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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侠则不然，“千金一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等均可与侠挂上钩。“言必信，行必果”正是侠士的标准风范，不管是赞同侠还是不赞同侠，皆肯定此点。行侠是践行，并不需要过多的形而上的理念。所以对于“诚”、“仁”之类，必然疏离；躬行的是“义”与“信”。即“关爱”与“守信”。
无信，就无侠！哪怕侠士因守信，使自身处于荒诞甚至悲剧性的状态，仍要“信”。温瑞安小说《白衣方振眉》中，大侠“我是谁”为守信，救自己所不齿所恨之人，斗自己所仰慕所亲近之人。侠气所激，他所能做的是故意败亡而守信持义。其对手大侠方振眉，理解他，也试图故意战败以全其“信”。另一方面，武侠小说中的反派人物，因守信，也能令读者产生好感。如金庸《笑傲江湖》中的采花大盗“千里独行”田伯光，《天龙八部》中的“四大恶人”之一“南海鳄神”，《侠客行》中善恶不分，滥杀无辜的“摩天居士”谢烟客，都是把“信”坚持到底的人物。当然，这可能是行走江湖的需要，但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这是保持自己的“荣誉”和“自尊”的方式。而且，叙述“背信”与“守信”，常常成为武侠小说构建情节的主要策略之一。如《侠客行》中谢烟客的守信：“玄铁之令，有求必应”，成了整部小说展开情节的基础。
尊崇“信”，其社会心理背景是互不信任。但社会要能正常运转又需要信，这就需要“担保”。担保有两种：人格担保和制度担保（如法律、契约等）。侠坚守“信”，就成了“人格担保”的象征。社会学家祖克尔（zuker）认为信任产生的机制有三种：声誉产生信任，社会相似性产生信任，法制产生信任。侠之“信”由名头产生，而声誉与信任又互为因果互为动力。更重要的是，经济学家认为个体间的相互信任，常是长期博奕后的预期，再由“路径依赖”固化而成。而飘然来去的侠，却是超越此规则，甚至超越契约、法律，超越社会责任的承诺，超越功利性，超越血缘、熟人，是一种无条件的即超验的道德自律的象征，故更为珍贵。
经济学家还认为，信任是降低社会系统中行为风险的“简化装置”，它能大大降低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机会主义而产生的社会成本。在当代，制度化的信任是主流，但是，纵观历史，“天网”恢恢，常是疏而又漏，何况“法网”。远在西周，就有“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周书·君爽》）这样的担忧。而且，难免不会有“制度缺席”，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期。人类的社会行为，包括经济行为，已是如此的复杂，只有私人信任与公共信任，即人格化的信任和非人格化的信任相互协调，才能有利于社会正向发展运转。故司马迁曾慨叹：“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两千年前是如此，现在呢？
暴力
暴力是制造肉体痛苦和生命死亡的技术。武，就意味着暴力，武侠小说去掉所有的暴力话语还会剩下什么呢？大众文学两大主题：暴力和**，对于武侠小说而言，**只不过是漂浮在字里行间的幽灵或者装饰。打与被打，杀与被杀是所有武侠小说的基本情节。暴力话语，尤其“杀人叙事”是武侠小说的生存基础之一。
其实，侠客们杀人如割草，大有其历史。侠气干云的李白要“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结客少年场行》）；曹植这王孙公子，是侠的“粉丝”，也长啸“利剑手中鸣，一击两尸僵”（《侠客行》）；连寒伧清苦的孟郊也要“杀人不回头，轻生如暂别”（《游侠行》）。——为什么杀，杀什么人，不清楚。似乎也不重要，津津有味的是杀人的豪爽。难怪有论者认为侠客尊重并高扬个体人格和情性，却轻视个体生命。
当然，暴力话语有其特定的社会功能和审美价值。现代行为学的创始人洛伦兹认为：“今日文明人正为攻击冲动不能充分释放，而感到痛苦。”进入高文明时代，对生理或心理层的攻击性，主要可利用仪式化行为来消解。洛伦兹指出：“由仪式而产生的驱力……常反对攻击性，使攻击性进入无害的道路。”（《攻击与人性》）。武侠小说的神话性质和程式化的结构，使其话语成为一种文化仪式。在这种意义上，优秀的武侠小说，因其高文化的描述，正确的价值导向，能够规范攻击性的释放从而缓解暴力冲动。同时，武，武功，是生命能量极限的突破和身体的自由操控，具有强烈的审美意味。
但是，暴力话语应该在质与量上予以控制，这取决于作者建构文本的价值取向，以及作者本身的心理结构。如果文本成了作者攻击性的病态发泄，反而会强化了作品中攻击性的心理能量，成为一种心理污染。弗洛姆在《恶的本性》一书中，分暴力为五类，其中直斥为“病态”的有三种：“游乐性暴力”——主要是炫耀技能；“补偿性的暴力”——弱者病态性的替代行为；“原始嗜血渴望”——“倒退到前人类的存在状态，通过变成动物那样摆脱理性的重负来寻求生的答案，嗜血成为生命的本质——杀与被杀都是生命的完成，原始意义上的生命的平衡”。——对这三种暴力的处理，金庸称不上优秀，古龙，温瑞安走得更远。
他们并非无自觉，古龙宣称：“武侠小说里写的并不是血腥与暴力，而是容忍、爱心与牺牲”，而且还认为“血和暴力虽然永远有它的吸引力，但是太多的血腥和暴力就会令人反感。”甚至，古龙还创造出“从未杀一人”的大侠楚留香。温瑞安创造出“从未杀一人”的大侠方振眉。可惜，他们小说中最有魅力还是“飞刀一现，生死立判”，“西门吹雪吹的不是雪，而是血”，“老叫化一生杀过二百三十一人……”之类的暴力话语。更有甚者，是对“剥皮”、“断肢抽筋”等等惨不忍睹的场面的津津有味的描述——有意识的反思，难以战胜无意识的心理能量。于是，古龙又提倡“优雅的暴力”，试图将血腥、惨叫、挣扎、眼泪优雅化，将暴力动作的描绘诗意化，将暴力内涵神圣化。好在侠士们实行的是些正义的宰杀，优雅一下也似乎无大妨。
洛克不无偏激地称：“任何暴力都不是正当的，不管它们冠以任何名称托辞，或法律形式”（《政府论》）。当然，暴力在特定时空，特定情景还是正当的，正义的，合理的。但是绝不可欣赏暴力，一味地谴责心灵的软弱，蔑视哭泣的眼睛，以平常心看血流五尺，行侠的内涵转换成攻击性的发泄和杀人技能的炫耀，那也大为不妥！至少，弗洛姆所述的病态性的暴力，不可“优雅”成审美对象，而放弃对丑恶暴力的反思与戒心。侠义始终是与爱心、同情、关怀相关联。而“喜武，非侠也”（《淮南鸿烈·说山训》），有一定道理。
中原 海岛
小说与地域的关系，大致有三：小说家的生活地域，小说情节涉及到的地域和小说传播的地域。这是一个远未充分探讨的领域。武侠小说与地域的关系相对简单，但仍有一些有趣的话题。
武侠小说中的人物活动的地域主要是中原。有意思的是，韩国人本土创作的韩语武侠小说，仍是以中国的中原为活动地域，几乎无例外。如韩国著名武侠小说家“剑弓人”、司马达、“夜雪绿”、金刚等创作的《九州江湖》《中原日志》《铁血刀》《绝代至尊》等等。泰国人以泰语创作的武侠小说大致如是，马来语、越南语的创作则不清楚。台港武侠小说诸大家采用同样格局。金、梁固不用提。成名之前从未到过大陆的温瑞安，终身未履大陆的古龙，描绘起大陆风貌，淋漓尽致，色色动人，而其描绘不过是基于从书本或影视中生长出来的知识与体验。但对于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海岛，则要么语焉不详，要么模式化，要么怪诞化，真是实察不如想象！寻根乎？大陆情结乎？
中原是中心，海岛以及川滇黔桂藏，大漠、西域是边缘。这既有地理意义，又有特定的文化含义。武侠小说常描绘两种运动：一是向中心的运动，边缘高人“问鼎中原”，向主流文化挑战，欲在更广阔的舞台上一展身手，如“昆仑三圣何足道”留笺称“少林派武功，称雄中原西域有年，昆仑三圣前来一并领教”（《倚天屠龙》）之类；一是向边缘的运动。当中原形势不佳，或者到边缘去重建秩序，是中心文化向边缘文化的扩散，如虬髯客、李俊等人的行径（《虬髯客传》、《后水浒传》）；或者归隐，这是所有在小说中未死去的大侠的必然结局，而且多选择海岛来逃避尘世，逃避江湖。如袁承志（《碧血剑》），沈浪（《武林外史》）。
中原与海岛的互动，中心与边缘的互动，是武侠小说基础情节之一，也是主要叙事策略之一，这种对逆运动，令刀光剑影的武侠江湖生气激荡。
神话
经儒家清理后，中国文化中的神话性大为减弱。保存神话想象较多的典籍《淮南子》《山海经》难入士大夫正宗经典之列。神话性逐渐“在野”，主要由“民间话语”形态的小说来承担，而绵延两千多年的武侠小说则是主要承担者。同时，我们只有从神话性的角度，才能理解把握武侠小说的意义和功能。只有认识到我们仍有强烈的神话渴望，才能理解当代武侠小说的盛行。
当代世界，科学主义的地位难以撼动。但是，仍然有相当多的杰出思想家强调神话对于文化，对于人类的重要性，如尼采、荣格、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等。仅以卡西尔为例，他多次强调“神话是人格化的共同意愿”，“如果我们抛弃神话中的诸神，我们仿佛突然间失去了根基，我们将不再生活于充满活力的传统社会生活氛围中”。（《国家的神话》）“神话意象．这曾经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