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藏书的篇幅几与大陆相埒，这岂非很滑稽？王尔铭《云史日记》我们三个人的书目都收入，我和张寅彭都看过该书，而吴先生却加个按语：“此书是否诗话，待考。”这是不是又有自作聪明之嫌？若让我罗织其中的问题，光是编纂方面的，随便也可以举个若干条。确实也有人发现问题，并约我写书评。我回答：“你说是有这部书好，还是没这部书好？”他说当然还是有这部书方便，我说“那不就得了”。
庄子有言：“两喜必多溢美之言，两怒必多溢恶之言。”想必是我提到吴先生《知见录》时，个别结论因记忆不确，致吴先生见愠，以至文中不无溢恶之言，我也不敢说自己没有怒语，毕竟我们都不是圣人。但本文的目的只有一个，想澄清一点事实，还学术一个公正。因为吴先生的批评已涉及对一个学者基本的学术品格和胸襟的判断，尽管吴先生谊属前辈，我还是觉得有必要做出回应。本文如有开罪吴先生之处，我也不辞其咎。既然学术是天下之公器，时间和学术本身自然会有公论的。
社会共生
张桂华
（一）
在中国社会经历了近三十年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关系和城乡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也引发了许多社会矛盾，在经济昂首前行的同时，暴露出来的社会问题需要解决，结构需要调整，关系需要理顺，而建设和谐社会，就是这一现实需求的集中反映，既是执政党意志，更是包括各阶层广大民众的普遍心愿，显然，这也是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基本保障。
建设和谐社会是一篇大文章，一项大工程。无庸置疑，政府的立法是主体，需要将它细化、具体化为各项公共政策，通过行政体制从上往下地加以贯彻执行。除此之外，还需要理论前导和系统设计，需要上下认识一致尤其是底层民众的认同。“摸着石头过河”，是改革初期的选择，但在矛盾错综复杂、变数繁多的今日，任何缺乏理论指导的率性而为，都可能导致所无法承担的社会成本。
或许习惯成自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思维定势，从目前来看，许多围绕这篇大文章的做法，都类似于替身思考，把文章往下做、往细做、往政策咨询的思路上做，往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上做。很清楚，这是软科学争取课题获得经费的捷径，是上有所好下必从焉的结果。这没有什么不好，也确实为各级政府所需要。但相形之下，这样的大文章却少有人往上做，往深处做，往宏观往哲学上做。建设和谐社会，既需要各方面各层次的政策制定和贯彻落实，需要细化、说明和可操作，需要无数实际的也易见成效的工作，但同样也需要宏观把握，需要哲学的建构，需要系统性的阐述和解说。
尽管少有人做，却总是有人在做，胡守钧提出“社会共生论”，撰写《社会共生论》专著，意图即在于建立这样一种哲学，一种和谐社会的发展哲学。
（二）
社会共生，借用的是生物学上的共生概念。生物学上的共生，其主要释义有以下这些：
“共生是不同生物密切生活在一起。”
“共生被定义为几对合作者之间的稳定、持久、亲密的组合关系。”
“共生是不同生物种类成员在不同生活周期中重要组合部分的联合。”
“共生包括各种不同程度的寄生、共生和共栖”（转引自《社会共生论》前言）。
可能因为生物世界与人类世界的最为接近，可能因为生物界规律亦可部分适用于人类行为，因而在所有学科中，生物学的概念和规律常为人们借用和类比，解释说明人类社会。无庸讳言，迄今为止这种“原型启发”正是我们创造理论的一条捷径，我们只需回想一下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马克思人类社会发展理论之间的关系即可明了这一点。
不过，作者对共生的借用转换，不仅仅是出于理论兴趣，其中还渗透有个人曲折的人生经历和体验。作者自青年时代起即饱受当时社会的阶级斗争之苦，遭受过数百次批斗直至身陷囹圄长达七年。如此遭遇，不由人不产生对当年描摹社会的基本理论的怀疑。任何社会都存在阶级，有不同的阶级就有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这是无法否认的社会现象。但斗争是否就是绝对的？如果不是，那如何从理论上，而不仅仅是愿望和口号上，替换阶级对立、阶级斗争为纲的主调？更重要的是，在今天，如何用一种新的社会精神来回应新的时代需求，既包括和容纳不同阶级阶层之间的对立、冲突和斗争，同时又超越这种对立和斗争呢？
这是作者悬在心头、苦苦思索多年的问题。所以，社会共生论，从最初的酝酿到近日出版的《社会共生论》一书中提出的简明纲要，前后经历了近十年的时间。
什么是社会共生论？
“社会共生论以人人平等为前提，每个人生而平等……人之间有不同利益，团体之间有不同利益，阶级之间有不同利益，当然有冲突有竞争，但是冲突和竞争并不是要消灭对方，而是以共生为前提。这就是社会共生论”（见《社会共生论》，以下引用不另加注明者均同）。
这是作者第一次提出社会共生论时的初步解说。
（三）
最初的解说是粗糙的，只说明了产生原由和规定条件，直到后一年，作者才加以进一步扩充说明，提出了社会共生论的六条基本原理：“（1）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有互斥性，又有互补性。（2）人人平等是共生的前提。（3）斗争——妥协是共生的方式。（4）法律是共生的度。（5）社会发展是共生关系的改善。（6）生存与竞争。”
这就清楚了。作者提出社会共生论，并不是斤斤计较于个人经历的苦难“反思”，将个人的痛切体验在社会背景上放大，若仅仅停留在初步解说上，那何止十年前，二三十年前就已基本说清楚了。不是这样。作者的思索可以追溯到过去，但真正注重的却是眼下，它的提出主要是被社会现实所触发，是为了社会更稳定的进步，一句话，其最终目的是为建成一个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而提供理论前导。
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作者治学的一个最为鲜明的特点，就是始终将目光凝聚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关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关注社会转型中出现的矛盾和曲折，学于此，思于此，发于此，既出入其中，又超越其上，时刻保持思想敏感和学术警觉，使理论研究与实践进展同步。这就是作者常常能先人而发提出问题的关键所在，如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权钱交易、“灰色收入”、土地不仅是农村问题也是城市问题等等，都是作者率先提出。近几年，作者的注意力转向了日益尖锐化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关系问题。
目前的中国社会，一方面，国力大增，中国制造的产品走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经济增长不是一年两年，而是连续十多年高速增长，令世人瞩目。另一方面，自改革开放尤其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的十余年间，社会矛盾也在不断积聚和不时显现，社会关系空前复杂，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令人应接不暇。“三农”是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的农民入城、农业市场化、农村现代化也有问题；城市本身也有许多有待化解的老问题和不断产生的新问题。东西地区不平衡是问题，贫困地区的如何脱贫是问题，沿海发达地区和城市的发展途径、规模和阶层分化也同样是问题。所有的问题中，最显著也最为集中反映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同群体、不同阶层和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时至今日，当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市场化的外部环境和有利条件，已不复再现。当年的改革措施几乎能使大多数人得益，至少不会对其他人形成不利。可今天，再难以借重帕累托原则了，每一项新措施，每一次新的调整和规定，对一部分人利益有加，往往就是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减少，而且，减少的不一定就是增加的，损有余而补不足，补上的却不足。最坏的是，在涉及基本民生的社会保险、医疗和教育几方面，若干年的改革不太成功或就是失败，市场化导致的贫富差距，再加以官场权力寻租的普遍，垄断行业的霸道无忌，精英群体的屈服权钱，在在加剧了广大民众普遍的失落感和被剥夺感。
改革是为了提高社会整体的幸福指数，这个目的是必须坚持的，市场化是现代经济制度的基础，也无法取消，社会整体目标与各个利益群体、各个阶层之间的冲突也必须正视，但一味地强调对立和斗争也是注定没有出路的。中华民族、中国历史必须摆脱以对立、冲突和斗争解决问题的传统思路，新中国几十年历史证明，以斗争求发展所增加的社会成本和造成的民族伤害使社会无法承受。“走出（斗争－稳定－再斗争－再稳定的）轮回”，这是作者坚定的信念。中国社会要健康稳定的发展，必须走出这个轮回，跳出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反复上演的斗争格局。
所有问题都需要解决，但任何明智的人都能看出，这至少要在一个基本秩序得以维持、基本规则得到大多数人认可且追求的目标大体一致的情况下方可进行。简而言之，建设一个和谐社会，这已成为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性条件。
建设和谐社会，需要一种整体把握的认识，一种上下打通且兼顾左右的智慧，一种既能参照过去理解现时也能展望未来的眼光，一种能提供长治久安的方略。这不是一句单纯口号所能概括的，也不是具体的政策所能应对的，更不是良好的愿望就能替代的，一句话，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哲学，建设和谐社会的哲学，发展和谐社会的哲学。
社会共生论，就是为此而提出的哲学。
（四）
作者认为，“社会共生”是处在同一社会中的人们为了生存，必然要建立的共生关系。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