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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监狱也学习、批判。我就常常狠批自己抗拒“文化大革命”、犯罪的事。管监狱的就叫我大会小会地讲。批一批确实也好，有时自己也悲观，轮到一批自己，说自己受党那么多年教育，应该相信政府相信政策。要是相信政策，嘛事不都过来了吗？一批我就相信政策了，活着有劲了。争取表现突出点，早点出来也好报答报答。你别说，玩命干也管事。七二年绘我减刑有期十年。打无期徒刑改到十年算最宽大了。一算，到了八二年就能出来，有盼头了。到了“四人帮”一完，法院重新审理我的案子，认为我是受“文革”迫害，不算杀人，算集体自杀，宣布为无罪释放，又提前了两年半。新的《判决书》这么写着：
原判定×××的抗拒运动杀人罪，不能成立，故撤消原判，宣告×××无罪释放，特此判决。
我是七九年三月二日那天出狱的。当初进监狱时，我只穿着医院的裤褂，白布带蓝竖条的。后来哥哥把我“文革”前存在农村医疗队时的一小箱旧衣服送到监狱。十年一直穿那几件旧衣服，出来时破衣烂衫。一见面才知道我妈早不在了。真是当头一棒啊！这么多年没垮了，我妈就是我的精神支柱。可一出来，爹没了，妈没了，全完了，真要垮。
我三月份回来后，“五一”就回儿童医院上班。休息了两个月。因为亲戚朋友来看我的特多，再有在家反而睡不了觉，脑子里尽是事，你说能静吗？原先三个人想一块死，结果活了我一个。这滋味不好受。好多入都说活下来就算相当不错了。那么多大领导人，都是跟毛主席出生入死在一起的，爬雪山、过草地，照样不也是家破人亡吗？比你惨的不知多少，人家不照样硬挺腰汗撑着活着吗？
我们单位待我不错，那时我家房子还给人占着没落实，就叫住医院集体宿舍。我是回民，吃饭难，我侄子天天提着饭盒骑车来给我送饭，每天一趟，过了好多年。我呢，医院叫我做“科住院”。摈医院规矩，得先做“科住院”，才能升主治大夫。我反正没家，没别的负担，抢时间念书吧！监狱里不许念业务书，现在加倍念书，弥补啊！很快拾起来了。我负责八个病房。打一楼到五楼上下跑。早晨七点半上，晚上九点半下，一天十四个小时。一天上夜班，无意觉得两脚像踩棉花，一量高压一百八，低压一百。我说快给我打一针。降血压硫酸镁最快，打完半小时再量不但没下去，反倒变二百了。我挨个儿病房转，护士们谁也不找我，这是她们互相说好的，怕我再累。这些人都同情我，尊敬我。唉，咱还说嘛呢？再加劲吧！本来“科住院”要做一年，我半年多就升主治了。
这时，我交了一个朋友。华东纺织学院毕业的。当初是年轻有为，一个总工程师对他特别器重。反右时这总工程师成了右派，叫他揭发，他没揭发，反而给总工程师通了信。他说咱不能昧看良心办事。这一下把他也当右派对待。他以为自己就是右派了。这次平反，摘右派帽子，人家看了他档案说，你冤了，你不是右派呀，糊里糊涂地当了二十多年“右派”！
不给升级也不给涨工资，也不好结婚。这叫什么事？他今年五十多岁了，一直独身，我们就结婚了。我俩有共同遭遇，说得来，他也挺照顾我，相互安慰吧！我二哥把他的儿子过继给我，现在上北京大学了，学外语。最近我爱人又升做厂长。我有了个什么都不缺的家了。
可是至今对那段事还是不能不想。我没法克制自己。虽说不是每天想吧，也不会忘。我总想我爹。我们医院人说，你连个蚂蚁也不敢踩死呀，怎么突然之下就下去手呢？那时宾把人逼得没人性啦。谁会拿刀杀死自己的爹呀！换平常连想也不会想是吧？我也欠下我妈一笔债，永远没法还了。如果当时我没下手，我爹我妈准能活到今天，看到今天。不怨我怨谁？
我无论怎么绘自己找理由安慰自己也没用。我又弄不明白，我到底是害了我爹还是救了我爹？
当初以为救了我爹，现在总觉得害了我爹。为嘛别的事都想得明白，这事翻来覆去总想不明白。一会儿这样想，一会儿那样想。你说一切都是“四人帮”搞的，别人为嘛都涯过来了，我们没有，还不是我？一想到这儿，我还是有罪，活得又没劲了。有人说，你好好活着，才是对得起你爹你妈。一想，也对，对吧？
我不能再说下去了，你们也别叫我说了，行吗？
**在灭绝人性的时代，人性的最高表达方式只有毁灭自己**
搞原子弹的科学家
1868年 37岁 男
Q省某地核试验某研究室主任
少年布尔什维克——一辈子全交给大西北了——我们是凭着赤胆忠心和一双手造出的第一颗原子弹——比原子弹更猛烈的“文革”灾难降临——工作手册被窃而引起的厄运——被运煤火车押解到山沟里——背着创痛依然想干出点事来
我有一个要求，请你不要把我的经历，当作一个猎奇的故事。我不愿意，以我遭受的坎坷、不幸和苦痛，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我渴望人们从中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心灵深处是怎么回事。因为，我的成长和创伤，不仅属于我个人，大致也代表我们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程。
造出原子弹来，并不像有些人想象得那么神秘。不是几个尖端科学家在屋里想出来的。
当然，要有科学家们提出理论依据和设计方案，但要把它从无到有，实实在在制造出来，需要许许多多人的献身拼搏，艰苦创业，反复实验，来把它最终实现。这是千千万万知识分子、技术工人、战士，还有组织者们用脑子、用智慧、用手、用汗水、用生命，创造出来的。我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是在基地第一线搞攻关、搞科研和实验工作的。基地设在大西北，一想到金银滩的大草原，一望无际，那时真是难以描述的荒凉和艰苦啊！
我出身书香门第，中学时代参加了学生运动并加入了地下党，解放后进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就被派到苏联进修——我不谈技术方面的东西，太复杂，你也很难写清楚，只谈命运吧——六O年初，组织上对我说，有个极其重要的国防科研任务派你去。这就是搞原子弹。原先我们希望苏联提供这方面技术，五九年中苏关系出现裂痕，苏联单方面撤回协议，没希望了，就决定自己干。自己干谈何容易，白手起家，又是这么高精尖的东西。任务压给二机部，后来叫核工业部。这任务在当时是绝对机密的，内部代号叫596。是指五九年六月，苏联单方面撤回协议，拒绝提供技术资料这日期。把这日子作为任务代号，就是激励大家争口气，不依赖任何人，别人造得出来，我们自己也非造出来不可。最初，像我这样不到三十岁年纪的科研人员参加进来，仅仅有几个，都是严格挑选，政治和业务很可靠的。这是组织上的绝对信任，自己当然也有种光荣感了，而光荣感化作一种激情，灼热地填满我年轻的胸膛。
脚踏金银滩，满目荒凉。这里原是老藏民族耗牛的地方。牧草很丰盛，草原上还有野花和鲜美的蘑菇，但除去这些什么都没有了。没有路，没有房子，没有树，只有太阳、月亮、大风、霜雪和酷冷。对了，还有狼。人们像开荒那样，最初都住在帐篷里，天天夜里听风吼狼嚎。海拔三千米，缺氧，走路急了喘不过气，胸膛憋得像灌满砂子；干活很容易累，喉咙像塞了塞子。气压低得馒头都蒸不熟。这里一铁一木，一砖一瓦，以及日用的一切，包括一盒火柴都得从很远处运来，又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物资缺乏，运输也跟不上。生活决谈不上半点特殊化，材料仪器都是缺这少那。多难！但我们站在这三千米高原上，满怀豪情，决心就在这儿把显示中国人志气的蘑菇云升起来。当时我们最爱说一句话，叫做“空气动力学”。这是物理学的一个名词，借用过来的意思是把“气”作为“动力”。我们肚子憋一口气，就是动力。国家强盛就是我们的人生目标。虽然身在茫茫金银滩，两手空空，连一个原子弹零件也没有。反正一来到这里，一辈子就交给它了。当时我们的想法就这么简单！
现在年轻人可能会讥笑我们是“虞诚的一代”，“驯服的一代”，可我们当时活得那么充实！
来到草原，我们马上投入紧张工作。先是做缩小尺寸的爆轰试验，用的是模拟材料，代用品，不是真的材料，看它的原理性怎么样，与指标符不符合，其它动作过程也完全一样，要看它是不是满足设计要求。我领导一个组，都是实验科研人员。每次试验都要花费巨额的钱，测量数据出不来就白实验了，所以工作责任大，价值很高，一点粗心大意也不行；必须全神贯注，全心贯注。我常对大家说，实验用的电缆是我们的生命线，真把原于弹看得比自己生命还要重。基础工作扎实，任何细节都一丝不苟，这是中国原子弹为什么这么快就试验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缩小尺寸的模型试验于一九六三年就成功了。六四年又重复成功，当年就做全尺寸的爆轰试验，意思是尺寸和正式原于弹l：l，一样大，除了装料不是活性材料，其它都是用原子弹的材料和结构。这次试验关系重大叼，不成功就谈不上下边的核试验，它的成败紧紧抓住整个基地上所有人的心！我们更是紧张，住在基地分厂的工号里做准备，我负责实验测量，一连几天几夜反复检查每台仪器，每个接点，每条缆线，还要做模拟操作，我们叫“预演”，生怕正式“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