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返城也真难，尤其那些没路子的。眼看人家一个个走了，自己怎么办，想辙。女同志想什么辙呢？就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婚姻关系上。跟大城市的人订婚，再办户口，根本没爱情可言。男同志更绝望，精神状态更没法说了。没辙就找病，吞钉子，吃硬币然后就透视，有阴影吧。或把手弄破，血滴在大便里，或弄点蛋清放在尿里，再化验，一看几个加号；说实在的到了疯狂毁灭的程度。
记得有个女青年与北大港一个男职工订婚。定好五一节回去见面，家里人都给联系好了。春节连队一百多号人差不多都回去过年。我没走。还有一千多口猪，几百只羊，好几十头马和牛，很多设施得看着。这女青年也没回去，就为的多存几天假放在“五一”一块儿歇。她非常爱干净，在宿舍洗被子，穿得挺薄，屋里烧得挺暖和的，来回倒水一折腾感冒了。连吃几天核霉素也没压下去高烧，我们急了，送她去医院。当时去农场场部好几十里路，化验又赶上停电；再送到县里，来回来去过去一个礼拜，造血功能已经被破坏，再生障碍性贫血。我是指导员，带着两个男青年两个女青年，五个人护理。这种病、得不断输血。
我决定女同志别输血，我们恒男的验验；我和另外一个男青年是O型，可这个青年脸上有点为难。我说我输吧，输了四百CC血，完事她脸蛋就红扑扑了。原来是黄绿色，马上就精神起来。整天我就在走廊上蹲着。大夫跟她说：“你这个男朋友真够意思。”她说：“那是我们指导员，不是朋友。”大夫特别感动，非要给我开个病床，让我睡睡觉。九天九夜我们没台眼。她死后到哈尔滨火化。处理完后事回去，人们见我就说：“你怎么这模样了？”就跟打监狱里出来的一样。临死之前这女同志拉着我手，不让我离开。这时她姐姐、姐夫接到电报赶来了，抢救时不让他们进。她和她姐姐、姐夫有点矛盾。可是拽着我说嘛不让我走，两眼总看着我，光掉泪。那阵子话已经不能说了，只是人还清醒着。我眼泪也哗哗的。我们没有一点恋爱关系，就跟亲兄弟姐妹一样。我当时唯一的想法是怎样把她弄活了。我觉得我们够苦了，她得了病见不到父母，我看着她；亲眼看她停止呼吸。我在哈尔滨端着那个盛骨灰的磁盆，还热着呐，我想，哪怕我再抽多少血，只要她能活也没说的。
成千上万女同志都走这条道了。就是牺牲自己的爱情和人应有的尊严、权利，换一条生路，也未必会好。因为这条路没有爱情。埋下这个种子，必然会有恶果。这也是女知青的悲剧吧！她们的价值仅仅就是一个女性。像我们这些光棍男同志，只能毁灭自己，吞钉子嘛的，我看到就一顿臭骂：“咱不能干这事儿！挺不住还活嘛！”
79年知青大返城时，我是连队最后走的一个。走时心里有种负罪感。我想我最后走还是一个逃兵，最终打了败仗，还是没能战胜自己，还得随大流。我家说嘛也让我回来；人家都走了，快空了，宿舍里冷清得很。当时最大的压力是孤独。特别是后来没人了，打山东、河北、河南招来大批盲流当临时工，我带着他们干活，不是味儿了；我一想，我得走。我忘不了临走那天，几十个农场老职工送我，我提着手提包——那包里就几件破衣服和几本旧书嘛的。打营房出来，过那个小桥，那些人就像送殡赛的，在后边“哞哞”地哭。有的捂脸嚎陶大哭。尽管他们没文化，愚昧、粗鲁，可是跟大城市人际关系一比，实在可爱呀！送我老远老远的，还听见他们哭。
我回来后很久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做梦似的。照理说回到父母身边，吃住都好了，可就觉得空虚，觉得失掉好多东西。后来我觉得不该这样，还得从头做起。人嗯，在哪儿就得从哪儿开始起步。这样，积极生活那股劲才又慢慢恢复。我不是说我喜欢文学吗？除上班努力工作之外，80年我在文化宫的文学班业余上了两年课。82年我又开始上电大。去年毕业了。成绩还算满意吧。我不想自吹什么，我就得这样干，我伯失去自己。我学文学，有个抱负，觉得我有责任表现我们这代人和我自己。我永远当不了万元户，也不可能给我儿子留下什么产业嘛的。如果我在有生之年能留下一本书，这辈子就没白活。
那些年使我落一身病。关节疼常常发作，还有胃疼，一疼就……忍着。恐怕我要带着它过一辈子。我妹妹早结婚成家了，那件事，一直没法对丈夫说。不说就别说了。我们心里埋着的并不止这个痛苦。但是呵，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是伟大的一代。这可不是自我安慰嘛的。当时，“文革”把国家经济搞成那样，几乎崩溃，我们要是不下去，两千万人会给城市造成多大的压力。尽管我们受骗，我们受苦，但我们支撑这国家大厦几乎坍塌的一角，是吧？
应当说，是我们承受着“文革”造成的恶果，就是我们这代人。可是至今对上山下乡一直没有一个正确的估价。我写过一首诗，原稿早没了，但我记着这两句，大概是：
它应当枝叶繁茂的时候却过早凋落了，布满伤疤的躯干却支撑着坍塌的天空的一角。
我知道这诗幼稚。可它是我真实的想法，也是我的信念，我的力量。
因此我说，对于我们这一代，失掉的和得到的是同样宝贵的。我们并没虚度年华。
我们不会忘掉北大荒。我们把那么多东西留在了那里，又把那么多东西从那里带回来了。不是吗？
***拯救灾难的，不是圣贤，永远是人民
我到底有没有罪？
1968年 30岁 女
T市儿童医院医生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红卫兵大抄家高潮——整整三天经受非人虐待——用水果刀切断父亲颈动脉——被判“抗拒运动杀人罪”无期徒刑——十二年半的监狱生活——一九七九年三月二日被宣布为无罪释放
我是亲手杀死我爹的。这你是知道了。
前两天我预备跟你谈，我抑制不住要谈，谁知昨天一夜没睡着觉，原打算今天不谈了。
就是啊，一想那事，我爹我妈那天那样，一切好像都在眼前。回忆一次等于脱层皮呀。我血压高，怕自己受不住。想把今天这事推了，可一见到你，我又非谈不可。就是啊，谈出来未必不好。
我的伤痕是无法治愈的。二十年了，到今儿也弄不明自我杀死我爹对还是不对？当初判我无期徒刑，粉碎“四人帮”又判我无罪释放。我到底有没有罪？家里人，哥哥嫂子都说能理解我，可毕竟是我把他弄死的。如果不是我，他身子棒棒的准能活到今天网。当初我是救了他还是害了他？为什么我一会儿觉得冤枉，一会儿又悔恨自己呢？那时我像是神经错乱了，真有神经错乱那种感觉。弄不清楚，反正乱七八糟全乱了。
六六年八月二十六号早晨。不不，事情是出在八月二十八号早晨，二十六号是我家开始被抄那天。也正是在大抄家高潮时候。忽然砸开门进来一拨中学红卫兵，说我爹是资本家。
其实他根本不是资本家，只是祖上留下下所房子，楼下一间住不了的租出去。顶多够上个房产主吧。可那时出租就算剥削，不劳而获。稀里哗啦就全砸了。一家人都赶到过堂上跪着去。我家都是老实人，没见过这市面，全吓懵了。我爹是画画的，解放前一张画送到美国展览过。红卫兵拿着展览证书看。好呵，你们跟帝国主义有联系，里通外国，特务什么的。我们简直吓死了。现在想想，红卫兵，那么点儿的小孩儿怎么就把你们吓成那样。可那是“文化大革命”呀！我们一条胡同差不多人家都被抄网砸啊打啊。说弄死你就弄死你，真吓死人呀！又不是一砸了事。一会儿来一拨红卫兵，一会儿又来一拨红卫兵，一会儿再来一拨，乱抄东西，抄走一拨就贴上一张封条。书呀画呀全弄出来堆成堆儿烧。楼里楼外地冒烟；打二十六号到二十八号，天一亮到天黑，我和爹妈三口就给关在屋里拿皮腰带抽，头发全铰了，还一次次架到胡同口跪在地上批斗。不让你有一点闲着，来回来去地折腾，人不是人啦。如果有个地方躲躲就好啦，可躲到哪去？全市都在闹抄家，到处敲锣游街批斗啊，紧张死了，紧张到极点了，所以我们才不想活了。
刚才说神经错乱，就是呀，我们当时并没有想跳楼，可我跟我妈不知怎么都从楼上跳下来了。事先根本想都没想，没路可走，逼到那儿一急，眼前那么一黑，跳下来了。
我大哥二哥住楼下。我爹妈住楼上。我是医学院毕业的，在儿童医院当医生。我是团员，干活拼命，还被评做先进工作者什么的。后来随医疗队下农村累病了，肝炎。回家养病就和爹妈住在一块儿。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家里边这场祸事。那天红卫兵进来大棒子一抡，特厉害啊，好像睡了一夜觉，就变成敌人啦。我们一家人跪在那儿，莫不知犯了嘛罪。
到了八月二十八号，整整三天我和爹妈根本没吃嘛东西，碗都砸了。就是趁红卫兵去吃饭的时候，拿锅给哥哥的孩子们煮点挂面汤。那天夜里，我和爹妈在楼上，心想一夜过去，天一亮红卫兵又要来了。又得挨斗游街没完没了地拆腾，心里紧张，又怕，真是没路了，死吧！我们三人商量好一块死。当时楼里电线全切断，大概伯我们触电寻死，黑糊糊。我们三人坐在楼上过堂地板上，商量怎么死法。那天下雨，已经后半夜了。天快亮了，再不能等天亮了，快死吧。我忽然发现地上有个削苹果的小刀，跟钥匙接在一起，是抄东西时漏掉的。
这好像是唯一能救命的工具。我是学医的，懂得要是拿它切断颈动脉，空气一钻进血管就栓塞，马上就死，这是最快的一条路啦。我爹问我行吗？我说行，蛮有把握。我妈说，多亏咱闺女学医，有这法儿。我们就商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