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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选择战场，力争主动：
李成率领号称三十万的重兵反扑，岳飞并不急于与其决战，而是命令部将王万率领一部偏师弱旅以“软柿子”的形象出现，将急于求胜的金、齐联军诱至不利于展开兵力的清水河一带进行决一雌雄之战。
第三，扑捉稍纵即逝的战机：
１１３４年６月６日的襄阳大战，李成违反步兵利于以险据守、骑兵利于平原野战的兵法常规，将骑兵列于襄江岸边、步兵置于无险可守的平旷之地。岳飞抓住这一契机，及时制定了“以步制骑、以骑击步”的战术，正所谓“强当其弱，以己之长克彼之短”，命手持长枪的步兵攻击背靠大江的骑兵，而以冲击力较强的骑兵对付野战能力较弱却又无要隘可据守的步兵。
第四，创造战机，选定正确的主突方向：
创造战机，实际上就是牵着敌人的鼻子走，为我所用。主突方向，往往是敌人的阵脚发生动摇时暴露出的薄弱环节。邓州大战，岳家军首先派出王贵、张宪两股部队与金、齐联军展开激战，使敌军的阵脚发生动摇。然后，岳家军精锐主力骑兵乘势从敌人暴露出的薄弱部分突入，一举将其击溃。
第五，奇正相辅，出奇制胜：
此次北伐中两场关键的战斗——襄阳大战、邓州大战，岳飞都是首先以弱旅或偏师示敌，作为饵兵或诱敌深入、或动摇敌军阵脚，而将主力部队潜伏于其中，关键时候攻敌于不备之间，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当然，岳家军能够比较顺利地收复襄汉六郡，除却自身的英勇善战，还得益于两个客观因素：
1。南宋政府的大力支持：
1）扩大岳家军的编制：将弃暗投明的“海归派”牛皋、董先两部及镇抚使李道、江州的傅选、江西按察使司所领各军、江北舒、蕲二州的军队划归岳家军，接受节制、调遣。
2）令韩世忠、刘光世两个比较有战斗力的关系单位一支做游而不击的疑兵、一支则作为声援部队。
2。金军的整体战略调整：
自1130年金军大将完颜宗弼渡过长江追袭宋高宗不成，而不得不北返后，金兵逐渐调整了对南宋的主攻方向，将东北高寒区的土特产——以女真族为骨干力量的少数民族铁骑大部从东线的江淮地区调往西线，争夺长江上游的四川、陕西一带。而长江中游的襄、汉地区，则成为了配合西线攻势的辅战场。驻扎在河南地区，战斗力较弱的伪齐军，则顺理成章成为了与南宋争夺长江中游的主要敌人。
金帝国这种战略上的调整，主要由三个原因促成：
1）金军企图控制住长江上游地区，然后由上游顺江而下，席卷东南沿海。
2）当时金军中的第一权臣完颜宗翰，长期经营山西，希望将与山西咫尺相邻的陕西也划做自己的势力范围，作为内部争权夺利的资本。
3）1130年9月，南宋、金之间爆发了著名的陕西富平大战。这是南宋自1127年建国以来首次集中大兵团主动进攻的一次大规模战役，虽然南宋由于诸军各自为战及主帅张浚指挥失误而招致惨败，但在客观上起到了将金军主力尤其是完颜宗弼的部队从千里之外的长江下游，调往长江上游川陕地区的作用。金军也由于惨败如胜、损失惨重而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西北，无力按原定军事计划顺长江东下。
战略上最重要的选择是进军的方向。1133年冬伪齐军攻克襄汉地区，而在此前后的几年间（1131年3月至1134年2月），金军的主力部队正在西线的四川、陕西、甘肃鏖战，继陕西富平之战后，又接连经历了和尚原（今天的宝鸡西南）、饶凤关（今天陕西石泉西）、仙人关（今天的甘肃徽县境内）三次规模较大的战斗。宋军利用西北多山地的特点截山据岭、积极防御、主动出击，最后以少胜多。
反观师老兵疲的女真军不仅未达到占领四川，控制长江上游的计划，有生力量反而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杀伤。而伪齐却已经在守备空虚的长江中游襄汉地区得手，实际上就意味着赵构政权赖以生存的长江天险上被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对于南宋而言，等于在其肌体里长了一个随时癌变的肿瘤，对于金廷，则出现了一个升值空间很大的商机。笔者认为，这时女真军应当及时调整战略部署，调遣主力部队从相持不下的西北地区弛援长江中游，巩固、扩大战果，将以江苏、浙江为根据地的南宋政权彻底压缩在长江下游。例如：岳飞在北伐前夕的上书中，就表现出了对西北地区金兵可能取道襄阳，与伪齐部队会师南下的担忧。然而，与南宋政府全力以赴的支持大相径庭，女真军却仅仅派出了一支偏师、二流“名将”作为外援应付了事，主力部队仍纠缠于久攻不下的川陕地区，几乎形如壁上观般地坐视岳家军将襄汉地区作战能力较弱的伪齐部队逐一击破，致使战略上的绝对优势在数月后化为乌有。
岳家军收复长江中游的战果虽然辉煌，然而，却未列入“南宋中兴十三处武功”。笔者认为，造成这个现象，主要有两个原因：
1．政治：岳飞以后成为了身败而名不裂的*。如果过多地渲染岳王的名将风采，将会使以堂堂正朔而自居的“中兴之主”赵构感到难堪。
2．当时岳家军的作战对象是战斗力较弱的伪齐军，而非刚劲有力的少数民族同胞——大金铁骑。
3．当时的宋、金两国并未完全意识到收复长江中游的重要战略意义。
收复襄汉六郡虽然未被列入十三处武功，从影响力的角度甚至还不能与虽败犹荣的血战黄天荡相媲美，然而，它的战略意义，很有可能超过南宋中兴十三处武功中的任何一场胜利，其重要性将在以后的历史中得到充分证明：
金兵虽然曾经几度南下，但却始终未将突破长江中游的防线作为重点，这是战略上的重大失误：
1）西线四川、陕西一带本为四塞之地，有山河险阻，易守而难攻。即便偶然得手，在短期内也很难站稳脚跟。
2）东线的长江、淮河之间，水网交错纵横、地域广阔，而以平原野战而著称的北方骑兵极易陷入欲战不能、欲罢难休的尴尬境地。
3）中线的长江中游一带，依托于长江天堑，可与各个战场保持有机的联系。一旦被来自北方的雄师攻破。长江以南政权将陷入到一种被拦腰截断、首尾难以相连的境地。
而且，战略上讲究对“恃其所长，攻其所短”。西线的山河险阻、东线密布的水网，都极利于发挥汉族军队传统的作战优势。所以，做综合的比较，长江中游地区，是长江以南政权最大的软肋。而江北汉水之畔的襄阳，则是沿江防线的核心，一旦被攻破，北方的军队沿着汉水直入长江，即所谓的“浮汉入江”。
收复襄、汉地区对于岳家军的重要历史意义：
1．岳飞在之后不久，荣升为“节度使”——这一武官的最高荣誉称号，成为南宋朝历史上“建节”时最年轻的军事将领，完成了从勇冠三军的骁将到运筹帷幄的军事统帅名将这一质的跨越。
2．长江沿线的湖南、湖北地区从此成为了岳家军的基地，拉开了披荆斩棘北伐战争的序幕。
可以说，岳家军是在1134年收复襄阳等六座重镇后，才真正成长起来，中国历史的词典里也才真正有了“岳家军”的概念。然而，等待这只民族之鹰的，不仅仅是蓝天、大海，更有那激流、险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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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 结 束 语
俗话说得好：“就算你是个人才，也得有人来度你。”
宋高宗赵构大胆地任用“新人”岳飞，不仅委以重任，而且还给予了不遗余力的支持。其行事之果敢、决断之英明，使后世的历史爱好者们不得不发出了“这小子不傻啊！”的慨叹。
其实，岳飞之所以能够被得以重用，不仅缘于其初露锋芒的军事才干，还因宋廷内部的权力制衡。
南宋初年，迫于形势压力，赵构不得不松动“以文制武”的传统。但在长期频繁的战争中，逐渐形成了令宋高宗经常出现失眠反映的“大将专兵”的局面，而其中犹以张俊、韩世忠、刘光世三员大将为甚。
当时南宋内忧、外患的警报尚未解除，正处于“如履薄冰期”，不大可能采取剥夺将帅兵权——这一因噎废食的办法，而只能采取成本较低、效果却不错的“权力制衡”方案。
于是，岳鹏举映入了嘴巴没毛、却城府很深的赵构的眼中。
同其他大将相比，岳飞有一个让赵构非常放心的客观条件，那就是不仅资历浅，而且与朝廷的各大臣们之间都没有多大瓜葛，无拉帮结伙之嫌。
因此，如果能提拔一个底子薄、资历浅的将领，用得好可以让其死心塌地地为己所用；用得不好也可以在少却许多麻烦的前提下而轻松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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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 决议北伐
河洛地区：是指黄河和洛水相交汇处的广大地区，狭义范围是指以古都洛阳为中心的河南部分地区，广义则是指河南省全部地区。诞生于河洛大地的河洛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和核心，也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1136年正月元宵节过后的一个早朝，天色微曦，高宗召集众宰执们在便殿内议事。赵构舒舒服服地打了两个哈欠后，懒懒洋洋地坐在御座上，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立在丹墀下的群臣：“诸位爱卿，可有本要奏？”
身穿紫袍、手持象牙笏，负责军事的右相兼都督率先走出班列：“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