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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革党率先向他道歉：你还在生我们的气吧？成大事不拘小节，就是我们自己也可能随时牺牲的。
由成龙扮演的警察回答：这就是我不能加入你们的原因。我是一个很拘小节的人。不管我的目标多正确，多动听，也绝不会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去做为非作歹的事。其实我是很佩服你们的，因为你们是做大事的人，我明白打倒晚清，需要千千万万的人抛头颅洒热血。可是，我不敢教人这么做，因为我不知道教那么多人出生入死之后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所以，我来这里当警察，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很重要，我要保障每一个人安居乐业。就算一个四万万人的国家，也是由每一个人组成的，如果不喜欢自己的生活，哪里还有心情去爱自己的国家呢。
不能不说这个警察高明（当然这个警察不过是编剧观念的传声筒），你看这一段对白恰恰包括法人刚多赛的那两点：
“不管我的目标多正确，多动听，也绝不会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去做为非作歹的事。”
“我不知道教那么多人出生入死之后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这其实就是“责任伦理”的朴素表达，它居然出自一个娱乐片中的小警察之口；那么，鲁迅作为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家，不妨看他在这个问题上表白：
“只要能达目的，无论什么手段都敢用……”
“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的。”
一个小警察，一个思想家；一个“责任伦理”，一个“目的伦理”：不能不说这是一种饶有深味的对比！
案：当年梁启超曾这样评点孙中山：
“我对孙君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在现代这种社会里头，不合（会）用手段的人，便悖于‘适者生存’的原则。孙君不得已而出此，我们也有相当的原谅。但我以为孙君所以成功者在此，其所以失败者，亦未必不在此。”
二十六 “舆论家”
1915年元月18日，哈佛的朋友吴康推荐胡适作一次有关“儒学与卜朗吟哲学”的讲演，于是，胡适第二次来到小城波士顿。讲演顺利结束，胡适自己也很满意，毕竟“以数日之力写演说稿成”。事完，胡适当年在澄衷的朋友竺可桢在哈佛的红龙楼请胡适等吃饭，一共七人，“畅谈极欢”。席中，数胡适和哈佛的郑莱话多，“馀人不如余二人滔滔不休也”。他们“滔滔”了些什么？其中一个问题胡适记之甚详：
舆论家（“Journalist or Publicist”）之重要。吾与郑君各抒所谓“意中之舆论家”。吾二人意见相合之处甚多，大旨如下：
舆论家：
（一） 须能文，须有能抒情又能动人之笔力。
（二） 须深知吾国史事时势。
（三） 须深知世界史事时势。至少须知何处可以得此种知识，须能用参考书。
（四） 须具远识。
（五） 须具公心，不以私见夺真理。
（六） 须具决心毅力，不为利害所移。
以此返观，胡适自己就是这样一个舆论家（今或称“政论家”或“时论家”，而当时梁启超则谓为“言论家”），除了“能抒情又能动人之笔力”稍逊外，上面那几条，胡适大体不缺。在北美时，胡适就显露做舆论家的气象和偏好，迨至回国，从《努力》周报到《新月》到《独立评论》，逶迤了胡适大半生。除了学术外，他对公共生活的关注，主要就是通过办这种时论性的刊物和写这种时论性的文稿而体现。本来，《新月》至少不是时论性的，它以文学为主，亦兼文化。但在胡适手上，这份杂志最终政论化了。胡适的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国民党溃败台湾，台湾的《自由中国》就是一份和国民党并不同道的政论杂志。胡适虽不以撰稿为主，但他先是这刊物的发行人，后来又是这杂志的幕后支持（主要是精神支持）。胡适的一生，不管怎么书写，都抹不掉他作为舆论家而且是优秀舆论家的一面。
年轻时的胡适最佩服的舆论家当推梁启超，他自己和梁的不同在于，梁自谓是“笔锋常带情感”，能抒情，笔力亦能动人。胡适不然，他是文人，但笔锋基本没有文人气。他的时论虽然感染力不足，但却以“清明的理性”见长。而我们知道，感情有时是不负责任的，它只顾笔墨痛快。这样的毛病胡适一向没有。此正谓长处即短处，选择即代价。
元月23日，胡适离开波士顿回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哥大的朋友告诉他，此间有多人反对胡适发表在《留美学生年报》上的《非留学篇》，胡适回答颇能见出他日后做舆论的态度：“余作文字不畏人反对，惟畏做不关痛养（当为‘痒’）之文字，人阅之与未阅之前同一无影响，则真覆瓿之文字矣。今日作文字，须言之有物，至少亦须值得一驳，愈驳则真理愈出，吾惟恐人之不驳耳。”
是晚，胡适夜宿哥伦比亚大学宿舍，听哥大朋友与之夜话其革命经历也。
二十七 “论革命”（1）
某日，《纽约时报》载有这样一条来自国内的消息。汪精卫、蔡孓明、章行严三人与孙中山定了个“爱国协约”，约与袁世凯政府和平协商而勿起第三次革命。因“宋教仁案”而引发的二次革命，是孙中山不听黄兴等人“法律解决”的劝告，执意用“武装”解决问题而进行的一次军事起义。这次革命很快就失败了，它的结果则是孙中山愤而放弃国民党，转而成立要党众对自己效忠的“中华革命党”。
胡适看了这则报道松了一口气：“果尔，则祖国政局可以和平了结，真莫大之福，吾翘企祝诸公之成功矣！”， 胡适对二次革命没有评价，但评价已自在其中。或者说，不管二次革命、还是三次革命，胡适对革命的态度已经比较了然。以和平的方式解决政治问题，胡适视为“莫大之福”。然而，正在他“翘企”为汪、蔡、章等人衷心祝愿时，哥大的张奚若来信，“谓闻之黄克强，云前所传汪、蔡诸人调停平和协商事，皆属子虚。”胡适闻讯，一声叹息：“吾之乐观又成虚妄矣”。（同上）
主观上，胡适并不赞成革命，但对革命的情势又有充分的同情之理解。在他看来，只要政府不许爱国志士以和平手段改造国家，夺其言论自由，绝其生路，逐之国门之外，那么，对方则舍激烈手段别无他道。也就是说，政府手段一日不改，革命则终不能免。抽象的意义上，胡适的话并无问题。但具体到二次革命，胡适因不了解而显隔膜。革命，可以是逼出来的；也可以是扇动出来的。具体到“宋案”，它则是国民党领袖在某种意义上的一意孤行。当时情形，并非只有诉诸枪杆不可，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也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但，国民党终究铤而走险。它自己失败是自取，问题更在于，辛亥之后，国人初习共和，习惯还未养成，国民党却在共和框架内，开20世纪用枪杆解决政争之先河。害莫大焉！
1915年4月，胡适在日记中剪贴了黄兴等人的通电，电文颇长，其中亦有言及革命处，亦与胡适之意颇近（不知这是不是胡适特意剪贴的原因）：
“惟革命之有无，非可求之革命自身，而当卜之政象良恶。故辛亥之役，乃满洲政府成之，非革命党所能自为力也。”此即革命是逼出来的。然而，黄兴一边认为“须知革命者，全国心理之符，断非数十百人所能强致”。一边也认为：“今虽不能妄以何种信誓宣言于人，而国政是否必由革命始或更新，亦愿追随国人瞻其效果。”黄兴对革命的态度殊可玩味，就辛亥之役，他认为革命是正当的，但对辛亥以下，他的言论就有所不同。我们知道，宋案发生，黄兴最初是主张以暗杀对暗杀，孙中山否定了他。但孙却主张更为激烈的军事举动，黄又不赞成。黄兴在通电中的这段话是否针对二次革命，我们可以先看看再说：“夫兵凶战危，古有明训，苟可以免，畴曰不宜？重以吾国元气凋伤，盗贼充斥，一发偶动，全局为危，故公等畏避革命之心，乃同仁之所共谅。”
1916年1月31日，时在哥大的胡适有“论革命”为题的日记，其实是他寄给维廉姆斯教授的信，信中涉及革命的问题。这是胡适第一次以其为题并谈了对它的看法，20世纪的胡适注定以后还要和这个词以及这个问题打多次交道。
“吾并非指责革命，因为，吾相信，这也是人类进化之一的必经阶段。
可是，吾不赞成早熟之革命，因为，它通常是徒劳的，因而是一事无成
的。中国有句古话叫‘瓜熟蒂落’。果子还未成熟，即去采摘，只会弄坏
果子……
作为个人来说，吾倒宁愿从基础建设起。吾一贯相信，通向开明而有效
的政治，无捷径可走。持君主论者并不期望开明而有效之政治。革命论
者倒是非常渴望，但是，他们却想走捷径——即通过革命。吾个人态度则
是，‘不管怎样，总以教育民众为主。让我们为下一代，打一个扎实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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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 “论革命”（2）
础’。
这是一个极其缓慢之过程，十分必需之过程，可是，人却是最没耐心的！
以愚所见，这个缓慢之过程是唯一必需的：‘它既是革命之必需，又是人类
进化之必需。’”
胡适信中表明了两点，一、不赞成“革命”，尤其是那种“早熟之革命”（“早熟”即指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以火与剑来解决问题）。二、强调“教育”，即通过教育民众来打下一个扎实的基础。在胡适的意识中，中国问题，是一个教育的问题而不是一个革命问题。走捷径的革命并不能解决20世纪中国的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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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 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1）
早在给维廉姆斯教授的信之前，胡适致信韦莲司，已经流露过上述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