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夫送来了和姐姐结婚时的被褥——他的被子只是一团烂棉絮，实在无法见人——又留下几块钱，就这样，他进县城上工了。
厂里招了十二个写字的人，等一个多月后，这批活儿做完，只把他留下了——当临时工。
他被分配到定瓷试制组。
他不明白，厂子就叫定瓷厂，为何厂里还设置定瓷试制组？
原来，20世纪70年代初曾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在日本侵华时曾随军在曲阳一带驻扎，对当地鼎鼎大名的定瓷印象极深。1972年，他来华访问期间，曾向周恩来总理问起目前定瓷的烧制状况。其时，曲阳烧制定瓷的诸多窑口，均已在八百多年前宋金的战火中化为一片废墟，并从此失传。在周总理的关照下，1974年保定地区在曲阳建立工艺美术定瓷厂，号称“定瓷厂”，其实只是个科研项目。
定瓷，烧制基地在曲阳县，因古代其属定州辖区，故称定瓷。在宋代，定瓷为宫廷御用之物，特别是盘子和碗，有“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磬”之美誉，后来一直是历代大收藏家追逐的雅玩。如今，因其存世数量极少，更加珍贵。
定窑湮没了，有关定瓷烧制的资料也随同历史的烟尘荡然无存。不知道那些八百多年前无名的大师们选用的是什么瓷土、什么瓷釉，更不知道它们的配方，甚至有些精美花纹是怎样划上去的，都无从索解。定瓷试制组的任务，就是要破解这千古之谜，烧制出名副其实的定瓷。
陈文增大为兴奋！对他说来，定瓷并非陌生之物。甚至可以说，他童年的一些美好时光，就是和定瓷有关的。在北镇周围，有不少遍布定瓷瓷片的小山头，最近的一座，只需膛过村边一条小河就是了。在茂盛的荒草中，散落着一堆一堆的白花花的瓷片，他和小伙伴们专拣那些大片的有花纹的，在河水里洗干净，装在口袋里，走起路来哗啷啷响。他喜欢瓷片白中透黄、白中透青的颜色，喜欢触摸瓷片时手上那滑润的感觉，更喜欢瓷片上的花纹。他那颇有工艺美术天分的小脑袋瓜儿，也曾闪过要刻出这样花纹的念头。万没想到，如今他已厕身试制定瓷的小组中，这是缘分。他这么多年写字练画儿，临摹《芥子园画谱》，在这里，都能学以致用，他觉得幸运。
刘玉山厂长知道他除了字写得好，还擅长画画儿，所以让他和和焕一起搞造型和装饰。和焕是一个很有才气的姑娘，比他早进厂两年，一直在试制组。在瓷胎上刻花的第一课，就是和焕给他上的。他只看一次，就学会了。在老家，他曾刻过梨木印版，印出花纸，给结婚的人家糊彩色顶棚；他也刻过图章，而且不用写字，可以直接把名字刻出来。比起梨木和印章料，半湿不干的泥胎就好刻多了。没几个月，他已能奏刀如飞，一气呵成，而且刻出的纹饰都颇有韵味了。
那时，他们烧制的瓷器，都是他和和焕去各地博物馆临摹的定窑真器的仿制品，虽然在瓷胎上刻划各种纹饰他们已非常熟练，但总有两根或三根在一起的线条，无论他们怎样用心，也刻不出那样的效果，那样的味道。经过多次失败后，他大胆地设想，不是我们的技艺不行，是刀具不行——那两根或三根在一起的线条，是一刀刻下去的。和焕觉得他说得有理。他很快就自制了一把双线刻刀，果然，问题迎刃而解了。这就突破了陶瓷史上关于定瓷双线纹样“刻一刀，复一刀”的论点。
多年之后，和焕说，他爱琢磨，别人下班后，就不再想工作了，他不，他总在想。他要做的事，一定要做成，做好。他真的爱琢磨。在试制组跟着大家干了一阵子，他想，定瓷这么大名气，作品那么漂亮，可定瓷的特点是什么？这些特点是怎么来的？组里没
人能说得清。他很怀疑，就这样糊里糊涂，忙忙碌碌，能见到成果吗？
省二轻局的谷守刚和李希元老师常来他们厂和他们一起工作，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周淑兰老师也很关心他们的进展。他向他们请教，他们说，到目前为止，在任何古籍中，都没发现有关定瓷用料、配方及工艺的记载。你们干的是无中生有的事，难，就难在这儿！
他想，难，没什么。得先学些东西，能像老师们那样有学问，就好办了。
他找来《中国陶瓷史》，找来一摞有关陶瓷的杂志，像以前他学写字、学画门帘、学刻印版一样，兴致勃勃地读起来。从此，他像乘上一艘帆船，被春风吹着，开始了旷日持久的行程。他吸吮着，实践着，发现着，怀疑着，否定着，总结着，待他四十余万字的学术著作《定瓷研究》问世时，已是二十五年之后了。
眼下他挣工资了，他想母亲一辈子没享过福，该让老人家享受享受了。他买了两听糖水蜜桃罐头，让父亲母亲吃。两个礼拜后回家，罐头仍然放在柜子上，他知道，他们舍不得吃。他打开一听，给父亲倒了一半儿，端着剩余的半罐，用筷子夹着，一块块送到母亲嘴里。母亲嚼着，泪水慢慢淌下来。他也哭了。他觉得幸福——能给母亲买罐头了，能孝敬母亲了！
1979年秋天，母亲的风湿性心脏病犯了，还全身浮肿。星期六下班，他赶回家。母亲受苦惯了，什么病痛都能忍着，说，没事。别惦记我。他本想留在家里多伺候母亲两天，可为了请北京的专家作鉴定，他们正在赶做新制品。星期一早晨，母亲说，你是公家人，别让人说闲话，上班去吧！父亲也说，没事，我照看着。他走后第三天，母亲去世了。
自姐姐出嫁后，他和父母在难以想象的贫困中相依为命，如今，母亲突然病故，他悲痛之余不能原谅自己——他没伺候母亲一天！
本就病病殃殃的父亲，经过这次打击，越发羸弱。父亲已经六十多岁，如今，谁来照顾呢？
叔叔、婶子和姐姐商量，决定给他尽快娶亲，让儿媳妇伺候老父亲——家里还有承包的土地呢！
他只能面对现实。好在那时人们不再看重出身了，而且他是挣工资的，在当时的农村，这是又荣耀又实在的事。
姐姐介绍了一位姑娘，才十九岁，比他小六岁，是姐夫家的邻居。他不认识这个姑娘，姑娘却认识他。那些年他常去姐夫家，人家早就知道他能写会画——他很幸运，娶了个好媳妇。媳妇很俊，个子比他高，又贤惠又能干。老父亲有人伺候了。家里的三亩地也有人耕种了。
婚后不久，他的命运又发生一次重大转折——他转正了，吃商品粮了。
转正指标是省二轻局下发的，保定地区只分到两个。那时社会上走后门之风已经盛行，他没有任何庇护，所以也不抱任何指望。他却不知，曾来试制组帮助他们工作的省二轻局的谷守刚和李希元两位老师是多么看重他。他们不止欣赏他的书法，欣赏他制作的瓷器的古雅与灵气，更欣赏他的正直、好学和坚韧。他不但接到了职工转正登记表，而且在“姓名”一栏中，已经写上他的名字——当地人称之为“戴帽指标”，谁也别想挪用！
手刻荷花梅瓶惊动香港
陈文增有个特点令人有些难以理解，也许是因为有才，也许是因为无畏，他喜欢叔叔的字，就学习书法；他喜欢杜诗，就琢磨平仄对仗，写顺口溜儿，写对子；不但写，他还敢投稿，敢拿自己的作品参加各种大赛。后来他的古诗词不但常常见诸报端，书法、楹联、古诗还屡屡获奖。如今，他喜欢读各种有关陶瓷制作、研究、欣赏的文章和专著，读着读着，他手痒痒了，也要试试——他的第一篇论文《定瓷手刻花纹浅说》就这样诞生了。
当时，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周淑兰老师正在他们厂，他拿着论文向周老师请教。没想到，周老师很是称赞，不但鼓励他继续把实践中的经验和体会写出来，还表示要把论文介绍给她的学生们。
1981年，湖南搞了一次有关陶瓷科研的“陶瓷杯”征文，他把这篇文章寄去了。他没有得奖，但组委会邀请他去长沙参加一个正在举行的专业会议。他去了，听了许多专家的报告。使他感触最深的是，他知道了——离开理论就谈不上研究。定瓷厂虽然建立十来年了，大家也很辛苦，但成果甚微，因为大家不了解与定瓷有关的历史和文化。要想找回失去的定瓷，一定先要从历史上、美学上找到定瓷出现的背景，这是恢复定瓷的重中之重。他知道，这是旷日持久的工作，可能需要干一辈子！
此时，改革的春风吹来了。它虽然吹绿了祖国的东南西北，他们的工厂却承受不了逐步升级的风力。工厂效益不好，到1983年底，已处于停产状态，工人无限期地放假了。试制组的人和厂里的工人们一样惶惶不安，同时他们还多一重忧虑——他们为之奋斗千年的定瓷就此放弃了吗？陈文增是个有信念的人，他深知恢复定瓷生产是极有意义的事，决不能轻言放弃。他找到蔺占献、和焕，问他们，该不该接着干？蔺占献和和焕是试制组不可或缺的人物，他们对定瓷的感情和陈文增一样，他们毫不犹豫地回答，决不能半途而废！有他们三个做核心，组里的二十多个工人有了主心骨，都簇拥在他们身边。在试制组生死存亡的时刻，陈文增站出来挑了头儿，他得到了大家的信赖和敬重，从此成为这支小队伍的决策人物。
经过和厂里协商，他们三个作为承包人承包了定瓷试制组。陈文增负责试制工作中的理论探索，同时兼当业务员。蔺占献干老本行，继续寻找合适的瓷土，探索合适的配方。和焕负责全部的生产工艺。为了生存，他们决定边试制，边生产。而只有拿到订单，才谈得上生产。陈文增想，国内陶瓷市场竞争激烈，定瓷厂正是在国内市场的竞争中败北的，要想拿到订单，必须另辟蹊径。
他跑到保定市外贸局。
人家说，你们厂不是挺牛气的吗？前两年我们要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