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深受危机之苦的亚洲国家纷纷采取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国际收支状况得以逆转，持续出现了巨额顺差。到2000年，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已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对外资产规模进一步膨胀。到2008年底，亚洲地区国家积累了超过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是，美元持续贬值使亚洲各国蒙受了对外资产缩水，再加上原材料、能源价格等随美元贬值而飙升，亚洲国家面临双重的经济损失。
为了避免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冲击，将本国货币盯住主要贸易伙伴国货币，不失为一种明智选择。在全球纷纷转向浮动汇率制度之时，亚洲各国货币一直或明或暗、不同程度地盯住美元，形成了事实上的美元本位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暂时中断了这种关系，但危机之后亚洲又重新回到旧的轨道。美元本位制使亚洲与美国经贸联系更加密切，并固化了这种格局。这种情况自然引起了美国的不满，因为这种汇率制度加强了亚洲地区对美国的出口顺差，进一步恶化了美国的国际收支，并增加了美国非农业人口的就业压力。
但是，在美元持续贬值的条件下，亚洲国家损失更大。直接损失就是造成大量持有的对外资产价值缩水。亚洲对外资产主要是机构债和国债等金融资产，股权比重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上主要储备大国大多集中在亚洲。亚洲拥有全球外汇储备的2/3，其中超过2/3是美元资产。最近几年，美元贬值每年给亚洲外汇储备带来数千亿美元的损失。庞大的美元外汇储备成为亚洲在美国的“人质”。如果不减持美元，美元衰落让亚洲外汇储备未来进一步缩水；而现时大量减持美元，美元贬值加剧又带来眼前的现实损失。亚洲陷于左右为难的被动处境。
美国尼克松政府时期的财长康纳利曾经说过：“美元是美国的货币，但美元问题是你们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现实的窘境迫使亚洲国家必须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欧元区的出现为亚洲树立了一个成功的样板。进入21世纪以来，亚洲地区国家充分利用东盟“10＋3”等合作机制，逐步深化了地区金融合作。但由于亚洲各国历史与现实关系的复杂性，实现亚洲单一货币“亚元”的理想仍然任重道远。
2。欧元之父的“亚元五部曲”
2001年10月，欧元之父蒙代尔在上海APEC会议上发表了自己对未来世界货币格局的看法：未来10年，世界将出现三大货币区，即欧元区、美元区和亚元区。他指出，亚洲国家多是发展中国家，多样性突出，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所以亚洲货币应该采取分步走的策略，先建立固定汇率区，再逐步过渡到共同货币区，并在此基础上实行亚洲共同货币。
三、推出亚洲货币的历史机遇（2）
考虑到部分国家不愿意放弃本国货币，蒙代尔建议，实行“亚元”时，可以设立由一组货币组成的共同货币，由一个亚洲货币基金发行，并由这些货币的储备金加以支持，令亚洲形成平行的两种货币机制，即在每个国家不放弃本币的情况下，也能让“亚元”流通。
蒙代尔提出了成立“亚元”的五部曲：
第一步，东南亚国家应将本币与美元汇率固定下来；
第二步，固定汇率区在亚洲区内逐步扩大，形成共同的对美元浮动的汇率制度；
第三步，说服日本和韩国将日元和韩元与美元保持固定的汇率；
第四步，将亚洲固定汇率地区逐步过渡成货币地区，形成共同货币的基础；
第五步，设立由一组货币组成的共同货币，并由亚洲货币基金发行，令亚洲实行平行的两种货币机制，让“亚元”在区内流通。
上述方案，总体上是粗线条的，还远未达到具体可操作的程度。但是，更令人遗憾的是，蒙代尔的这一设想，目前并没有得到亚洲主要大国政治家的认可，因此，只能停留在学术研究的层面。
3。亚洲应对美元衰落的现实对策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并不是一次简单的周期性或局部、短暂的金融危机，而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是华盛顿共识的危机。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西方政治家和经济学者将危机归结于裙带资本主义、银行系统在金融体系中比重过高、资本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作用过弱以及金融监管不力等方面。
与此同时，他们却继续在世界各地大力推销“盎格鲁﹣撒克逊”金融模式。与德国模式和日本模式以及东亚模式相比，“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被视为最完美的、具有普世价值的金融模式。发展中国家只能诚惶诚恐地按照“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改造本国金融体系。然而，在学生还未来得及交出令老师满意答卷之前，老师自己却突然出了问题。
这种情况进一步警示亚洲各国，必须尽快进行经济结构和战略的调整。否则，这种“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式的全球金融危机还将会周期性地重演。目前，在着力解决金融危机问题的同时，也应该从长计议、从战略上考虑和部署推动深化亚洲地区金融合作的问题。笔者认为，切实可行的对策有以下方面：
第一，改变本国货币为美元附庸地位。将本国货币与日渐衰落的美元捆绑在一起，容易导致经济过早地进入老态，必将失去国际竞争力。英联邦国家曾饱受英镑衰落之苦，其教训可资借鉴。亚洲新兴市场国家要逐步扩大汇率弹性，对汇率进行灵活管理，实施以稳定有效汇率为目标的汇率政策，以避免对贸易产生较大冲击。
第二，逐步摆脱美国经济之羁绊。调整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从出口导向转向扩大内需。目前，亚洲已经具备独立自主发展经济的实力，可以凭借现有制造业基础，大力发展新型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推动贸易地理分布多元化，特别是通过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区域经济合作，大力发展亚洲区内贸易和投资。
第三，继续深化亚洲金融合作。在实现汇率安排趋同的基础上，建立区内汇率稳定机制，探索亚洲货币一体化的道路，提升亚洲货币的国际地位。升级区域流动性提供机制，在清迈协议双边货币互换基础上，尽快建立多边流动性提供机制，如扩大共同储备基金规模，为国际收支困难和货币遭受投机冲击的国家提供援助，减少亚洲区内的外汇储备需求。
第四，进一步优化海外资产配置。放松对居民的资本管制，让私人部门成为海外投资主体；发展区内资本市场，促进区内相互投资；支持企业海外股权投资，优化海外资产结构。通过积极管理，扩大储备资产组合选择的范围，适当增加商品头寸，提高和稳定储备收益；选择适当时机，渐进地实现储备货币多元化，避免美元贬值风险；将超额外汇储备的一部分建立主权财富基金，弥补私人部门海外股权投资的不足。
第五，加强国际金融合作。为了亚洲的共同利益，在国际舞台上亚洲必须有统一的声音。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主权财富基金监管等领域加强合作，提高亚洲的知情权、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一致要求美国停止放任美元贬值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呼吁大国承担应有的国际责任。
四、逐步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作用（1）
1。特别提款权的创立过程
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DR）是IMF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也称“纸黄金”（Paper Gold），是基金组织分配给会员国一种使用资金的权利。会员国在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可用它向基金组织指定的其他会员国换取外汇，以偿付国际收支逆差或偿还基金组织的贷款，还可与黄金、自由兑换货币一样充当国际储备。但由于其只是一种记账单位，不是真正货币，使用时必须先换成其他货币，不能直接用于贸易或非贸易的支付。因为它是IMF原有的普通提款权以外的一种补充，所以称为特别提款权。
特别提款权的创立经过了一个长时间的酝酿过程。20世纪60年代初爆发的第一次美元危机，暴露出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重大缺陷，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以一国货币为支柱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不可能保持长期稳定的。从60年代中期起，改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以美英为一方，为了挽救美元、英镑日益衰落的地位，防止黄金进一步流失，补偿美元、英镑和黄金的不足，适应世界贸易发展的需要。以法国为首的西欧六国则认为，不是国际流通手段不足，而是“美元泛滥”、通货过剩。因此，强调美国应消除它的国际收支逆差，并极力反对创设新的储备货币，主张建立一种以黄金为基础的储备货币单位，以代替美元与英镑。1964年4月，比利时提出了一种折中方案：增加各国向基金组织的自动提款权，而不是另创新储备货币来解决可能出现的国际流通手段不足的问题。基金组织中的“十国集团”采纳了这一接近于美、英的比利时方案，并在1967年9月基金组织年会上获得通过。
1968年3月，由“十国集团”提出了特别提款权的正式方案。但由于法国拒绝签字而被搁置起来。美元危机迫使美国政府宣布美元停止兑换黄金后，美元再也不能独立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而此时其他国家的货币又都不具备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条件。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危机，若不能增加国际储备货币或国际流通手段，就会影响世界贸易的发展。于是，提供补充的储备货币或流通手段就成了基金组织最紧迫的任务。因此，基金组织在1969年的年会上正式通过了“十国集团”提出的特别提款权方案。
2。特别提款权的分配和用途
（1）特别提款权的分配。特别提款权的创造是通过分配程序实现的。包括两种分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