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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您没见比这还狠的也有的是啊。不说别的，这地方上的事儿说不清，公安局里不是不准打人？可我亲眼看到他们打人。好家伙儿了，用手拷拷还不解气，楞用粗铁丝绑上，再用者虎钳子拧啊。您想想，那手腕子上的皮肉还不全破了，哪经得起这么拧啊，后来全长了小蛆，白的。瞎，那些事儿别提了，多了去了。我说咱重点说说她吧。她比我苦，更典型。像我这样儿的反革命太多了，可像她那样的就不多了。她那些东西，百年之后，说句大白话吧，不管哪朝哪代的人看了，都会觉得值得一写，因为它是真的。她受的那些迫害，都是有真凭实据的，有名有姓有地点，咱写到《人民日报》上也不怕，真东西搁的时候长，不是“四人帮”那些东西，隔不了几年一拨弄就倒了。我好歹大人孩子都团聚了，也就算最好的结果了。对不对？有些人老婆离婚，孩子让人带走了，房子叫人霸占了，她偏还住在你对过；你不也得天天打头碰脸，你嘛滋味？我说您写就写我老婆，别写我；突出她，就把她碰上那些个人，那些个事，按当时的话说，灵魂上的东西，解剖解剖。甭管他是头儿，还是军代表，照样有不是东西的，表面上像个人赛的，其实心眼里想的嘛，别人不知道，我们知道。
打头儿说吧。我出身工人，本人也是工人，钳工。“文革”前是车间里生产负责人。我这人生来就直性子，您看我说话就能知道我的脾性，也甭多描。我打嘛时候也不愿意巴结领导，爱站在车间里工人一边儿；替大伙儿说话。有时好给领导提点意见，这叫“犯上”，所以跟头头有点矛盾。他们说我不靠拢组织，打从“文革”开始，他们就想法儿找碴儿整整我。
我觉着他们整我全是有预谋的，好像全策划好了，一下子就来了。我的碴儿就是说了一句错话，这完全是玩笑话，是喝酒时和一个要好的哥们儿说的，这哥们儿平时不分你我，嘛话都说。当时就说了几句对“文革”不满的话，说朱元璋当了皇上，把下边的功臣全干了这类的话，没想到他把我的话向上汇报了。那会儿人全乱套了，谁也不知道变成嘛。可他在暗处，我在明处，我哪知道。这是六八年三月一号晚上的事，第二天一下子开大会突然宣布，说我是反革命阶级报复，大宇报呼啦一下全贴满了，好家伙那阵势，开着会一下子把我揪出来，把我的工人出身楞说成是资本家出身。出身还有变的，可这么才好说我“阶级报复”。
这出身是大字报定的，也不知谁写的，反正破鼓乱人捶呗，也没你说话分辨的份儿。“阶级报复”比单纯反革命罪重呗。好嘛，开始还没怎么，还是文斗；后来台上指挥的军代表一声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嘁哩咔嚓全上来了，这是他们预先说好的暗号，明白吗？一喊就是要开打了。可全动了真格的了，这是真打，不是假打，抄起那些铁家伙，打的可不含糊。
我也没看清都是哪些人，反正劈头盖脸的就来了。我一看不好，赶紧掏出手绢捂住脑袋，他们拿三角铁、铁疙瘩嘛的，操着嘛就是嘛，乱砸一气。表面看流血不多，可这叫软伤，最厉害，就冲着脑袋来啦，欠点把我打死。我就死命捂着脑袋，手绢就这么破啦。我这耳朵到今儿个还聋着啊，也是那晚儿给打的，到现在还总嗡嗡响，总响。后来打晕了，嘛也不知道了，他们大伙拿大铁丝把我绑起来，我就不知道了；跟手可能就送到拘留所去了。
妻子：那天开会时我去了，我跟我丈夫一个厂，我在场，是选什么革委会的大会吧，好像是的。他们打他时候我不敢看，也看不见。当时我心跳的呀，我就出去了，走出会场了，想回家，想走，到哪儿都行，不想呆，也呆不下去了。可我一出门就看见一个人，就是革委会那女的，主任，她盯着我，不让我出去，所以我知道，连着后来的事，我知道他们是串通一气儿的，有预谋的。等我回家时有个邻居告诉我，刚头儿你们厂押着你爱人回来一趟，他出车祸了吧？我到屋去一看，也全是血，那些血啊……
其实后来我想，他要是那次没抓走，还在厂里的话，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之类的运动也得给揪出来；我想了，那说不定更倒霉，恐伯不打死也得打残了。这些人目的不达到是不会算完的，
丈夫：我的事到了七０年就全搞清了。我出身是工人，不是什么资本家，也够不上现行反革命。可驻军和革委会那帮整人的人，他们不肯认错啊！为了维护革委会的声誉，不给平反。再说驻军那姓×的小子，他的个人目的还没达到呢，他想娶我老婆。监狱当然也不管了。那会儿监狱就像仓库，不拿我们当活人，像取货提货一样。管我们监狱的那人就说，我不管你们出来进去，只要拿提货单来，我就放人；没单子，你就在这儿呆着。他就这么说的。我活活就在这里边呆了十年。等我出来时，我妹妹看着两张《判决书》说，他凭这两张纸，就把人活拆腾半死。就这么两张纸啊！我带来了，您看这判决书写得多潦草，这字，您看，随便一划啦，真不如仓库提货单认真呢。管监狱的人说，“我们嘛也不管，只管进出，你们少找麻烦，谁要是不想活了，就自杀。我连份检查也不用写，你们谁爱死就死，我不管。”
我申诉了二十多次，也没人理我。出来之后，要回厂工作，革委会主任说了，他要回来，先把他腿打断了再说。就楞不肯收，我借钱也不给。没工作没工资，又地震没房子，我们房子早让他们霸占了，那时叫“压缩”。这种事都是街道积极分子干的。有问题的人房子都得压缩。腾出房来，他们搬进去。我结婚是两间，楞叫我老婆搬出来，另给一间小破屋。
地震时又坏了。我放出来算落实，心气儿还挺高，大年三十中午去找房管站管房子的，房管站那伙人，真油。我一说，他说我不是管落实的，管落实的今天休息没来。隔些日子再去，还这套。后来才知道，就是他管落实。到今天也没解决，这就别说啦。落实能落到我们这小老百姓头上？顶多落在名人、领导干部头上。他们是门面人，对吧！
妻子：我还记得那是生孩子后五十三天，因为产假只有五十六天，马上要上班了，孩子病了，是冬天，因为屋里实在太冷啦，得了肺炎。我才二十岁，没弄过小孩啊，不懂啊，这晚上他一夜都没闹过，我还觉得他很乖呢；其实那一夜他已经没劲儿再闹啦。第二天我一看嘴青了，得去看病啊！可我没钱，没钱看病，又不好跟别人借，邻居也不大敢和我们这样的家打交道。我当时真觉得孩子没救了，活不了了，急得没辙，绘我婆婆打电话。正好“最新指示”来了，全市都不上班，大游行，那会儿不都那样吗，一游行就排了大队满街里定，车都不通了。我婆婆接了电话后就来了，走了整整大半天，好几个小时啊，就绘耽误了；她来之后才送到儿童医院抢救过来。那会儿真是一毛钱也没有啊。记得还是大肚子那会儿，我到他妈妈家去，来回也总是走的啊，那么远路，一走几小时，可就没钱，没钱坐车啊，有了钱也舍不得花。
我丈夫关进去以后，先是在拘留所，我整天提心吊胆，生怕他性子直，再顶撞了谁，怕公判大会给他重判，绘他发配到远处去。他要就在市里坐牢，我不还能常见到他吗？最起码一个月不还能见一面吗？能看看也是一种相互的安慰吧，当时想。就怕把他弄到什么青海西藏的，那我可真受不了啦。那会儿啊，这些犯罪的我觉着就像演员一样，一公判一个区就几十个哪，每次都是，真像演员赶场哪，从这个体育场赶到那个电影院，再赶到什么学校工厂的，来回的赶。开大会，押上来，念罪状，再念判决。到一个地方来一次。公判也是为了吓唬人啊，镇压他们，也吓唬我们这样胆小的，老实的。
丈夫：那会儿我们在监狱里给人修理手铐，一筐一筐的；抓的人太多了，一拉百十人。
言论这玩艺，最厉害，弄不好一句半句话说错了，弄进去，像我这样进去的太多了。她想让我别惹事，我当然明白，事儿大了，就更对不起她了。我就和关在一块儿的几个犯人一道……这些人都熟了，能互相照顾照顾，也有一个小天地；因为都是这种问题关进来的，品行嘛的都不错。后来我们都是朋友啦，顶现在还常走动走动。
妻子：我们是六八年阳历年结的婚，那年三月二日他走的。我们在一起士共才过了整整六十天。他服刑的十年，我完全是靠着蜜月的回忆，还有对他的信赖才苦熬过来的。这三干六百五十个日子，我真是一天一天数过来的。我二十岁，刚刚从学校走到社会，刚刚开始生活，就碰到这么无情的命运，一夜之间丈夫变成现行反革命，我感情上真接受不了哇。军代表那个姓×的，和我们革委会主任，就是那个女的，勾结起来，早就打好主意了，把我丈夫整了，让我和他离婚，用尽了各种手段。现在想想，真不知当时怎么就顶过来了。也许我这人还是比较倔强的，虽然表面上看不太出来。
我丈夫一走，连着抄了六次家，把我们刚结婚时别人送的礼物，被子啦，毛毯啦，还有衣服料子什么的，全抄了；抄到后来，家里只剩下光床板了，全光光的了，嘛也没有了。他们还把抄去的东西办什么展览会。抄家抄到后来几次，我人都麻木了，就这些东西随你们抄吧，都跟我无关了。我对他们也恨不起来，他们出身好，为保卫红色政权连命也不要了。让他们去表现吧，去革命吧。我觉得庆幸的只是丈夫绘我留下了一个珍贵的礼物，就是我们后来的孩子小冬。我们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