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国即无家，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不知有多少爱国的知识分子随着战局的变化，背井离乡，抛妻别子，撤到后方。联大教授有大概一半是只身在昆明，靠鱼雁传书互诉衷肠。浦江清就是其中一位。
1940年夏，浦江清按例休假一年。为免相思之苦，他由安南（今越南）经香港返回故乡，和亲人同住在上海。1941年，浦江清的儿子浦汉昕出生了。这时，日军占领了越南，回滇道路已断。浦江清向学校请假暂留上海。年底，珍珠港事变发生，浦江清不愿长期僦居沦陷区，决心冒着危险通过日寇封锁线，准备经浙赣路去昆明。哪知到了安徽屯溪，上饶、鹰潭皆已失守，浙赣路不通。被困数月后，跋山涉水，由江西绕道福建、广东，回到西南联大。总计行程八千余里，途经八省，历时整整六个月！这一段艰难的历程，浦江清都记在《西行日记》中。
1942年6月3日，浦江清在穿越日寇警戒线时写道：“午时四时许，要越过警戒线……日哨兵有站，左右两站，距此桥皆三四里，此桥在两站之间，遂为偷渡之所。其后闻人言，日哨兵在四时后即归站，不复巡逻，大雨更不出，故余等实安全。”战时行路难，有时浦江清带的行李，被人敲竹杠，手无缚鸡之力的穷秀才，也只好敢怒不敢言。
浦江清的女儿在整理父亲的日记时，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一向在我眼中显得文弱、随和的父亲，竟会那样坚毅、执著，这八千里路云和月，他是怎样过来的啊！曾冒着生命危险闯过日寇的警戒线，也曾遇到国民党败兵的骚扰，有时一连几天，翻山越岭，全靠步行，跋涉的辛劳自不必说，还有火灾、空袭的威胁，再加上物价上涨、小偷光顾，到了后来，旅费用尽，又生了疟疾、胃病，但他仍坚持不断向西行，从未想过回头。”
那一代学者，实把坚守教职看作神圣的事业，犹如战士坚守阵地。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小言之，为了不负西南联大之约；大言之，则是为了青年，为了学术，为了国家。”
浦江清在《辛巳岁除大雪，独坐寓楼，用东坡除夕诗韵》一诗中曾表明过自己的心志：“风雨待鸡鸣，茫茫何时旦？……明年我西行，万里寻旧贯。丈夫励壮志，未肯谢衰□（缺字）。安能坐困此，日数米与炭。”
上海虽有老母、妻子儿女，但却是沦陷区，决非安居之地。在建阳、南平、长汀等地，浦江清曾遇到挚友，东南联大校长何炳松、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热情地挽留他留下来任教。与西南联大相比，那里待遇较为优厚，住房宽敞舒适，图书资料丰富。同行的旅伴，逐一留下，只有他一人，毅然决然、毫不动摇地向西走。不仅如此，在因旅费缺乏而告债、申请救济的同时，他仍不忘为西南联大采购图书。到达昆明后，连一天也没有休息，甚至顾不得讲述一路的艰辛，第一件事就是去问“本学期之功课如何”，为自己耽误了课程而不安。在1943年2月4日（旧历壬午岁除）的日记中，他写道：“我自幸今年得在自由区过年，如仍僦居上海，则愁闷可知。”在远离故乡和亲人的昆明过春节，不感到“愁”而感到“幸”，这就难怪他能以“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毅力走完全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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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的饮食与胃病
1941年3月8日，朱自清在日记中写道：“本来诸事顺遂的，然而因为饥饿影响了效率。过去从来没有感到饿过，并常夸耀不知饥饿为何物。但是现在一到十二点腿也软了，手也颤了，眼睛发花，吃一点东西就行。这恐怕是吃两顿饭的原因。也是过多地使用储存的精力的缘故。”饥一餐，饱一顿，朱自清习惯地多食，导致胃病发作，在他的日记中常常看到“胃病发作”、“胃痛，抽搐”、“每日呕水”等文字。我们能想象到朱自清先生清冷而孤寂的身影：胃部感到寒冷不适，夜间坐在那里，不能入睡。令人心酸。长期的粗劣伙食使他的胃病加重，状况恶化，最终导致了朱自清英年早逝。
朱自清的胃病显然是战时恶劣的条件导致，但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朱自清经常进食过量，加重胃的负担，长期如此，导致严重的胃疾。在他20世纪40年代的日记中，随处可看到这样的记录。
在乔治家吃晚饭，食物好消化，但我吃得太多，以致胃又难受。（1939年12月1日）
天冷，贪食致胃病复发。（1939年12月10日）吃得太多，肠胃消化不良。（1939年12月31日）沈夫人（沈从文夫人张兆和）做酒酿鸡蛋，我感到很新鲜，味道也好。（1940年1月25日）
戴太太午饭时给我们吃了馒头，因为一共吃了七个，致胃病发作。（1940年2月22日）
遇孟实（朱光潜），发现他酒量甚大，较我尤能豪饮。我们在盛开的梅花树下用餐，阳光融融，温暖宜人。我们拗不过冯将军盛情，饮酒十余杯，但愿此举于我无害。（1941年2月7日）
午餐、茶会上均食过量。午餐系大学里的人请客。在茶馆吃面条后，胃部立即抽搐。（1941年11月23日）今日两餐皆吃胡豆饭，不觉逾量。（1942年3月21日）
早晨很冷，三时醒来不能再入睡。勉力出席八时的课程，回到宿舍时像个软体动物。读钱基博（钱钟书之父）的《明代文学》。午睡后额外食月饼一块，致胃不适，当心！是收敛的时候了，你独居此处，病倒了无人照料，下决心使自己强健以等待胜利。（1942年12月11日）
读朱自清日记中关于饮食和食物的部分，隐约觉得，朱自清多食，是免于饥饿的恐惧。但也有生活习惯的成分。也许在他的潜意识中，吃得饱，吃得好，这不仅是每个人的生活本能，更是有精力授课、做学问、写文章的保障。朱自清作为大学教授收入不薄，但抗不住飞涨的物价，朱自清夫妇多病，又出身贫寒之家，子女多，家累，负担重。生活质量无法保证，有时他吃一块又黑又粗的面包，蘸点盐就是一顿。接受宴请时，遇到丰美的菜肴，自然会多吃一点。朱自清总归是一介寒儒，在昆明的几年，辗转流离，箪食瓢饮，弦诵茄吹，潜心向学，孜孜不倦。
日记中关于饮食的真实记录，还原了一个人间的朱自清，多食是导其胃病的主要原因，更接近历史真相。这样的判断无损朱自清的光辉形象，而是避免将其神话的完美色彩。笔者觉得，日记中的朱自清更让人觉得可亲，他的一饮一啄，喜怒哀乐，清晰地在日记中呈现。
朱自清熬过了抗战最艰难的时刻。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严重的胃病使得健康状况急遽下降。1945年夏天，抗战临近胜利，47岁的朱自清已经衰老得令老友感到吃惊。吴组缃见到他的时候，这样写道：“等到朱先生从屋里走出来，霎时间我可愣住了。他忽然变得那样憔悴和萎弱，皮肤苍白松弛，眼睛也失去了光彩，穿着白色的西裤和衬衫，格外显出瘦削劳倦之态。……他的眼睛可怜地眨动着，黑珠作晦暗色，白珠黄黝黝的，眼角的红肉球凸露出来；他在凳上正襟危坐着，一言一动都使人觉得他很吃力。”
1948年8月1日，朱自清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半年来胃病发作三次，骨瘦如柴……”而此前的6月18日，朱自清在拒绝“美援面粉”的声明上签字。他在日记中写道：“此事每月须损失六百万法币，影响家中甚大。但余仍决定签名。因余等既反美扶日，自应直接由己身做起，此虽为精神上之抗议，但决不应逃避个人责任。”
1948年8月10日，弥留之际的朱自清对妻子陈竹隐断断续续地说：“我……已……拒绝……美援，不要……去……买……配售……的……美国……面粉。”这成为他的遗言。
清华大学邓以蛰教授对朱自清的悲惨遭遇发出抗议：举目伤心，此去焉知非幸事。一寒澈骨，再来不作教书人。冯友兰的挽联是：人间哀中国，破碎山河，又损伤《背影》作者；地下逢一多，心酸论语，应惆怅清华文坛。
朱自清以生命的代价维护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尊严。朱自清的胃病也是经历八年抗战之后中国学者的后遗症。
朱自清在胃病日趋严重的状态下工作，奉献出大量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著作，最后的悲惨命运，让人慨叹。“青灯黄卷，焚膏继晷，吃的是草，挤的是奶，生命不息，工作不止，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大抵如此。”
沈从文晋升教授风波（1）
沈从文到西南联大任教，是西南联大常务委员、《大一国文》主编杨振声的举荐，杨的目的是为了扩大新文学的影响，当然，也有友情的因素。在此之前，沈从文先后在中国公学、武汉大学任教，1931年，沈从文到青岛大学任教，当时校长是杨振声。之前，沈从文有过做大学教师的经验和经历。
1939年6月6日，杨振声和朱自清参加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教师节聚餐会和游艺会，杨向朱提议聘请沈从文到联大师范学院教书，朱自清感觉“甚困难”。6月12日晨，朱自清拜访罗常培，商量聘请沈从文到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任教一事，结果甚满意。
1939年6月27日，联大常委会第111次会议，有一项内容是决定聘沈从文为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副教授，编制在师范学院的国文系。
沈从文进入联大，不如那些留学海外、拿了硕士或博士文凭的“海龟”那样顺利。杨振声之子杨起在《淡泊名利功成身退———杨振声先生在昆明》一文中谈到，沈从文入西南联大任教有较大阻力，当时的校委会和中文系似乎并不认可这位作家来当教授。“但是现在回眸看，确实是一步好棋。杨先生为中文系学生物色了一位好的指导习作的老师，使学生们很是受益。”西南联大名流荟萃，开设的都是学术性的课，新文学的影响力还达不到大学课堂。
《杨振声编年事辑初稿》一书中，记录了一个小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