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吴宓也曾把课堂搬到月光底下。1940年10月15日，也就是联大刚刚遭到轰炸后两天，晚上7至9点，在新校舍大图书馆外，吴宓与同学们月下团坐，上《文学与人生理想》课。《吴宓日记》中记道：“到者五六学生，宓由避警报而讲述世界四大宗教哲学对于生死问题之训示。大率皆主自修以善其生，而不知死，亦不谈。”由战争、时局作讲课的引子和前奏，盖当时吸引学生的一种讲授方法也。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以狂狷、孤傲闻名，他的狂当然是建立在他的才华和学问之上。刘文典是古籍校勘大家，国学博大精深。他选定古籍校勘和注疏学的研究，而研究的重点放在子部，在诸子著作中他又先从《淮南子》突破。1923年，他的第一本专著《淮南鸿烈集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近现代史上《淮南子》研究的代表作。胡适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中说：“整理国故，约有三途：一曰索引式整理，一曰总账式整理，一曰专史式整理。典籍浩繁，钩稽匪易，虽有博闻强记之士，记忆力终有所穷。吾友刘叔雅教授新著《淮南鸿烈集解》，乃吾所谓总账式国故整理也。淮南五书，折衷周秦诸子？其自身亦可谓结古代思想之总账也。”继《淮南鸿烈集解》后，刘文典发奋不止，又继续进行《庄子》和《说苑》等书的校勘工作。1939年，他的《庄子补正》（十卷本）在艰难的战争环境下得以出版。陈寅恪在《庄子补正》的序中写道：“先生之作，可谓天下至慎矣。”“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医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治《庄子》者所必读而已。”
也许有这样雄厚的学术资本，刘文典有睥睨一切的自信：“古今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庄子本人，第二个是我刘文典，其余半个是冯友兰。”
狂人刘文典也以“二云居士”闻名，他爱食云南烟土和云南火腿。遗憾的是，他最终因贪食烟土离校未归被西南联大解聘。
1943年刘文典应普洱大豪绅、盐商张孟希之邀，为其母撰墓志，张孟希赠他“云土”50两。他的普洱之行遭到了联大同事的非议，认为他不堪为人师表。闻一多强烈反对，坚决不再聘请。即使刘文典收到了聘书，也要收回。刘文典普洱之行，的确有缺衣少食的因素；刘文典贪食鸦片，借此缓解、麻痹丧子之痛，也情有可原。梅贻琦延迟回复刘文典的信中说：“尊驾亦已于春间离校，致上学期联大课业不无困难。”刘文典的普洱之行，他辩解“自问实无大过”，但犯了联大学者的大忌。联大学者精神独立，不依附任何权势，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这是联大学者的精神特征。
据闻黎明的研究，刘文典的普洱之行，还有一层连刘本人都不曾知晓的隐情。“谁也没有想到，促成刘文典普洱之行的，竟然是皖南事变后疏散到那里的西南联大地下党员和进步骨干。而刘文典的到达，也起到客观掩护这批学生的作用。”
刘文典被联大解聘后，在陈寅恪、吴宓的推荐下，被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聘请，执教云南大学。1946年5月4日，联大解散北返，刘文典仍在云南大学，终老昆明。
闻一多讲古诗
闻一多先生在西南联大开设了“诗经”、“楚辞”、“周易”、“尔雅”等近10门课。“诗经”和“唐诗”最受学生欢迎。他讲课极为生动，介绍诗歌的时代背景如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介绍诗人生平如讲自己熟识朋友的趣事逸闻，分析内容形式又如诗人在谈自己的创作体会。
闻一多讲唐诗是联大叫座的课。如果说朱自清沉静似水，闻一多则热烈如火。他原来就是诗人，对唐诗的理解，其见解和感受有别于其他学者。闻一多最赞赏五言绝句，认为五言绝句是唐诗中的精品，二十个字就是二十个仙人，容不得一个滥竽充数。汪曾祺说：“能够像闻一多先生那样讲唐诗的，并世无第二人。因为闻先生既是诗人，又是画家，而且对西方美术十分了解，因此能将诗与画联系起来讲解，给学生开辟了一个新境界。”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一多当为第一人。
1939年5月25日，闻一多讲《诗经·采薇》，他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千古名句，写出士兵战时的痛苦，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他讲时还摸着抗战开始时留下的胡子，流露出无限的感慨。
闻一多讲《古代神话与传说》吸引了工学院的学生，他们穿过昆明城，从拓东路赶来听，昆中北院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他把自己在整张毛边纸上手绘的伏羲女娲图钉在黑板上，相当繁琐的考证，讲得有声有色，非常吸引人。
闻一多西南联大的学生李凌后来回忆，闻一多讲《楚辞》有一个特点，他往往等天黑下来的黄昏，在教室之外，点个香炉，拿个烟斗，然后开始念《楚辞》的名句。《楚辞》很复杂，但句子很优雅。每逢讲一些悲痛的词句时，学过戏剧的闻一多总能朗诵得特别感人。而且因为闻一多每次讲课都有新的内容，所以很多人赶着来旁听，尽管这样没有学分。
闻一多特别欣赏初唐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在他的《宫体诗的自赎》一文中，曾把这首诗评价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这首诗有浓厚的唯美倾向，却带有几分人生幻灭、虚无颓唐的意味。让我们看到他作为民主斗士金刚怒目的另外一面。何兆武认为：“闻先生的思想主潮早年和晚年是一以贯之的，本质上还是个诗人，对美有特别的感受，而且从始到终是一包热情，一生未曾改变过。”
唐诗中有这样空灵唯美的诗意，有人生幻灭的虚无感，更重要的是，唐诗中的人间疾苦更能引起闻一多的感触。闻一多经常跟李凌和他的同学们说起这样的事情，说完以后就讲唐诗，讲杜甫的三吏三别。他愤怒地说：“为什么隔了一千多年了中国的事还是这样悲惨，比那时候还不如？”李凌和他们同学还因此有这样一个作业“给蒋委员长的一封公开信”，令李凌记忆深刻。
联大中文系读书报告不重抄书，而重有无独创性的见解。有的可以说是怪论。有一个学生交了一篇关于李贺诗歌的阅读报告（汪曾祺代作）给闻一多，说别人的诗都是在白底子上画画，李贺的诗是在黑底子上画画，所以颜色特别浓烈，大为闻一多激赏。
闻一多的课程之所以吸引人，一方面是其学识渊博，见解独到，分析精辟；另一方面则是他的人格魅力，疾恶如仇，诗人和斗士的双重身份，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年轻学子。闻一多在思想转变之前，还有浓厚的名士派头。他在清华大学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
闻一多家书中的柔情
1938年1月，闻一多接到时在汉口任国民党政府###次长的顾毓琇的邀请，邀请他到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工作，这个机构是作为最高当局的咨询机构。闻一多拒绝，他不愿做官，也不愿离开清华。在这个问题上，闻一多夫人高孝贞和他不一致，她要求丈夫做官，在汉口并能照顾家。闻一多离开家时，心情不愉快。2月，当局已经决定将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2月15日，闻一多写了一封家书，信中写道：“这里，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学校的教职员，不下数百人，谁不抛开妻子跟着学校跑？连以前打算离校，或已经离校的，现在也回来一起去了。”
在这封信中，闻一多提到自己离开家时的情形，那种别妻离子的愁肠百转，今天读来仍令人动容：“那天动身的时候，他们（孩子）都睡着了，我想如果不叫醒他们，说我走了，恐怕他们第二天起来，不看见我，心里失望，所以我把他们一一叫醒，跟他说我走了，叫他再睡。但是叫到小弟，话没有说完，喉咙管硬了，说不出来，所以大妹没有叫，实在是不能叫……出了一生的门，现在更不是小孩子，然而一上轿子，我就哭了……四十岁的人，何以这样心软……”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在这封家书中，我们看到民主斗士闻一多的柔情。
1944年，昆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西南联大教授们的生活越来越差，简直到了饥饿线上，如何解决八口人的衣食，成了闻一多教授焦虑的问题。西南联大的一些教授发起卖文售字，闻一多成了其中一员。
昆明接近象牙产区，欣赏和收藏牙章当时颇为盛行。有几位老朋友知道闻一多擅长篆刻，出了个主意，鼓励他公开治印，既是自食其力的雅事，又可业余从事，不致影响教研工作，也可借此改善一下生活。浦江清教授特撰了一篇《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文曰：
秦鉥汉印，攻金切玉之流长；殷契周铭，古文奇字之源远。是非博雅君子，难率尔以操觚；倘有稽古宏才，偶点画而成趣。
浠水闻一多教授，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原始，海内推崇。斲轮老手，积习未除，占毕余闲，游心佳冻。惟是温黁古泽，仅激赏于知交；何当琬琰名章，共榷扬于艺苑。黄济叔之长髯飘洒，今见其人；程瑶田之铁笔恬愉，世尊其学。爰缀短言为引，公定薄润于后。
梅贻琦冯友兰朱自清潘光旦蒋梦麟杨振声罗常培陈雪屏熊庆来姜寅清唐兰沈从文同启
闻一多治印的润资，明码标出，刚开始石章每字200元，牙章每字400元。他治印不直接收件，委托青云街、正义路几家笔店收转。《润例》贴出后，昆明城为之轰动，来求其刻印者络绎不绝。
中国知识分子向来有清高的传统，向以谈钱财为耻，“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