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咋的直哆嗦？”格卢姆斯基问道，“湿透了？……你去弄一件帆布雨披，工厂阁楼里有，是给运陶器工人预备的。”
当我披着又硬又破的帆布雨披返回的时候，这位农庄主席无意中又说了一句：
“你咋穿一件军便服在谢麦连科夫的院子里放哨？”
我觉着他晒然一笑。格卢姆斯基龇开牙，你简直无法肯定他是笑，还是想咬你一口。
“算啦。”我说，“你关心的事太多啦。你还是说说，火烧鬼来陶厂为的什么？”
我们沿着泥泞的道路大步走着。路上的圆形蹄子印——这儿到远处采泥场运红泥都是用驴子驮——灌满了桔红色的水，密麻麻的雨点打在上面仿佛开了锅。肩上的机枪越来越沉重。
“瞧，这就是他妈的九五小阳春！”格卢姆斯基转过身对我说。
雨水顺着他那紧绷在弓形脊背上的粗呢短外套淌下来，犹如从屋脊上淌下来一样。他又斜眼看了看我那双被泥面团包裹着的靴子。
“你咋的，穿靴子在谢麦连科夫家放哨？”
“别婆婆妈妈了，”我说，“你眼下要操心的事还少？”
“不少，”他嘟嚷着说，“你可当心，你别伤她，安东妮娜的心啊，你想想，她再受不了委屈了。”
“一定伤，”我说，“我就是为这到此地来的……我一定要伤她的心。我并没白在她家院子里放哨！克利马尔是来给她送糖果的，他不想叫她伤心。”
“少见哪，这么好的姑娘！”他的口气已经不是那么严厉。“咱早就留心她了，你还在桌子底下爬的时候，咱就看出这姑娘有出息……”
雨噼噼啪啪，猛打帆布雨披，声音很大，压倒了格卢姆斯基的话语。我朝他靠近些，马枪的枪口，在他的驼背上一跳一跳的，险些儿戳着我的下巴。
“咱本打算娶她作儿媳妇的！”格卢姆斯基突然喊了出来，他摇晃着他那大如西瓜的拳头，不知在吓唬谁。“他俩是同岁，从小要好呀。战争爆发那年，两个都十五啦……唉！咱那时心想，快点儿长吧……不管咋的，也要给儿子定下这门亲事！”他脱口说出，“就是倾家荡产，也要娶……这样的姑娘，难找啊！”
他又摇晃了一下拳头。本来他大概会给儿子定下这门亲事的。有人说，他儿子塔拉斯很帅，一个呱呱叫的小伙子，而且挺勇敢，四一年竟敢往全副武装的德国鬼子群投掷手榴弹，这可要有点胆子！只是忘拉导火线了！才十五岁啊！
第一个采泥坑蛮干净，坑底下只有一把坏铁锹。雨水象一条条红褐色溪流，哗哗地淌入坑里。这儿的一切，全是棕色和红色，象泥土的颜色，甚至生长在矿坑斜坡上的款冬的叶子，也显得红彤彤的，它们本来吸足红土的灰尘，现经雨水一淋，焕发出红艳夺目的光彩。
我们踏着泥泞滑溜的小径向前走去，这条小径蜿蜒在一个仿佛被一块锯齿形的巨大弹片凿出来的大坑边沿上。
我们向两辆装甲车的黑糊糊的钢铁骨架奔了过去。树林离我们约莫有三百米。
古潘说，火烧鬼押着这两辆装甲车，开到这儿被烧伤了脸。命运决定以事实来证明这个农村的古老绰号。
近处，两辆装甲车也象周围的东西一样，呈现出红褐色尘土和锈铁给钢铁包上一层外壳。眼下，雨水一冲，外壳又闪出光亮。
“没人！”格卢姆斯基转身对我说。
装甲车的车帮被“火箭炮”的巨型弹片凿出许多窟窿。风在金属的洞洞眼和豁口里呼啸、呜咽。
“我觉得，他们到达这儿之前是七个人！”我对着格卢姆斯基的耳朵大声说，“后来就变成六个了。”
到了这儿，那条婉蜒小径变成宽阔大道，上面有驴子留下的蹄印和大车压出的深辙。两辆装甲车就停在这条大路中间。道路如同河流绕过岛屿，从装甲车两边绕了过去。左边一点，有一个采泥坑，坑沿上，长满茂密的杂草，飞廉和款冬。
格卢姆斯基钻进杂草丛，杂草几乎淹没了他的全身。飞廉的灰色球状果实，挂满他的双肩，他定睛往下一瞥，全身不禁一颤。举在飞 上的那只手，抓住挂在肩头上那截马枪的皮带，立刻往下爬去。
“那边有什么？”我喊了声，向格卢姆斯基奔过去。我的两只靴子象铅球似的，艰难地向前滑动。
这里有一个报废的采泥坑，那边有一条水流冲坏的出境大道，隔着大坑那边的蒙蒙雨幕，大道看不清楚。雨水顺着沟沟， 地往下淌，坑底积满水，简直象桔红色的小湖。
我一下没弄明白，坑里躺的是人，只觉得那是一大捆沾满红泥的破烂布。当那破烂布微微蠕动的时候，我和格卢姆斯顿时惊呆了。它无声地蠕动起来。好怕人哪。
我俯下身，举手护住眼睛，挡开斜打在脸上的雨点子。我定睛细看，原来那捆破布是个人体轮廓。那人的双腿泡在水里，看样子，他曾经企图往上爬，浑身上下沾满一层棕红色的粘泥。就在这时，一只手从那捆破布底下挣脱出来，好似触角一样，无力地朝前伸去，想抓住什么东西。三个手指抓住了一块柔软的粘泥。
我认出这个截短了的、只有三个指头的手，它无力地摇动着，宛如一只折断的翅膀。
第二节
我丢下机枪，从斜坡上纵身往下一跳。格卢姆斯基也随后跳了下来。
我俩无力地拨拉着稀泥，好容易 到坑底的小湖边。陶工脸朝下趴在水里，他还拚着全力昂起头，不叫稀泥呛到嘴里去。我两膝往两边一分，趴下，把谢麦连科夫翻了过来。在格卢姆斯基的帮忙下，我把帆布雨披塞在他身下。
哪儿也没有新伤的痕迹，衣服上下都粘满红褐色的泥浆，仿佛是板结的血块。我用湿漉漉的船形帽揩净他的面孔，露出了象刮刀刮出的沟沟一样的深刻皱纹。此时，皱纹牵动面孔，向一边扭，作出一个痛苦的表情。他的呼吸急促，不均匀，仿佛在抽噎哭泣。
格卢姆斯基惊慌地瞥了我一眼。
“不要紧，”我说，“前线上，比这还严重的，有时也活了。”
陶工的嘴唇没有血迹，这说明伤不在胸口，不在肺，急促的浅呼吸提示我，伤在横隔膜附近。在“肚皮患者”的医院躺了四个月，已经有点懂得，人体内什么东西在什么部位。
我解开谢麦连科夫的棉袄，用力一扯他那件补丁搭补丁的旧衬衣，衬衣象蛛网一样，一下就扯开了，露出了干瘪的肚子和一棱一棱的肋骨，哪儿也没有血迹。我把衬衫拉到底，看见陶工的枯黑的皮肤，渗出一颗颗血滴，象小珠子似的往下滚。他倒底怎么啦？
突然，谢麦连科夫那只三指残手，仿佛尽力帮忙找，摸了摸肚子，留下三个肮脏指印。我这才看清，肋骨下有三个不显眼的红斑。开头，我还以为是抓伤的痕迹，但是，我站近他仔细一瞧，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原来是用又细又长的刀子插的，捅了三刀子：一处捅在肝脏处，一处捅在“呼吸器官”下部，一处在神经中枢。
我回头看了格卢姆斯基一眼，但他一点也帮不上我的忙。他自己还莫名其妙呐！我用眼睛指给他三个斑点。
挨了土匪这种又细又长的刀子，是最糟不过的了，这种表面看来无所谓的刀伤，甚至连血也不流，但却有致命的危险，只有紧急动手术，才能挽救谢麦连科夫的生命。十万火急！但附近连一个医生也找不到……
“拖上去吧！”格卢姆斯基透过紧咬的牙关低声地说。
对，无怪人家都说，火烧鬼是真正的豺狼和刽子手。干脆一枪，这在他是很少见的。他把受了致命刀伤的陶工扔到采泥坑，叫他象甲虫掉在玻璃缸一样，久久地，一遍一遍地沿着坑壁往上爬，叫他活受罪，叫他喊救命。他那无力的三指左手，也真的抓着一把粘泥呐。
我抬起眼睛，几条溪流顺着沟沟向我们淌来，红色的溪流。风戏弄着款冬的叶子，在那坑壁遮断混暗天空的地方，闪着红光。我们在积满鲜血的坑底挣扎着，在大地躯体的巨大伤口里挣扎着。这一切何时才能了结呢？
谢麦连科夫躺在帆布雨披上，我俩拽着雨披的两个角，拖着他。我们无法站起，五指抠着粘泥往上爬，象在冰上一样，直往下出溜，弄了一嘴泥浆，气得骂娘。驼背、长胳膊的格卢姆斯基的爬行姿势，活象个蜘蛛。此刻，我才充分感受到这个小个子的体力和韧力。他朝前伸着下巴，歪扭着脸向上爬行。
我们从陡壁上滑下两次。这条古老的出境大道完全被冲毁了，几乎同斜坡联在一起。我们爬了很长时间，一米一米往上爬。
“站住！”谢麦连科夫突然哼着说，“不必……丢下我。”
他苏醒过来了，眼睛睁开了，但是没有看我们，而是直勾勾地望着天空。雨点直接落在那双睁大着，一眨不眨，没有睫毛掩护的眼睛里。然后又象眼泪一样，一颗颗淌出来。他那瘪坍的两腮，完全陷了下去，看来，再陷一点儿，两个坑坑就要开始积水。
我们冻僵了。我朝谢麦连科夫俯下身，替他挡着雨。他不会看不见我，但他那毫无表情的眼睛并无变化。
“干死了！”他说，使劲儿张大嘴巴吞雨点子。
格卢姆斯基两手一掬，从溪流里捧了一捧红水，淋在他的脸上、两唇吮吸一股细流。
“他们……把……安……东妮……娜？……”谢麦连科夫说。
他的话拖得很长，停顿老长时间，每说一个字，都要喘口气，而喘气又很困难。此时此刻，说话，对他来说，是一种劳动，是他一生中最吃力的劳动。
“安东妮娜在家里，”我说，“克利马尔被打死了。她很好！”
谢麦连科夫微微闭上眼睛。他要歇一口气。他感到高兴，这对他来说，也是劳动。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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