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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下立宪上谕后不久，派徐世昌（时已内调）、绍英、载泽、端方、戴鸿慈等五大臣，赴各国考察宪政。在北京出发时，在车站遇吴樾掷炸弹之事，五大臣仅绍英受伤。吴樾本人因身怀炸弹，扮作随伺之人，于戒备森严之中，硬挤上车，警察见他形迹可疑，向前盘问，吴于心意忙乱之中，撞在火车门上，怀中炸弹，被压力爆炸，以至腹破身亡，面目糊涂，辨不出是何人。后经警厅调查各处会馆旅馆，在安徽会馆住有吴樾，仅来三日，是日清早出门，从未回来，检查信件，才确定吴樾为车站行刺五大臣之人。后改由端方、戴鸿慈、载泽、尚其亨、李盛铎等五人出国考察，与各国接触不多，端方又特别搜访古迹，仅由随员等搜购关于宪政的书籍，并没有考察的意见说帖等件，悉交宪政编查馆参考，卷帙繁重，只能摘要参考，于此亦可见，虚行故事，并无实际之可言。
二○ 地方自治先设咨议局
政府为推行宪政，先由地方自治做起，故谕令各省设立咨议局为民治机关。咨议员由人民按照选举法选举，议长由议员公选，此为中国人民开始有了选举权。此次虽属初次选举，且是地方选举，却没有弊病，可见中国知识分子，已有了行宪的资格，所举议员，都是地方素有声望的人，日本法政速成班毕业生竟占了多数。范静生时长*，喜而走告曰，我们布的种子竟出了芽了，地方上对于速成班出身者，看得很重，我们总算没有白费心，真想不到。谈得很高兴，并说以后地方上应兴应革之事，可有民意决定的机构了。我说：这确值得我们的高兴，但是，芽是出了，但望加以培植，不要加以摧残才能长成。静生说：民意力量最大，不怕摧残，亦不能摧残。他是湖南人，总有点刚强之气。后来咨议局建议太多，与地方长官渐渐有了相歧的意见。地方长官对于咨议局，已觉头痛，惟以民选之故，只好敷衍。政府亦怕民意嚣张，时以为虑。后有孙洪伊咨议员，以九年立宪期限太长，主张缩短年限，联合各省咨议局，推举孙洪伊为首代表，晋京向政府请愿，请缩短年限。政府对咨议局，本已有戒心，此次竟来干预大政，更加厌恶。答以已定年限，不能更改，且预备一切，亦非九年不成，拒绝请愿。代表等坚请说明理由，政府交由宪政编查馆提调对付。但宝瑞臣怎能对付代表，馆员又多同情于孙洪伊等。孙要见总理大臣庆亲王，庆邸向来怕见外客的人，哪肯见代表，即派员代见，更令孙代表们不满。此事症结，在代表以人民代表自视甚高，人民之意政府自应照准，在政府对人民请愿不甚重视，这是初行宪政时难免的事。闹了好久，余知政府已不满于咨议员，这样搞下去，宪政刚开始即触了礁，遂乘间向那相（桐）进言（时那为外务部尚书）。我说：这次孙洪伊的举动，却失了代表身份，人民请愿准与不准，权在政府，何能强逼。但我看来，宪法草案已成，国会已开始建筑，立宪年限即缩短几年，亦没有关系。孙洪伊是民党中最激烈分子，我知道咨议员的法政速成班，都是主张君宪的温和派为多，若使孙洪伊失意回去，向各省咨议员乱造谣言，诋毁政府，青年议员易受冲动。若被其鼓动，使温和派亦变为激烈派，于政府行宪上，大有关系，请转陈庆邸酌短几年，使得代表们有转圜余地。那相听了，亦以为然，哪知庆邸竟不赞成，谓这样搅下去，他们更加嚣张，且立宪大事何可朝令暮改，成何体统。可惜他不知立宪应尊重民意也。后来竟交警察厅劝令出京，代表不从，竟令递解回籍，遂激怒了各省咨议员，以为政府对民意机关的代表竟有压力，还讲什么民意。于是咨议局议员，经孙洪伊的鼓动，遂令各省咨议员本来主张君主立宪的亦变为排满革命的了，知识分子排满风潮，遂日益弥漫。咨议员以拥护君宪始，而以造成革命终，言之痛心。戊戌百日维新虽未成功，至今传诵，慈禧九年立宪，喧传一时，终成画饼，实因前者是有新锐之气，后者有迟暮之感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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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 预备国会设立资政院
越一年，政府成立资政院，为预备国会之先声。但鉴于咨议局民选之流弊，故资政院章程，由宪政编查馆起草时，枢府预嘱这次章程须定得严密，以期官民均能遵守。故议长副议长，均定为钦派，但副议长必须学识兼备之人。议员分钦派与民选两种，钦派议员占全体议员三分之一弱，其中资格，有宗室贵族，有功勋于国的大臣，亦有硕学通儒。民选资格以有声望及有学问的知名之士，亦有于地方上曾有贡献者。且规定议员有向政府建议权、责问权，有议决政府交议之法律权。政府若有交议事项，重要者须用书面答复，由枢府核定。故开议后，议员建议案，都是有关地方兴革的事，交议的案都用书面答复，与政府颇能合作，政府亦很满意。先说副议长，派的是李家驹（字柳溪），为一学者，头脑很新，喜研究新学，曾充出使日本全权公使，故人都倾服。钦派的议长溥伦，是近支宗室，与宣统帝为兄弟行，人颇开明，喜与汉人文士交游，谦逊和善，没有贵胄气，世袭贝子，自扈从后，才为太后看重，家甚清贫。
资政院设在前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