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国内经济改革提出了与上述各机构达成共识的10条政策措施，称作“华盛顿共识”。
该共识包括10个方面：①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②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③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④实施利率市场化；⑤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⑥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⑦放松对外资的限制；⑧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⑨放松政府的管制；⑩保护私人财产权。美国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实施。
在威廉姆森看来，这些思想秉承了亚当？斯密自由竞争的经济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后来人们将这些观点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随着全球化的畅行，“华盛顿共识”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但“华盛顿共识”也遭遇其他思想的挑战，主要自两个方面：一是“欧洲价值观”，二是“后华盛顿共识”。前者基于欧洲传统的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倡导*、环保、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但是，近20年来，欧洲福利社会在与美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欧洲国家在政策导向上整体向“华盛顿共识”靠拢，因此，这一挑战是软弱无力的。
近年来，对“华盛顿共识”形成挑战的是前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提出的“后华盛顿共识”（post–Washington Consensus），该理论强调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因此，“后华盛顿共识”不仅关注增长，还关注贫困、收入分配和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他还从信息不对称出发，指出市场力量不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承认政府在促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批评IMF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倡导的私有化、资本账户开放和经济紧缩政策。
然而，真正对“华盛顿共识”构成挑战的是 “北京共识”。 2004年5月，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拉莫在英国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共识》的论文。在拉莫看来，“北京共识”的灵魂是不断创新、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它已经取代了广受质疑的“华盛顿共识”。目前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金融体系，已经是问题丛生。美元持续走弱，“华盛顿共识”不断暴露出新的问题。因此，人们必须思考如何重构国际货币体系和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等问题。 。。
三、“华盛顿共识”最终走向破产（2）
拉莫认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为“北京共识”，其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其中，创新和试验是“北京共识”的灵魂，强调解决问题应因事而异、灵活应对，不求统一标准。中国在经历主要强调经济增长的发展阶段之后，创建一种可持续发展与平等的发展环境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在积极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强调社会和谐、保护环境和惩治*。
这一模式并非仅限于经济领域，还涉及政治和全球力量平衡等问题。拉莫认为，中国一向采取睦邻友好政策，主张通过广泛接触创造稳定的发展环境。例如，中国参与了40多个亚洲区域性安全与经济论坛。北有上海合作组织，南有东盟“10＋3”等。 主张创新、注重平等的“北京共识”正在产生广泛的影响，并将逐渐取代“华盛顿共识”。
2。“华盛顿共识”的推行和失败
从本质上讲，“华盛顿共识”是美国和IMF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一整套经济改革“药方”。各国经济改革的起点都是各种形式的金融危机，如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等。“华盛顿共识”不是主张经济增长优先，而是稳定市场优先；不是加强、而是废除政府管制。它认为，开放汇率和价格管制后，市价升高会刺激厂商生产，从而使物价回落。但拉美和东欧国家放开汇率和价格后，都立即导致本币大幅贬值，引发恶性通胀，造成银行危机、企业破产、失业大增、资金外逃。政府为稳定货币，不得不提高利率，进一步加剧了经济萧条，政府用于失业救济的开支急剧增加，导致巨额赤字。政府在经济危机情形下，不得不拍卖国有资产，加速私有化。结果不但没有创造就业，反而导致失业急剧增加，高级人才大量外流。
从推行“华盛顿共识”的实际情况看，各国几乎都陷入了经济危机之中。由于采取“休克疗法”，民族工业没有喘息和学习的机会，贸易自由化是单方面向西方开放，而西方自身的贸易壁垒并未取消。因此，造成国企大面积倒闭，很多国企不是被跨国公司廉价收购，就是集中到少数寡头手中。这导致拉美国家发生了一连串的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比80年代降了一半。更严重的是，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前苏联国家的平均寿命下降，结婚率降低；东欧大批知识妇女流落西方当*，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东欧经济萧条和欧盟东扩，也加重了西欧国家的经济负担。
与此同期，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年均增长9％以上。应当指出，1988年弗里德曼到中国访问时，也向中国领导人鼓吹过价格自由化方案。结果中国政府价格闯关意图刚刚显露、未及实施，就引起了人心浮动，民间抢购与囤积物资接连发生，中国政府立即停止了这一“小休克疗法”，转而实行价格双轨制的渐进改革。中国价格改革的经验表明，农产品和小商品的价格放松管制后，价格确实短时升高，很快稳定，农产品和小商品市场迅速繁荣；但工业品的价格放松管制后，价格趋于稳定的周期比农产品长得多，原因是工业生产的劳动分工和协作关系远比小农经济复杂。中国的双轨制改革既兼顾了社会稳定，又加快了学习与创新，成为“北京共识”的基础。新世纪以来，“华盛顿共识”呈现出了江河日下、风光不再的发展势头。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三、“华盛顿共识”最终走向破产（3）
3。“华盛顿共识”理论基础批判
“华盛顿共识”之所以失败，首先是因为以均衡理论为基础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有着不可克服的缺陷。均衡理论假设市场经济是封闭系统，全部商品种类是固定的，没有产品生灭周期，没有技术创新空间，没有劳动分工下的经济协作和网络结构，没有复杂信息，没有规模和范围经济，没有历史和演化过程，价格是唯一信息指标。
第二，均衡理论在市场中的表现，就是有效市场理论，这一理论也有缺陷。有效市场理论认为，任何偏离均衡的冲击都会迅速衰减。实际上，市场经济存在广泛的供应链，任一环节中断或出现价格波动都会影响到其他环节。价格波动是衰减还是放大，取决于具体的经济结构和环境。全面放开价格的结果是，不同生产周期的产品交织在一起，造成价格轮番上涨，使生产商和消费者无所适从。“看不见的手”不仅不能使经济稳定，反而引起价格螺旋式上升。
第三，西方主流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是理性预期理论。理性预期理论认为，公众可以精确地预测宏观经济走向，政府宏观调控不起作用。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在转型经济中产生的经济波动往往导致公众恐慌，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政府如不及时地干预，会导致持续经济萧条和恶性通胀。针对各国经济危机，IMF提出的保守财政政策，更是违背了凯恩斯经济学在大萧条中取得的历史经验，在面临失业和经济萧条时期，削减政府开支必然导致私有和国有部门同时裁员，根本动摇了民众信心，使危机雪上加霜。全面私有化忽视了财富分配不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加大了转型期的社会动荡。另外，西方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无视国有经济和非盈利部门在维持社会稳定中的积极作用；特别是无视金融服务和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的“准公共产品”性质，无视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应该有别于普通工商企业。从这次金融危机中华尔街高管人员仍然发放高薪遭到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严厉谴责来看，华尔街机构的公司治理的确像法国总统萨科奇所说的：是一种荒唐的制度！
从中国多年的实践看，中国金融机构除了具有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等常规的公司治理机制外，还有中国特色的党委会制度，加强了党组织对金融从业高管人员的党性教育和组织监督，这在一定程度上防范和打击了金融犯罪。因此，可以说，这也是中国模式的一条成功经验；在这方面，我们讲得不多，还不够理直气壮。美国和IMF竭力贩卖“华盛顿共识”的根本目的，就是将世界各国经济金融政策主导权牢牢地握在手里。当年欧洲欲推出欧元与美元抗衡，美国政府的一些经济学者甚至用“欧元将重新把欧洲拖入战争深渊”的论点，来极力阻止欧元诞生。实际上，美国是最不愿意改革目前国际货币制度的国家，因为它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美国要求中国进行金融市场开放，不是为了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和全球经济稳定，而是为华尔街所代表的利益集团打开中国金融市场的大门。
斯蒂格利茨曾经提醒中国：资本市场自由化，意味着控制热钱忽来忽去的一切措施都要被连根拔起。热钱不过是赌汇率波动的短期借贷资金，这些投机资金绝不会去建立工厂和创造就业。此时此刻，华尔街正在迈向万丈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