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萨布罗夫漠然地说。“好。你查过哨了吗？”
“没有，还没有查过。”
“那你去查吧。”
“我这就去，”马斯连尼科夫赶紧说，他以为萨布罗夫想单独留下。
“不，何必马上去”萨布罗夫说，“可以等写完报告再去。”
“不，我这就去。”
“随你的便，”萨布罗夫说。
马斯连尼科夫出去了，他走到马斯连尼科夫的床前坐下，看到被子上的血渍，明白他们一定是把阿尼娅放在这里。这时他去拖皮包，拎起来放在床上。他不慌不忙地做着这一切。他有一种感觉，就是主要的不幸已经发生，现在他完全不必着急，一切都来得及做。他慢慢地解开医药包，一样也不拿出来，对里面的东西看了几分钟。后来他又同样慢慢地把所有的东西一样一样地取出来。皮包塞得满满的：里面放着叠得整整齐齐的船形帽、牙刷和肥皂、两条手巾、一块手翰。另外一格里是药品——他没有去动。后来他掏出两只带有方块花的、医务人员的新的绿领章，又拿出小小的圆木合，打开一看，里面是针和线。他又把它关上。最后他脸色发白地从包里取出来的是衬衫——两件士兵穿的衬衫，很大，不合身，其中一件的袖口往里卷了结住，就像他在战壕里遇见阿尼娅时她穿的那件大衣一样，那时他曾吻了她手臂上被磨破的地方。于是他想，大概正是那时候是和她最后一次见面，今后永远再也见不到她了。他把脸扑到所有这些分散在床上的东西上，哭了起来，不再去注意自己身边的一切。
半小时后瓦宁走进掩蔽部时，萨布罗夫以他平常的姿势坐在桌旁，背靠墙，伸直了腿。他脸上并没有悲伤或痛苦的表情。他用沉痛的凝视迎接瓦宁。这是一个失去了一样东西、没有了它虽然无法生活，然而终于下决心要活下去的人的目光．是一个被剜去了一块心头肉，而又没有东西来填补这块地方的人的目光。
瓦宁走到桌旁，在萨布罗夫对面坐下。他们都没有作声。
“怎么样？”萨布罗夫问。
瓦宁明白，他并不期待好的答复。
“伤势沉重。在这里只是包扎了一下就送到对岸去了。”
“难道伏尔加已经完全冻结了。”
“是的，冻结了。今天送了第一批伤员。”
“嗯……”萨布罗夫说。“也好，”说了又沉默了。
这时瓦宁突然违心地开始对他说了通常在这类情况下所说的一切。他自己为此在生自己的气，但是却无法克制，他说了一些根本不必说的废话，——什么这一切都会过去，伤势当然很重，但是并不危险，过一个月他和阿尼娅又会见面，一切都会平安无事，他们在这里（他甚至拍了一下桌子），正是在这里还要庆祝赠礼。
从萨布罗夫脸上的表情看来，几次可以预料，他要打断瓦宁的话。但是他默默地听着。可是当瓦宁在这样的注视下突然中断，不再说下去的时候，萨布罗夫脸上的表情也没有改变，此刻别人说话或是不说，安慰他或是不安慰他，在他都无所谓。瓦宁沉默下来的时候，萨布罗夫只是又说了一遍。
“嗯，也好……”
后来他脱掉靴子，躺到床上，并不装做睡着，默默地躺着，一动不动。他闭目躺着，无情地回忆起这一天的种种详细情形，有谁知道！如果他本人一直待在这里，而不是在１００米外，也许什么事都不会有。
这时，两个卫生兵正用担架抬着阿尼娅走过伏尔加。在孤洲后面的主流上，冰结得比较厚，已经规定出一条雪橇的道路，但是经过伏尔加最近的支流到孤洲差不多有一公里，伤员们今天仍旧是在还不坚固的冰上抬过去的。伏尔加是昨天才完全冻住的。德国人想不到在河上已经可以远东西，所以伏尔加河上是异样地寂静。四周白茫茫的一片，凝然不动，只有雪花继续落着，在卫生兵的皮靴下发出轻微的吱吱声。
要抬很远，卫生兵几次小心翼翼地把担架放在冰上，在一个地方站一会，拍拍冻僵的手，再戴上手套来抬担架。对岸有人迎着伤员走来，他们是从师团后方派来拟定明天雪橇通行的路线，找出哪里的冰比较坚固。他们边走边用脚踏着试试。其中有一个年纪不轻的高个子红军战士在离阿尼娅的担架很近的地方走过，停下了脚步。
“怎么，是护士受伤了？”他转过身和担架并排走了几步，向卫生兵问道。
“是啊，”卫生兵回答。
“她伤得厉害吗？”
“厉害，”卫生兵说。“你有烟吗？”
“有。”
卫生兵放下担架，红军战士用冻得不能蜷曲的手指给他们每人抓了一撮烟叶。他们便动手卷起烟卷。
“你们怎么把她放下？不会把她冻坏吗？”
“不要紧，马上就抬起来，”一个卫生兵说。“怎么，你认识她？”
“河没有上冻的时候，是她送我们过河，”红军战士说。“心肠很好的护士，只是年纪还轻。”
他们抬起阿尼娅又往前走。当他们已经快到雪橇路开始的孤洲的时候，阿尼娅也许是因为冷，也许是由于担架的吱吱作响的晃动，突然醒了过来。她睁开眼睛，看见上面漆黑的天空，她从眼角看出来，旁边的一切都是白的，白的。在最初一瞬间，她明白伏尔加是冻结了，人们正抬着她走过伏尔加。但是她的思想马上就混乱了，乱做一团，她觉得，这不是别人在抬她，而是她抬着什么人，像平时一样说道：“小声点，亲爱的，快了，马上就到了。”实际上，说话的不是她，而是听到德机嗡嗡声的卫生兵。他们说着：“马上就到了”来互相安慰，而她却以为，是她在说话，她心里竭力要更小心地抬担架，别让它这样晃动。后来她觉得担架上躺的是萨布罗夫，她是在对他说：“亲爱的”，但是她还不认识他，他也不知道这是她阿尼娅。这时她想对他解释，说了些什么，但是他听不见。于是她又说了些什么。她的思想完全紊乱了，她又失去了知觉。
“唉，可怜的，哼得真厉害。”卫生兵说。
可是这时飞机在伏尔加河上绕了几圈，投下一枚照明弹，刹时间照得一切雪亮，接着又投了炸弹。炸弹落在抬担架的人的左右。照明弹还没有熄灭，冰上可以看到一个个黑窟窿，河水涌上来，淹没了冰面。起初，第一枚炸弹爆炸的时候，卫生兵们把担架放在冰上，自己卧倒，到后来，又有几枚炸弹爆炸，飞机嗡嗡地响着又在绕圈子的时候，他们就不约而同地站起来，抬起担架，跨着匆忙的人的大步，在冰窟窿中间往前走。
离孤洲已经不远了，前面有人大声叫道：“到雪橇这边来”，在第一条雪撬起点的小丘后面，可以听到雪橇滑木的吱吱声和马的嘶鸣。
第二十四章
伏尔加沿岸的草原上笼罩着一片１１月的浓黑。下午５点钟天一黑，立刻就分辨不出——这是晚上，是半夜，还是早晨５点钟，因为持续１４小时的长夜，始终是同样地漆黑。寒风仍旧在草原上呼啸，雪似乎猛然想起它很久不来了，纷纷扬扬地落个不停。卡车车轮和两轮车的铁箍在压光的冰层上老是不断地发出吱吱的响声，军车调度员带着自己的小提灯在十字路口默默地转动。
这一切都是单调的，时时如此，日日如此，只有忽发奇想要在从埃尔顿和卡梅申通斯大林格勒的这些道路中的一条上接连站上一两个昼夜的人，才能懂得这种单调的全部伟大，才能懂得这些日子在接近前线各条道路上所发生事件的全部令人生畏的寂静。
也像一年前，１９４１年１１月，连续不断的列车载着步兵和炮兵驶向莫斯科，没有到达流血的前线就溶化在莫斯科近郊的树林里那样，——这里的情形也是如此，从１０月下旬起，军队一夜一夜地先是沿着前线泥泞的、然后是雪封的道路，在暴风雪中，在冰上前进，有篷汽车、总司令部预备队的套着套子的庞然大物的大炮、低矮的“Ｔ—３４”型坦克，和跟在卡车后面在小丘上跳跃的小小的反坦克炮爬行着。
有时德机扔下的照明弹在夜的黑暗中照亮一个白色圆点，在白点里的卡车就从路上拐到旁边，人们都四散，俯伏在地上，可是炸弹轰的一响在泥和雪之中爆炸了。后来一切重又变成漆黑，道路上的交通中断了几分钟，等清除被炸毁的卡车碎片，将死尸拖到一旁，一切才又开始向原来的方向爬行、行驶。所有这一切，部分是从卡梅申和萨拉托夫开往斯大林格勒以北的草原和森林茂密的峡谷。另一部分人员、大炮和坦克从埃尔顿开往伏尔加，隐藏在中、下和上阿赫图巴河的河湾，再从那里南下。
在这人员、汽车和武器的洁涪荡荡的运动中，在这一切移动的情形中，以及在这一切没有到达斯大林格勒便停下的情形中，可以感到一年前在莫斯科近郊已经一度以其全部几乎是超乎人力的沉着所表现的同样的意志力和性质。
当集团军司令和马特维耶夫几次在紧要关头向战线司令部请求增援的时候，每次都遭到断然的拒绝。只是从越来越多地集中了炮队和近卫军追击炮团的伏尔加左岸，毫不吝惜地用炮火来支援在斯大林格勒奋战的各个师。只有两次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战线司令部经大本营准许，每次给了一师人。这两个师从行军中直接被调往斯大林格勒，一星期中完成自己的任务，和原来在那里奋战的师融合在一起，人数也和他们相等了。
在萨布罗夫默默地闭目躺在自己的掩蔽部里，两个卫生兵抬着阿尼娅在不坚固的冰上走过的那一夜里，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马特维耶夫徒步在伏尔加河上绕了一个大圈，来到普罗岑树的掩蔽部，在那里关上门（如果可以这样叫那双层叠着的雨布帘），和他作了一次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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