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长研究讨论之后，我们发觉，如果敌军一面对我实施正面进攻，一面对我
敞开的东部侧翼（这里的南朝鲜军队已仓皇逃走）实施深远包围，就会使我全
军处中危险的境地。我还找不到充分的根据证明部队能守住各自的阵地，即
使下达死命令他们也未必能坚守得佐。因此，一月三日，我要求我国驻朝鲜
大使通知李总统：我们要再次撤离汉城，由前进阵地实施的撤退行动即将开
始。
我还通知我国大使和南朝鲜政府仍留在汉城的部分机构：自下中三时
起，桥梁和来往要道除军队之外一律禁止通行。政府的全部车辆必须于下午
三时以前撤离汉城，三点以后，民间车辆和行人禁止通行。
当然，发布命令是一回事，而要使命令为人所服从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贯彻这道命令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因此，我同意加强一般性的宪兵交通管
制。我对第l 骑兵师师长助理、查尔斯·帕尔默准将（后晋升为将军）很信任，
让他亲自在大桥一带全权负责交通管制，以我的名义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
证第8 集团军源源不断地通过。如果让数十万胆战心惊的难民离开通往安全
地带的唯一公路和桥梁，他们究竟会作出何种反应，我们是无从预料的。因
此，我特别命令帕尔默准将，要他指示手下的宪兵，如果难民拒绝离开公路，
就向他们的头顶上方鸣枪；如果还不能阻止潮涌般的人群，就要诉诸最后手
段，直接向不听招呼的人开枪射击。
朝鲜人是个温驯的民族，早就学会了适应艰苦的条件。
他们默默地服从了命令，所以，那怕用部队去吓唬他们一下都毫无必
要了。
我留在现场，在主桥的北端一直呆到天黑，观看着由徒步士兵、卡车、
坦克、自行火炮以及各种运输工具组成的漫长的队伍缓缓通过。当庞大的8
英寸榴弹炮和“百人队长”式坦克开过来的时候，我的心都提到了喉咙上；
浮桥深源地陷入湍急的流水中，我的心一直悬在那里。我知道，拥有战斗装
载的“百人队长”式坦克重量超过了这座桥规定的负载能力。但是，浮桥还
是经佐了坦克的重量，最后一辆沉重的坦克总算顺利地开到了南岸。天完全
黑了下来。我乘坐吉普车过了桥，挤进各色各样的车辆之中，朝着设在永登
浦的只打算过一夜的临时指挥所进发。此时，在我的背后，耐心等待的成群
难民象古老传说中的一只苏醒过来的野兽一样动弹起来。
武器装备完好无损的第8 集团军在汉江以南有了实施机动的余地，他
们占领了坚固的防御阵地。集团军所属美军三个军中的两个军（美第10 军此
时尚在南面集结兵力）和两个南朝鲜军，依托有利地形扼守着一道防线。不
久，第10 军便可加入战斗。美第1 陆战师和第2、第3、第7 师也将齐装满
员地重返前线，随时准备给一切敢于继续推进之敌以严厉的惩罚。
但是，在转入进攻之前，我们还有一些工作要做，还要克服薄弱环节，
总结教训，纠正错误的做法，以及恢复部队的自尊心。设在东京的总部、美
国国内的整个军事机构以及设在日本的后勤支援司令部，现在都在十分紧张
地工作，以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的装甲部队和炮兵逐步得到了加强，我们
的部队也开始为训练有素的士兵所充实。
口粮的标准和质量有了提高。战地内科和外科医疗条件达到了第一流
水平，成为所有军队中最好的战地内外科医疗。
经过选拔的优秀军官接替了营、团指挥职务，不久便克服了我们在训
练上存在的基本弱点。
当我接管第8 集团军的时候，集团军前进指挥所由于在当时来说很合
理的原因而设在最西侧的一座大城市中；基本指挥所则位于交战地区后方一
百五十英里的地方。作为直接指挥战斗的指挥所是不应当设在大城市的大楼
内助，这种地点容易从身体上和思想上把司令部人员与部队人员隔离开来。
上级司令部的军官和工作人员会因此而很难同他们所服务的部队打成一片。
结果，上级机关与部队之间也就无法做到相互尊重与信任；而这种尊重与信
任则是军事上取胜的极其重要的条件。
在被迫撤出汉城以后的头几个星期，我把随同我行动的前进指挥组的
人数压缩到最少的程度。这些人中有我的两位杰出的助手：一位是沃尔特·温
顿，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后来在加勒比司令部任职期间，我们都
曾一道共事；一位是乔·戴尔，他已在我之先到达朝鲜，我深感幸运。再就
是我的一个勤务兵、一个专车司机以及一个无线电吉普车司机兼报务员。我
知道，第l 军的米尔本将军对集团军司令始终碍手碍脚地呆在身边是不会感
到高兴和舒服的。但是，我认为，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我的小小的指挥组最
好还是同他的前进指挥所一起宿营。米尔本将军对我们还是宽宏大量的。采
用了这种办法，我们便无须再从兵力本来就十分不足的战斗部队抽调任何人
员了，我们可以省去警卫人员和炊事人员，还可以随时使用军的通信手段和
情报网。
在我那天下午看着最后一辆“百人队长”式坦克冒险缓缓开过汉江约
六星期之后，我们已经将电话和其他通信器材全部安装就绪，而且，我还在
骊州一座光秃秃的绝壁之上开设了集团军的前进指挥所。其位置大约在朝鲜
半岛西海岸至东海岸之间三分之一的地方，基本上处于美第9 军的后方，介
于西部美第l 军的前进指挥所与东部美第10 军的前进指挥所正中央，当时，
两军处在一条直线上。在我后来指挥第8 集团军的日子里，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里便是我的家。
我的生活安排得很简单。我们拥有的物品基本上所有的部队都有，只
有很少一点东西才是那些与敌人实际接触的部队才有的。我们有两顶8×12
英尺的帐篷，两顶帐篷头尾相连，形成了两间一套的房子。一顶帐篷里放着
我的帆布床和睡袋、一张小桌子、一把折叠椅、一个洗脸盆以及一只小的汽
油取暖炉，我在吉普车上颠簸一天之后，常常靠这只小炉子舒服一下冻得半
僵的手脚。另一顶帐篷里也放着一张小桌子，小桌边上紧靠着两把折叠椅，
桌上放着的胶合板托着一张高质量的作战地域地形图，这是美军工程兵的陆
军制图局为我准备的一个无价之宝。
在一个被战争搞得疮痍满目的国家，集团军前进指挥所设立的地点就
其位置来说是再理想不过了。我们的帐篷曾经架设在光秃秃的汉江堤岸上，
下面是快要干涸的河床；在飞机声和枪炮声沉寂下来之后，只能听到活泼的
小动物发出的声响。那里没有城市的车水马龙，附近也没有村庄向空气中散
发腐烂的卷心菜和人粪的浓重怪味。我可以不受干扰地坐在那里，专心致志
地研究地图，审阅报告，同助手们一道全神贯注地研究作战计划，以及努力
设法改善士兵们的处境，提高他们的斗志。在河滩宽大的沙砾凸出部，我们
不久便修筑了一个轻型飞机简易机常后来，工兵又扩建这个机场，以便使我
的四引擎B— 17 型飞机能够在这里着陆，载着我作较长距离的飞行，如飞往
设在大丘的第8 集团军基本指挥所（在我指挥第8 集团军的整个阶段，基本
指挥所一直设在那里）。
也许，新设立的前进指挥所与周围隔绝的主要好处是，使我有很多时
间安安静静地认真研究地图，集中精力制定第8 集团军的作战计划。我长期
以来就一直坚持这样的看法，一个头脑清醒的指挥官应能确切地了解他的部
队会在何种环境下作战，尤其是那里的地形会造成何种障碍，或者提供何种
有利的条件。因此，我在地图上消磨了不少时间，对于有疑问的地区还辅之
以低空侦察。总之，一直到我感到自己在夜间也能摸清作战地域的道路才肯
罢休。
这样，对于我们正在作战的和打算控制的地区内的每条公路、每条大
车道、每座山头、每条溪流，以及每条山脉，我都象熟悉自己家的后院一样
了如指掌。所以，在我考虑派部队进入某一地段时，我便知道步兵是否要背
负武器、弹药和口粮攀登二千英尺高的山岭，是否能把重装备运进去，是否
能渡过江河—以及能否找到可供轮式车辆行驶的道路。
我这时才发觉，就所担负的责任而言，在我的一生中哪一次也不能与
现在相比。在我参加欧洲战争的时候，我的部队始终都在上级部队的编成内
行动。在诺曼底登陆这个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绝无仅有的军事行动中，我是
乔·柯林斯第7 军的一个师长，而第7 军又是布莱德雷第l 集团军编成内的
一支部队。在突出部战役中，我指挥一个军。
可是，这个军也仅仅是考特尼·霍奇斯将军第1 集团军编成内数个军
中的一个军。霍奇斯的第1 集团军则先后是蒙哥马利元帅的第21 集团军群
和奥马尔·布莱德雷将军的第12 集团军群编成内的一支部队。在这两次战
役中，我都拥有在局部范围内机动处置问题的充分权利；但是，总是有上级
指挥官紧紧地靠在我后面支持着我，他拥有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并且有权利
用这些资源来推动我的整个部队的行动。如果我陷入困境，我总是可以求助
于上级，要求立即给予支援。
在朝鲜，我当然也有一位上级——麦克阿瑟将军。他作为联合国军总
司令，对我的地面部队以及太平洋战区的海、空军部队握有全权。但是，如
果我当真请求增援，他却拿不出部队前来支援我。他本人则在七百英里之外
的东京。最初，由于要做的事情太多而时间又是这样地紧迫，我没有时间静
下心来考虑自己所面临的形势。只是在紧张地忙碌了好几个星期之后，我才
彻底明白了麦克阿瑟十二月二十六日对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