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又回到伦敦，一位朋友把她在梅克伦堡广场的公寓租给了我们。这套公寓有一间很大的屋子。当时理查德？奥尔丁顿在家正准备出门。到了晚上我们碰在一起，十分开心。
至于我们怎么又有勇气开心，我也弄不清楚。
劳伦斯发现了不少精彩的字谜。
有一回，我们在一起玩“伊甸园”的游戏。劳伦斯充当上帝，房主当树，理查德？奥尔丁顿挥舞一朵大菊花扮成亚当，而我则扮成蛇，有点儿惊慌失措的蛇。
几天以后，西普里安？阿斯奎斯邀请我们去皇家包厢看戏，那是丘纳德太太借给她的。
劳伦斯修整了他的胡子，我们都打扮得体体面面的，去听威尔第的歌剧《艾伊达》。
当时很少有人对我们友好，因为我是个德国人，而劳伦斯则是个不受欢迎的人。
空袭警报时常响彻在伦敦上空，人们的神经都很紧张。空袭期间，大家都必须进入地下室，可劳伦斯总是不肯那么做，而是自顾自呆在床上。的确，在地下室里同那些忧郁的人们呆在一起也是够令人沮丧的。所以，空袭期间我便上上下下地跑楼梯，恳求劳伦斯去地下室。可他从来没有下去过。那些天里，我们碰到了格特勒，他老和我们谈他在空袭时的遭遇，尤其是有一次他晕头转向地在别人的房子里跑上跑下，像无头苍蝇一般。坎贝尔也谈了一些他在空袭时的经历。有一回，他发现自己埋在一大批晚宴回来的女仆人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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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大战（7）
除了这种说笑以外，我们有的只是无聊和苦涩。真是“罗马城烧着了还跳舞”。但是，如果尼禄还能欣赏燃烧着的罗马的话，我们可开心不起来。由于无力制止这种对人类精华的扼杀，劳伦斯变得越发粗暴起来，我则因此而日子很不好过。生活，和他生活在一起实在是受罪。
我感到自己无能为力，一个被世人遗弃的人，对劳伦斯来说，只是一种负担，一种艰难。
我，一个德国人在一个陌生的国度！
后来，我们去了伯克郡的赫米特革。那地方很恬静，充满英国味，农庄里朴素自然的生活使劳伦斯的心情好了许多。
我见到了我的儿子，他在英国战术指挥办公室任职。我感到他要同自己的亲戚作战简直是件恶梦一般的事。可是，我对他说，“让我把你藏起来，藏在某个山洞或森林。不想让你去打仗，不想你死在这愚蠢的战争里。”但对此，我儿子似乎感到不能理解。
就在我们逗留在赫米特革期间，传来了休战的消息。我真想说：和平终于来了。但那不是和平，暂时还不是和平。战争孕育了一批充满仇恨和怨愤的孩子，而不是希望和平的一代。战争使死亡成了唯一可以企望的，差不多是洁净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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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斯和我母亲（1）
劳伦斯很喜欢我的母亲，我母亲对他也颇有好感。对我们姐妹三个来说我母亲是个伟大的母亲。我们三人性格各异，然而她却能理解我们，帮助我们，总是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在我们面前。而每当我们陷入困境时，也总是她来帮我们排忧解难。我妹妹埃尔斯很想读书，可在当时德国女人上学还被人认为是有失身份的。记得在我妹妹十六岁时，我跟她一起穿过云集的男生，去海德尔堡的讲演厅听课。当时，我真感到自己成了一个真正的殉道士。妹妹约翰娜给我母亲取了一些很好听的名字，如“我的金色的小雉鸡”。听她那么优雅而亲切地喊，母亲真是感到趣味无穷。她总是说：“你现在需要什么？”在很小的时候，母亲就教我们爱好诗歌。她同劳伦斯在战后成了挚友。她住在巴登巴登的一座专门为女人，尤其是那些名人的寡妇住的别墅里。那是一种非常高贵的生活。我们三姐妹喜欢在那儿聚首，同母亲住几天。在平常，我们得规规矩矩地做女人，但到了我母亲漂亮的屋子里，一切就都改变了。孩提时的撒野重又回到我们身上，尤其是约翰娜和我。劳伦斯总是愉快地坐在沙发上，我母亲则在那儿为他准备他喜欢的茶。在一起时，我们常常狂热地打桥牌。
有时，当劳伦斯准备抱怨我时，我母亲总是说，“我比你更了解她。我了解她。”
劳伦斯在阿尔塔斯后面的森林里完成他的散文《无意识幻想曲》。我们当时住在埃伯斯顿堡一家简陋的小客栈里。记得当时我们曾邀些朋友来吃晚饭，结果有只鸡飞进了汤锅里去了。在停战以后那些物资穷乏的日子里，劳伦斯会去乡下替我母亲找寻奶油。我母亲对我和劳伦斯的生活十分满意。我们的一切对她来说都是那么地重要。可她常常担心那些名人的###可能会读到他的书。
劳伦斯对那些人很有礼貌，她们也很喜欢他。她们管他叫博士先生。
在埃伯斯顿堡，劳伦斯喜欢早上出去散步，带着他的书和钢笔。在晚些时候，我会发现他倚靠在一棵大松树上，那模样，仿佛那树把浆液注入了他的体内，在帮助他写作。
下午，我们常常去巴登巴登看望我母亲，给她带些野花、蜂蜜、水果或坚果，或者，就去长时间地散步，像往常一样，尽情地享受，眺望莱茵河，在库尔公园听音乐。那时的巴登已不再是屠格涅夫、诸位公爵和威尔士王子时期的巴登。不，这已经是战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在我母亲清醒和成熟期间，劳伦斯和她彼此十分理解。我母亲曾对我说：“真奇怪，一个老妇人还会像你这样喜欢洛伦佐。”
他们的关系也很和谐愉快。唯有最后一次，当时我母亲的身体已很虚弱、衰老，而劳伦斯也正好病得厉害。那次，他们两个搞得很紧张。我母亲看到他常常对我发火，便对我说：“你对他那么好，可他却对你不以为然。”可我自己却没有这种感觉。我总是非常乐意为他做我力所能及的一切。我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
在劳伦斯去世以后，我和我母亲第一次碰头时彼此都很害怕见面。她知道劳伦斯的去世对我的打击，我也知道她心里承受的痛苦。所以，我们竭力避免我们共同的悲哀。一切都无需用语言来表达。
劳伦斯和我母亲（2）
那以后，她有好几个星期闭门不出。初春的一天，我来到巴登，带她去户外呼吸一下新春的气息，聆听春天的第一声柔语。我感到她对大地的复苏表现出一种差不多是神圣的快乐，自己也不由地激动起来。
我想，在劳伦斯死后，母亲生活的意念也消失了。劳伦斯死后不到一年，她对我说：“你有不少朋友，你还有不少值得活下去的东西。”后来，我接到她那儿发来的一封电报，上面只写着：“来吧！”
我去了，可一切都为时已晚了。坐在列车上，我聆听着车轮的隆隆声心里在想：“她还健在吗？她已去世了吗？”待我走到那别墅的门口时，有人告诉我：“她两小时前死了。”
她最后一次躺在她的卧室里，阿尔塔斯的石山通过窗户俯视着屋内。“劳伦斯在那儿等我。”她曾这么对我说。我们三个姐妹静静地站在她的床边，而她则第一次没像平时那样张开双臂来欢迎我们。她安详地躺在那儿，一头银发像雪白的飞絮。
她，半个世纪以来一直用她本质的力量与和谐支撑了我们姐妹三人的生话。
母亲曾这么对我说：“洛伦佐书中写的总是你。他书里的女人全是你。”说话间，脸上带着一种不可捉摸的表情。她是因此而感到高兴呢，抑或正相反？我的小妹妹约翰娜是唯一能对他放肆随便的人。她会轻轻地跳上他的膝头，用断断续续的英语说：“呵，洛伦佐，你真好。我喜欢你的红胡子。”而劳伦斯则会因为我母亲和我们姐妹三个造成的气氛而十分愉快。这种气氛往往是自由随便，无拘无束，轻松欢快的。只有当我和约翰娜在一起长时间地闲聊时他会不高兴。他总是希望能同我们一起交谈。
我们曾经在约翰娜结婚后，到她家里去住了几个星期，同她丈夫、孩子一起去河里洗澡、划船。劳伦斯在那儿完成了他的《上尉的玩偶》。
一天，从我妹妹他们在山上的狩猎棚里来了几个农民，给我们捎来了一些蜂蜜。后来发现蜂蜜里爬满了蛆虫。“哈杜，”劳伦斯气呼呼地对我外甥说：“走，我们把这蜜送回去。”于是，他们俩便冒着午后的酷暑跑到山上的棚子里去了。他们赶到时，那几个农民正好在吃饭。劳伦斯什么话也没说，把那罐蜂蜜放在桌子中央，扭头就走，撇开那些呆呆地怔在那儿的农民。劳伦斯曾对我说过：“如果诚实，那些平常而普通的诚实丧失了的话，那么一切便都失去了。人也就生活不下去了。”
战 后（1）
初雪降临了。这是一个静寂的、黑白相间的世界。金秋的一切辉煌都已褪尽。前几天，山岗上还色彩缤纷，白杨树绿中带黄，栎木丛黄中带红，而那些排列在通往陶斯的路边的高高的向日葵则带给人一片金黄。艾灌丛开出浅金色的花朵，田野和林间的空地黄澄澄的，间杂着矮小的向日葵。大山涂上了这一条条金黄的颜色，其余的便是黑黝黝的松林，从远处看，俨然只只斑驳大虎。秋日金色的太阳依然沐浴着这地下的一切。可眼下，这一切，这金色的世界全消失了。寒霜和大雪夺走了这一切。此时，我是在小屋后向阳的山坡上写作。当地印第安人在这儿建起了帐篷，而几年前，我和劳伦斯就曾来过这儿度夏。这次来，一只灰蒙蒙的松鼠又因为我的入侵而叽叽啾啾地责怪着。不知道这是不是当年的那只灰松鼠。周围的雪松上，积雪开始滴落，树上的小鸟叽叽喳喳，煞是热闹。积雪融化得很快，下面沙漠里的雪已经全部化成水了。那些杂斑色的马在白雪的映衬下像一只只木头玩具。我一边走，一边听几只黑白相间的猪哼哼着跟在我后面，几只黑猫小心翼翼地在我后面一跳一跳，耀眼的白色中，它们显得又黑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