彻底交待重新做人，他也只能一遍遍地重复当年“荒唐不稽”的事实……更不用说他三十年代参加左翼的历史，还有那些被指责和批判的作品，专案组在那些作品中读出来的阴谋和反动，他一件也交待不清楚……
十几年后他才知道，此时专案组也正为他的叛变问题大伤脑筋。江青一口咬定他是叛徒，她在１９７０年接见专案组工作人员时说“陈荒煤不能够没有任何材料，没有证据！”专案组工作人员插话说：“没有。”她仍然坚持道：“怎么没有呢？他叛变了。”直到“文革”后在审问“四人帮”的法庭上，江青仍然无理取闹地叫嚣：“他就是叛徒，材料有那么厚。”
在那个阴暗、潮湿的牢房里，他无休止地做着噩梦，经历着精神上最大的折磨。所幸的是，后来有了毛主席著作、林彪语录，《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他开始了一生中最认真的阅读，每天翻来覆去地看报纸上的每一篇文章、每一条消息，分析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什么时间结束。终于，他看出了问题，发现很久看不到林彪这位副统帅的行踪了。又经过了一段时间观察和思考后，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有一天早晨，当小战士开门送稀饭、窝头时，他立刻把林彪语录塞过去，只说了一句：我现在不看了。小战士犹豫了一下，把语录拿走了。他紧张了好几天，却没有任何人来训斥他，他知道自己猜对了。他有些兴奋，虽然并没有因此感到什么希望，但这个小小行动的成功毕竟给他带来了一点鼓舞。
１９７２年秋，张昕在重庆终于得到荒煤还活着的消息，并听说荣高棠的家属已经获得了探视的准许。怀着试一试的想法，她带着两个女儿来到北京住在张楠家。她给周恩来写了信，很快就得到让等待的电话通知。一个月后，张昕忍不住又写了第二封信，这下惹恼了专案组，一个人找到张楠家拍着桌子吼叫：“你还写信，让你看你就看，不让你看你就别想看！”然而，不久，张昕的要求终于得到总理的批准。
一天早上，他们被车接到一个部队的营房里。不一会，有两辆车从外面开来，有战士架着荒煤从车上下来。在一个大乒乓球案子旁，他们面对面地坐着。４年来，荒煤从来没有见过专案组以外的人，更不用说是亲人了，他好像已经不习惯讲话，只是呆呆地看着她们。张昕告诉他林彪已经摔死了，他说知道，报纸上没有了。二女儿好林问他，主要有什么问题？他说他们说他是假党员。女儿说，你自己说你是真的还是假的。荒煤说我记得是真的。女儿和母亲一个性格，快人快语：那就得了呗，那就是真的！……即使只有一个小时，即使见面后一连多少天荒煤都是在无尽的矛盾、痛苦、迷惘和内疚中度过，但亲人的团聚毕竟还是给了他很大的鼓励。在那之后，他又熬过了好几年，两次重病住院，一次送到医院时，大夫已经说来得太晚了。昏迷中他平静地等待死亡，觉得这次自己或许真的要彻底解放了，然而，他最终还是活了下来，只是因为治疗不及时留下了日夜耳鸣的后遗症。
１９７４年下半年，毛泽东终于发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的最高指示。此时，周恩来已被“四人帮”折磨得病情急剧恶化，邓小平主持日常工作。１９７５年３月，党中央、毛泽东批准了《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决定对绝大多数关押、监护或在原单位立案审查者予以释放，未作结论的先释放再作结论。
５月２１日，关押了七年的荒煤被宣布：开除党籍，回地方分配工作，发生活费。罪状有三条：一是叛徒。二是写过鼓吹国防文学的文章，对抗鲁迅。三是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一贯推行反革命文艺黑线。宣布后，随即释放。
他被两个从重庆来的人押着上了火车，临上车前专案组交给了他一只箱子，那正是９年前来京时他穿着凉鞋提着的那只小箱子。在列车洗漱间的镜子里他看见了自己，这是入狱七年来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模样，镜子里的人脸色浮肿灰暗，目光呆痴，头发几乎全都掉光了，肚子却像是血吸虫病人大得出奇……他几乎不能相信自己变成了这个样子——这一年他６２岁。
张昕清楚地记得荒煤回到重庆的那一天：
前一天，我被找去谈话，说结论下来了，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人第二天就到，让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