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一把搂过我，把我的头抵在她胸口，沉痛而绝望地啜泣，一句话也说不出。
我患了糖尿病。
年幼的我，并不理解这个病有多么大的危害，以为不过是像伤风感冒一般，打几针就好了。父母却如临大敌，整夜不眠。身为医生的他们深知这个病的恶果，这是终身疾病，成人须终身打针服药，而孩子，由于正处于成长阶段，大都因营养不良或护理不善而夭折，就算侥幸活下来，并发症也是不可避免的，结局无非两条：肾衰竭或双目失明。
当时的父母，不过30岁刚出头的年纪，我不知他们面对女儿注定是悲剧的命运，会如何的五雷轰顶，肝肠寸断。但是，我没有看到他们的眼泪，也没有听到抱怨，尽管有时会看见母亲一早起来红肿的双眼，看见父亲的鬓边过早地渗出点点白发，可是，在我面前，他们却尽量地显出轻松愉快。现在想起来，他们是用了多大的毅力和忍耐在保护着孩子的心灵不受伤害。
我被剥夺了吃糖和吃饱的权利，一切甜的食物都是禁区。我是那么的希望吃巧克力，吃大白兔奶糖，那一直是我心中的挚爱。可父母管得很严，不给我丝毫的机会，我曾为此心怀怨恨。
直到翔翔去世。翔翔也是医院的家属子弟，比我大两岁的小病友。在四墙白壁的病房里，我们曾一起玩耍，彼此安慰。
可他死了。
在家设的灵堂里，看着翔翔小小的尸身，冰冷而僵硬。6岁的孩子，虽然还不能完全明了死亡的含义，却知道翔翔不会再醒过来。看到翔翔的父母哭得死去活来，我脊梁一阵阵发冷，双腿剧烈地颤抖。母亲紧张地搂住我的肩膀，恐惧地说：“孩子，翔翔就是不听话，总是偷糖吃，血糖太高就死了。你可千万不能吃糖啊！”
我“哇”地大哭起来，叫道：“我不要死！我不要死！妈妈，我再也不吃糖了！”
翔翔的死给了我心灵巨大的撞击，虽然还不懂什么叫“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但灵堂那凄凉阴暗的气氛让我悚然心悸。6岁的孩子，已清晰地看见死神的灰色翅膀在眼前挥舞，嗅到他冰冷腐朽的气息。
我不想死。不想离开爸爸妈妈，不想离开我心爱的玩具，不想像翔翔那样在大烟筒里化作一缕青烟。
我绝了吃糖的念头，外面不明我病情的叔叔阿姨给了我糖果，我也自觉地带回家交给妈妈。
半年以后，我开始注射胰岛素，因为吃药已经不能有效地控制血糖。这又是一桩酷刑。每餐饭前都必须打针，我疼不可当，哭得声嘶力竭，母亲在一旁更是泪如雨下，沉痛地呼唤：“孩子，我可怜苦命的孩子，让妈妈替你去痛吧。”看见母亲这般失态，我反而害怕地止住了哭声。
有一天，我终于“大彻大悟”，深沉地对母亲说：“妈妈，反正哭也是痛，不哭也是痛，还惹得你伤心，干脆以后打针我不哭了。”母亲闻听此言，搂住我的头，更加气塞咽喉，泣不成声。
从这天起，我再没有为打针流过眼泪。
不单如此，我还学会了自己给自己打针。有一次同学到我家吃饭，我表演“打针绝技”，结果同学当场就吓哭了。
转眼到了入学的年纪，我背起了小书包。有很多人劝母亲说：“孩子都病成这样，还上什么学呀，遭那份罪！反正也没什么用，还不如就在家里享享福，活一天算一天。”
母亲坚决地回答：“不！正因为她和别的孩子不一样，才更需要读书，更需要开拓视野。一个心灵丰富、意志坚强的人才是病魔摧不垮的。”
看到别人怜悯而同情的眼光，我的自信受到了严重打击，但骨子里的一份倔强和好胜心反而被激发起。我想自己的身体比别人差了，别的方面绝不能输给别人。我要用我的聪颖和努力证明自己仍然是最优秀最出色的。
成长的过程艰辛而充满奋斗的乐趣。学习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从小学、中学直到大学，我一直稳坐冠军宝座，只是每一次考试都需要靠输液来维持体力。中考的前一天晚上，我突然胃疼，吃什么药都不管用，只有趴在爸爸背上才能稍解疼痛。那个晚上，爸爸整整背了我一夜。
上天是公平的，它没有给我健康，却给了我最好的父母。他们从没有把我当成一个病重得毫无前途和希望的人看待，没有对我嫌弃和鄙视，也没有纵容和溺爱，家中的氛围也没有因我的病而一片愁云惨雾。
父亲是一个幽默而豁达的人，是医院的技术权威，声望极高。他对妻子和女儿的爱绵远而厚重，如春雨滋润着大地。而母亲，她像一只快乐的小鸟，极富好奇心，对一切美的有意思的事情都抱有极大的兴趣。她步履轻快，声音清脆，总是兴致勃勃地和我探讨什么颜色款式的衣服搭配什么鞋子最好看，胸针应该别在哪个位置，口红该用什么样的颜色……所以，我想我遗传了母亲爱美的天性，对服装和色彩有天然的颖悟力，以至于我失明多年之后还能凭记忆准确地搭配服装的款式和颜色，从不会出错。
家庭的气氛温馨和睦又轻松愉快，打针和输液变成例行公事，不足为道。我忘了自己的病痛，忘了自己是随时在死亡线上徘徊的人。从初中开始，我便开始学习声乐。我是班上的学习尖子，文艺明星，老师的骄傲和同学的榜样。虽然活得艰难，但我是快乐的。我没有强壮的身体，但我的心态一直是积极乐观，健康向上的。
我考上了本省最好的大学——G大，因为身体的原因不允许我离家太远，我随时需要接受治疗。
在“欢迎新生联欢会”上，我唱了一首歌，立即引起了关注和震动。我知道自己是美的，我秉承了父亲轮廓清晰的五官和母亲窈窕匀称的身材。因为生病的缘故，我没有母亲高大丰满，身高只有一米六二，但这已经足够让同学们艳羡和惊叹了。
这是生命中最为光辉灿烂的日子，我光芒四射，熠熠生辉。
大二的时候，我回到凤凰城，邂逅了在医院护理父亲的杨芊芊。
18岁的芊芊，是一个面孔苍白，满目愁怨的女孩，一头参差不齐的凌乱短发，成天裹着一件宽大的灰紫色棉衣，有些楚楚可怜。但有时候，她又会无所顾忌地大笑，流露出她本性里天真烂漫的一面，毕竟是一个还没有长大的孩子。
裴 裴
凌乱的笔触，像鲜血一样浓得化不开的颜色，层层叠叠，疯狂的涂抹。最落魄的天才，最疯狂的激情。
每次凝视凡·高著名的《向日葵》，我心里都弥漫着怅惘的激情，像暮色掩盖下汹涌的大海。头被砍掉了，生命还在炽热地燃烧。我欣赏这份畸形的才情，残缺的令人窒息的美，恰如我内心的黑洞。或许每一个画画的人都是内心残疾的孩子，用五彩的颜料填补内心里的缺失。
我报了专为学生开设的暑期绘画班。教课的老师名叫叶松，一个高高瘦瘦的年轻人，满身的落拓和不羁，符合我对画家的想象。他应该是有些才气的，尽管在这座小城一个画家的才气几乎百无一用，最多画画商业的广告画，要不就教教我们这些学生，挣几两散碎银子聊以度日。
从没有哪一件事情像绘画那样让我着迷。我狂热地迷恋着那些水粉、色块，那些光和影组成的奇妙世界，胸中奔涌的炽烈的情感唯有在绘画里才能得到释放和宣泄。叶松说，我是他见过的天分最高的学生。
暑期班结束后，我成了叶松的私人学生。
叶松在小城里是一个不俗的人。他不像别的男人那样满嘴粗话，酗酒打牌，要不就婆婆妈妈，琐碎无聊。他身上有着一个艺术家的清高和傲骨，至少在当时的我看来是这样。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他会和我说普通话，那嗓音温文尔雅，充满磁性。
叶松刚刚结婚，脸上却没有新婚男人的喜庆和激情。我去他的家里上课。那是在一座百货大楼顶层的阁楼里，房间逼仄狭小，却布置得颇富浪漫气息。他的新婚妻子玲珑娇小，他懊丧地说妻子是没有思想的木头美女，不懂得欣赏他的艺术，我心想，既然如此你何必娶她。
我背着画板到屋后的山上去写生。
清晨和黄昏，太阳透过宽大的树叶斑驳地投射下来，山间雾气升腾，宛如童话中爱丽丝梦游的那个仙境。我疯狂地试图捕捉光与影的韵律，激愤而迅速地在画布上涂抹，状若癫狂。这是我最兴奋，最幸福的时刻，幸福得几近痛苦。我能体会凡·高的心境，把自己的鲜血变作颜料涂抹到画布上，每一幅作品都是生命的燃烧。他为画而生，为艺术而生，当创作的激情衰退，生命也走到了尽头，所以他选择自戕。我们捧出自己的真心，只求换取一点点的感情，却从来不会得到。
我们都一样，生活在人心的沙漠里。
只有大自然给我们安慰。这山，这树，这蓝天，这白云，它们恒久存在，永不会背叛。住在上海矮小的阁楼里，我唯一眷恋的只有这山。我喜欢无拘无束地在山道上奔跑，自由奔放得像一只轻快的羚羊，我喜欢坐在芦苇丛中，看夕阳西下，天空变成一种瑰丽而诡异的紫，美得惊心动魄。所谓的“世外桃源”，恐怕便是如此。只有这时，我才会忘却现实生活中所有的痛苦和烦恼，回复婴儿般的澄明干净。
家中的情形越来越坏。母亲所在的街道小厂倒闭，她无可逆转地承受了下岗的命运。她无一技之长，又不能吃苦，找不到别的工作，只能闲于家中。家中的经济状况急转直下。
裴望上了初中，可他从不曾好好读过书，整天和院里那些流里流气的孩子游荡，不时带些形迹可疑的半大女孩子回家。这些女孩穿着来历不明的吊带衫，脸上抹着廉价的脂粉，看人的眼光粗鲁而肆无忌惮，显然并没有将我放在眼里。
战争终于爆发。
我回到家，看到裴望和一个女孩子正在我的屋里，我的画被翻得乱七八糟，有几张还掉在了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