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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我们的钢琴从斯培西亚运到那天的情景。大海上飘来一叶小舟，在海岬周围起伏波动。三个意大利人惊慌失措，生怕弄翻了船，把钢琴沉入海底。我们对此不无同情，因为那情景确实十分危险。最后，他们终于将钢琴搬上了海滩，把它抬到了我们住的别墅里。一路抬还一路欢快地喊叫着。
圣诞节来了。艾丽德家里来了一大帮亲戚，大约有十二三个。晚上，他们和我们一起唱歌，显得十分舒坦自在。艾丽德的老母亲用古老的对唱形式唱起了法国民谣。英俊的路易吉也来了，他那从树上摘橄榄的动作实在引人入胜。还有那位爱恋上路易吉的姑娘马埃斯特罗。糟糕的是姑娘门第略高一级，而小伙子并不喜欢马埃斯特罗。我不知道他们最终结合了没有，但我知道悲剧总是不断出现的。悲剧就像顽症，时时缠住我们不放。我们已经超越了人类的、如果不是上帝的法则，我们得为此而付出代价。然而，世上还有一条永恒的法则：我们这些凡人是不允许得到太多的幸福的。我和劳伦斯在当时似乎已超越了人类幸福的尺度。据我所知，年轻时期的劳伦斯本可以十分幸福，那时，战争尚未摧毁他对人类文明的信仰。他有一种对同胞的深沉而自然的爱……可看到的却是他们的死气沉沉，他们机械式呆板的灵魂。
我曾经问劳伦斯：“什么是文明？这个人为的、我无法理解的世界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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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1914年（4）
他回答说：“文明就像一棵从某一人种里长出来的树。它生长，开花，然后就势必要死去。”有时候，我有这么一种感觉，劳伦斯是英国文明这棵大树上最后绽出来的一枝绿芽。不管怎么说，无论英国文明是否已经没落，我总还是希望它不要死亡。劳伦斯是英国文明的最后一枝新芽。如今，它已茁壮成长，刺破青天。
他总是那么绝对，那么不可置疑。“从长远的观点看，人们是不会忽视我的。”他常常咬紧牙关愤愤地说，“尽管他们极想避开我，但他们终究做不到。”我想，事实也确实如此。
生命如此机械地延续着，它的发动机轰鸣声和其他噪声越来越意义匮乏，所有的生存意义都被淹没了。谁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去聆听那些真正能够振奋生活的声音。我们对生活，对真正生活的感觉已经萎缩了。
每当我想到劳伦斯杰出的天才被人冷落，被人嘲弄，受到压抑、贬低，或者以恩人的姿式对他加以“保护”，我便不由地感到我们的文明是那么地愚不可及。事实上，我们多需要他啊！而如今，当他已经作古，他那对同胞的爱已经消逝那么久之后，人们才开始感伤起来。那些批评家，真是的！假如他们当初不是批评而是接受劳伦斯的话，他们自己的生活又该有多么地充实！
在我们那幢别墅里，每天早上，我们迎着地中海升起的太阳起床，快乐无比，心旷神怡。起床后，我常常—个人穿越密密匝匝的橄榄林，去特拉罗镇寄信。一路上，总使我这个北方佬花费不少时间来观赏那些迷人的橄榄树。这些树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风采，各领千秋一时间。风儿吹来，更是上下翩然，变幻莫测。可有时，它们又静得出奇，黑黝黝的一片纹丝不动。在这种清晨，太阳把它绝妙的、颤悠悠的影子投在长满苔鲜的石子路上。在我的右边，便是浩瀚的大海。如果在这儿遇上基督和他的门徒的话，我一点也不会吃惊——吃惊的倒可能是他们。
如果可能的话，劳伦斯会谆谆教导人们如何去生活，如何因为生命本身而感激生活。他自己总是那么虚弱，比大多数人更接近死神。因此，对生活中每一美妙的时刻他都抱以虔诚的拥戴，事无巨细，一概如此。可以说，在和劳伦斯一起生活之前，我根本就不懂得生活。和他在一起，爱和爱的狂喜只是生活中的一小部分，我们总是尽可能多地接受生活的全都，即我们周围的整个世界。十八年里，我们俩在其中得到平衡，享受了无数的乐趣。
谁敢说劳伦斯在他短暂的一生里没有最充分地利用生活！他享尽了生活的乐趣。这是因为他有很深的现实生活感。他知道什么点燃了一个人生命的火焰，那不是罗斯牌高级轿车，不是第一流的大饭店、电影院。他额头不高，也不算低，但却以真正的天才把握了生活的核心。他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并在他的作品里表现了这种价值观。我永远搞不明白，为什么人们这么不能理解他？或许更多的可能是大家误解了他。
我想，当一个人呆在栅栏之内时，他看到的只是栅栏，还以为它们很漂亮，很美，可一旦走出圈子之外，他就会发现世界之大，而栅栏在他眼里就只能是栅栏而已了。这时，他会吃惊地发现，这些本以为无法逾越的障碍其实是很容易翻越的矮小栅栏。至于那些在圈子里感到安全的人，就让他们去自得其所吧。栅栏不会计较，外面的大世界亦不会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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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1914年（5）
劳伦斯十分清楚世人对他的敌视。但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俩都不知道这种敌视到底有多少。可事实上，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对抗日益加剧。当时，我们自己很忙，很少地注意世人的态度。我们自己的世界、尽管在别人眼里显得十分渺小、寒碜，却是一个真正坚强而不可征服的堡垒。
此外，我知道，在劳伦斯看来，世上没有什么“至高无上”的东西，如歌德所拥有的在宇宙间“我将永存”的感觉。他知道“我就是Ｄ．Ｈ？劳伦斯，从头到脚都是我自己。我在这儿开始生活，并在这儿结束一切。我的灵魂就在我的体内。其余的一切皆不是我，但我可以同所有不是我的事物发生联系。我对我周围的其他事物的特性了解越多，我自己也就越充实。”
一想起那位“看着文献”评述劳伦斯，只看见劳伦斯有一颗病态的淫欲的心的美国医生，我就禁不住地想放声大笑。我想，他一心想发现的就是人身上的疾病。因为《恋爱中的女人》里的尤索拉和伯金大吃大嚼甜菜根、火腿、肉馅饼，这位医生便大为恐慌。我想，这恐慌其实存在于这位好心的医生自己心中，试想，甜菜根、火腿、野味肉馅饼本身又有什么可恐慌的？吃起来味道好极了，仅此而已。劳伦斯非常率直。如此一个真正的清教徒！他痛恨所有淫猥之物。
在他看来，那些精美的内衣裤以及所有用来唤起情欲的东西都很无聊。这一切都是在搞阴谋诡计。为何要这样呢？真正有激情的人是无须任何挑逗的。
１９１４年春天，劳伦斯和我离开菲谢利诺别墅到了伦敦。
我们住在朋友戈登？坎贝尔家里。当时他的妻子在爱尔兰，他的家在肯辛顿。在那儿，我们常见到默里家的人，我们之间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讨论。凯瑟琳娜年纪不大，却很老成，像个早熟的孩子。我想不到她这么小的年纪竟有那么多的悲伤。可她同默里的关系似乎很新鲜，很年轻。
我们找了一个管家，科尼比尔太太，她老在地下室里高唱“永远明亮、美丽的天使”。
坎贝尔十分眷恋他的爱尔兰，他把那说成是“阿尔兰”。每天吃早饭，他总因为爱尔兰而忧心仲忡，郁闷不乐。
在一个天色森然的星期天下午，我们想去外面玩玩。我们上了一条泰晤士河船，出发去里士满。一同前去的有坎贝尔、默里、凯瑟琳娜、劳伦斯和我。船上还有一些衣衫褴楼的乘客，其中一人在簧风琴上弹奏“引路吧，仁慈的光”。听着这沉闷的音乐，我们陷入了越来越深的沉默。再往前行，只见一路上不少人从船上把硬币扔在那源远悠长、丑陋不堪的泰晤士河的泥水里，而等在河边的小男孩则潜入水中去打捞那些硬币。泰晤士河的泥水似乎浸透了我们的灵魂，没多久，我们便忍耐不住，弃船坐车回去了。在车上，平素颇有风度的坎贝尔因为想抢先而踩了售票员的脚趾头，引来售票员的喊叫声：“喂，别慌里慌张好不好。”闻之，我和凯瑟琳娜都不由自主地乐了。
终于，我和劳伦斯在肯辛顿登记结婚了。去登记那天，坎贝尔和默里陪我们一起去了登记处。路上，劳伦斯飞快地跑出出租车，去一家五金铺买了一枚新的结婚戒指。我把老的那一枚给了凯瑟琳娜。如今，她已戴着那枚戒指安眠在法国的枫丹白露了。
1913—1914年（6）
我们的结婚仪式十分简单。其实，我根本不在乎结婚不结婚。对我来说，那都一样。可劳伦斯却为此兴奋不已，因为这么一来，我们就成了值得让人尊敬的合法夫妇了。
那次初到伦敦，劳伦斯的写作已小有名气。当时，我心里暗暗地想，“去认识那些有趣的人该多带劲儿呵！”可在那时，我的天哪，邀请我们去吃午饭的只是一些巴结社会名流的女主人。我的自尊心因此大受伤害。应该说，吃的还多少不赖，可你得坐在某位名字早已见报的人身旁，女主人根本就不知你是谁，是干什么的，还以为你是别的什么人，在你像小鸡那么被喂饱之后便把你视为累赘，希望早早把你打发走。因此，我和劳伦斯几乎不去这些场合。人们从来不知道和我们在一起会得到多大的乐趣。也许他们自己就根本无乐趣可言。所以，劳伦斯和我差不多是孤独而处的。
有位朋友曾经问我：“劳伦斯和你来自不同的阶级，难道你没感到很不好相处吗？这种实际接触是否很难？敏感的你是否感到受到了委屈？”
我不知道是劳伦斯的天才，抑或是他自身作为人的素质，反正，我确确实实地感到再没有任何其他人能够像他那么细致而敏感地意识到我的存在。
记得有一次我不小心撞到百叶窗上，有点儿晕晕乎乎。劳伦斯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十分温柔体贴，让我惊叹不已。在那以前，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