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提到的是在这个检查中，荒煤毫不隐瞒自己以往对夏衍这个“老头子”的敬重和默契，“夏衍对我的工作也是很信任的，完全放手，所以很少有分歧。夏衍说的话，他要做的事情，我总是深信无疑。”而夏衍在几天前的检查中，也毫不忌讳地多次提到：“荒煤同志在许多问题上，也许可以说极大部分问题上，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这可真的是印证了所谓“夏陈”的关系。直到这一刻，他们还顽强地保持着步调一致。二十多年后，当文艺界为荒煤举行６０年文艺生涯的研讨会时，夏衍挥笔祝贺“……谨向我风雨同舟的老友致以由衷的敬意”。“风雨同舟”，可以说是他们真实的写照。
尽管在许多问题上荒煤和周扬有着直接的、非常密切的联系，但在检查中，荒煤却只字未提。
进行了近一年的文化部整风，终于以齐燕铭、夏衍、荒煤被免职调离文化部而告结束。在“夏陈路线”的罪名下，电影局、各制片厂的许多负责人和一大批创作骨干受到批判。“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开始，他们就被戴上了“反动权威”、“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之类的帽子。整风，正是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在前奏达到高潮的时候，荒煤和一些人已被打入另册。
在荒煤作出检查后一个多月，周扬约荒煤在家里谈话，告诉他将要被免去副部长职务，调往重庆作副市长。在处理荒煤的问题上，周扬还是作了多种努力。荒煤曾想到《文艺报》作编辑工作，这个想法显然不实际。周扬试图劝荒煤到北京郊区去，这样或许以后还能回到电影界。荒煤拒绝了，他的心已冷到了极点，再也不想“触电”了。他一再坚决地向周扬表示，不要再让他担任领导职务，更不宜参加文化工作。想起自己曾多次要求离开电影领导岗位，周扬都没有同意，没想到，现在却是以这样的形式离开——可以说是被逐出了电影界。
周扬说了些要接受党的考验之类的话，最后他握着荒煤的手说“你这一去，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在那一刻，周扬的脸上现出极复杂的表情，他似乎已经意识到将要发生的一切。几个月后，报上就开始公开点名批判“四条汉子”中的田汉、夏衍、阳翰笙，他自己已经岌岌可危了。
荒煤走出客厅时，周扬又在身后叮嘱道：“你工作一贯积极，就好好工作吧！”荒煤没有回答，他被狠狠地刺痛了。想起延安抢救运动后周扬也说过这句话，那时他就觉得很不舒服。事隔多年再次听到这句话时，他只能感到深深地悲哀。这几十年，他什么时候没有积极工作过？积极的结果，却是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
等待离京的日子不长，那期间为了催调工作的问题他又找过周扬，周扬正在准备作整风工作的总结，荒煤对他提了一条意见：希望以后下面文艺单位有问题时，领导要多承担责任。这话是语重心长的，周扬没有表示什么。他还被文化部新来的领导找去开过会，中宣部正在考虑是否撤销影协，已经被免职的荒煤竟毫无顾忌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影协应该保留，过去犯了错误今后可以改正，但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的组织是应该存在的。这是他离开电影岗位前参加的最后一个会议。
终于，中组部正式找他谈话了，宣布调往重庆的决定，征求意见。荒煤很平静，表示没有意见。他在给张瑞芳的信中说：
谈话不到五分钟就结束。现在心定了，又好像有些茫然的感觉，不知道到底去了管什么。反正下决心钻研。我看做旁的工作也不见得比电影更复杂。这一阵，倒是冷静下来了，也真的不想再搞文艺工作了。恐怕这样对自己的世界观改造更快一些。不过，也得警惕，下去到这样一个大城市里当个副市长，搞得不好，也是一个不小的“官”，也会脱离实际、群众。大楠说“土皇帝”也容易“四不清”。这倒是要值得自己从各个方面警惕。
５月，担任重庆市委书记的任白戈来北京开会，秘书打电话来，约荒煤在北京饭店见面。任白戈也是左联的老朋友了，两人谈话比较坦诚。荒煤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表示希望不要成为任的包袱。任白戈说荒煤的检查他已经看过了，中组部征求意见时，他还是表示欢迎的。此前，周扬已经向任转达了荒煤不搞文化工作的要求，任白戈说，到重庆后可以搞工业或是农业工作。
荒煤终于要离开北京了。
出发的前夜，他独自坐在客厅里脑子里乱极了，想到十多年在电影工作中经历的种种坎坷，既如释重负又不能不感慨万千……这时，门轻轻地被推开了，一个瘦长的身影跨了进来，田方侧身坐在荒煤右边的沙发上轻声说：“我看见这房子里的灯还亮着……”
他们就这样静静地沉默地坐在那里，荒煤永远都忘不了这一刻，这是田方最后一次带给他的宁静、和蕴藏在宁静中无限宝贵的友情。这一刻，永远地留在了荒煤的心里：
田方的到来，使我真正得到了休息，我不能再想什么了。我们沉默着。我深深感到，多少天来，我的脑神经太紧张了，我需要沉默，在沉默中才能得到真正的宁静。
……我从此也就再没有见到田方。１９７４年他去世时，我还被关在监狱里与世隔绝，什么都不知道。
（《忆田方》荒煤１９９３）
那一夜，他们坐了很久，就像很早以前，他们在延河边上晒着太阳默不作声一样。最后，还是荒煤想起第二天要走的事情，他告诉田方自己已经拒绝了文化部让原来的秘书把他送到重庆的建议，他拍拍田方的手说：“你明天也不要送我了，免得别人……”但田方却突然站起来打断了他的话，他两眼盯着荒煤，坚决地说：“我一定要送！”
第二天，田方早早地就等在那里了，崔嵬、海默、王逸、王家乙也匆匆赶来了，荒煤不胜感慨：在电影局工作了十几年，临行却只有这几位艺术家把他送到火车站。
荒煤走了，张昕开始收拾家里，准备不久后迁往重庆。他留下的文件、信件、笔记太多了，更多的是那些大批的看过改过的剧本，它们成堆成堆地摞在书房里，每一本上面都留有他细细改过的笔记……张昕在院子里干涸了的花池里燃起了火堆，把那些材料一捆一捆地抱出来烧掉，她不停地烧着，熊熊的火苗蹿得老高老高，黑色的浓烟引来了附近监测火情的人，院子里的人们看着那浓烟，只有沉默。
她烧了好几天。
二、在暴风骤雨中
１９６５年６月，荒煤来到重庆，淳朴的四川人以他们的善良和耿直欢迎了他。有人私下里问他，别人调动工作都先休息休息玩半年再说，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他只能笑笑。他的确需要休息，但他也知道自己从来不习惯闲着，更何况现在，一闲下来所有的事情就像电影一幕幕在脑海中翻腾，他必须工作，用工作来赎罪，也使自己的心得到安宁。
工作很快就定下来了，分管工业交通，后来又管城市基本建设。他完全是外行，做起来更加小心翼翼，但热情很高，不停地跑基层深入工厂和工地，越是偏远艰苦的地方越要去，几个月跑下来觉得感触很深，他写道：接触了几个月工业，就感到要懂得工人，你就得懂得机器。一个工人和他的机械、生产工具的关系，常常发生种种思想感情问题，反映各种各样的矛盾和斗争。他关注的依然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他将所见所闻详细地记下来，盘算着以后或许可以用在写作上。
他没有想到会在重庆见到周恩来。９月，周恩来陪同西哈努克亲王飞重庆，并在当天下午乘船去武汉访问，中午在潘家坪招待所一号楼举行宴会。接到参加宴会的通知，荒煤心情十分惶惑不安，离开北京前他曾想过找总理谈谈，或是写封信，但谈什么呢……结果还是悄悄离开了……
犹豫再三，他还是去参加宴会了。一走进宴会厅，他就站在角落里，决定不和总理正面接触，只远远地看上一眼，他有种预感：以后见面的机会更少了。没想到，当周恩来在任白戈的陪同下走进大厅时，远远地一眼就看见了他，并立即伸出手来指着他叫道“荒煤！”他赶紧上前紧紧地握住了总理的手。周恩来关切地问他张昕到重庆没有，还笑道：“三姐妹，就她没有到重庆来过，也来过一段重庆生活嘛！”荒煤又一次惊讶周恩来的记忆力，竟清楚地记得张昕的大姐张楠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过，更没有忘记二姐张瑞芳在重庆的演剧活动。他高高兴兴地参加了宴会，又随着总理和贵宾的车队在数万群众的热情欢送声中，来到浩瀚的江边，一直看着总理乘坐的航轮在无尽的波涛中逐渐消失。几天后，荒煤接到总理秘书也是他鲁艺老战友张颖的来信，说从武汉回北京的途中，总理告诉她：在重庆的时间太仓促了，很遗憾没有时间和荒煤谈谈，看过荒煤在文化部的检查，“不知道荒煤怎么想的？”
接到张颖的信，荒煤翻来覆去地看了很多遍，反复地琢磨着总理话里的意思，整夜失眠。他知道总理的话是针对自己在检查中承认电影界“已经形成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说的。面对总理的疑问，他感到一种深深的痛苦和内疚。然而，通宵思索的结论是：
我并没有觉得我说了违心之言。经过多少次会议的批评、诱导、启发，和领导同志的谈话、帮助，特别是让我站得更高一点，从国际反修斗争的大形势下、从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出发来认识自己错误的严重性，我终于承认了我在国内外修正主义思潮影响下推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承认这一点当然是一个极其艰难、复杂、痛苦的认识过程。但一旦觉得自己的确认识到这一点，也真是一种解脱，如释重负，毫不考虑个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