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2…21 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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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有事去了一趟深圳，住在离父母较近的一家宾馆里。第二天一早起床刚打开电视，就听到敲门声。打开门一看，母亲站在门口，手里捧着一个陶钵，里面装着她给我做的早餐——红豆粥。母亲说，她一早过来，已经在门外站了半个多小时，想让我多睡会儿，一直没叫我。听到电视机的声音，知道我醒了，这才敲的门。
吃着母亲送来的红豆粥，做儿子的我心里酸酸的。眼前的这碗粥，让我还想起了小时候的一些事。
小时候我们住在农村，父亲在外地工作，我们兄妹三人上学，家里农活都靠母亲一人。我上小学时，有几次母亲一早下地干活，耽误了回来做早饭的时间，作为全勤生的我怕迟到，没等早饭做好就急急忙忙往学校走，母亲在身后大声喊着我也顾不上了。到了第一节课下课的时候，母亲就拿着饭盒装着白粥和咸菜送到学校来给我。在教室里，当着很多同学的面，当时的我非常难为情，只好草草地吃下母亲送来的早饭，还直埋怨母亲干吗要送到学校来。母亲说你还小，不吃早饭胃会搞坏的。后来送饭的事还发生过两三回。
有一次，我帮着母亲去集市卖鸡补贴家用，卖完时已经过午了。母亲怕我饿，就带着我到小镇的饭馆里吃饭。母亲要了两碗汤饺（一种当地小吃）。端上来我一看，两碗汤饺不一样，我面前的这碗是有肉的，她面前的那碗是没有肉的。我问母亲怎么回事，她说没肉的只要5分钱，有肉的要1毛钱。你是孩子长身体要吃肉，妈妈是大人就不用了。这两碗不一样的汤饺，在我记忆里一直都无法忘记。
母亲这代人有过饥荒年的经历，对饥饿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记得外婆去世（外婆是得胃癌死的）的时候，我在外婆的床铺底下翻出来很多没吃掉又舍不得扔结果就晒成干的豆腐块、饭团等食物，这些食物其实很可能就是外婆60岁左右就过早去世的元凶。我小时候也因为营养不良，从小学四年级到高中二年级一直肚子疼，上课上到上午第四节课就得把肚子顶在课桌上坚持着，看了很多医生吃了很多药从来都不管用，但一吃肉就奇怪地好了，也因此闹得母亲为我操了不少心受了很多罪。长期与饥饿打交道的经验，养成了母亲这辈人对食物特殊的心理。在家里，剩菜剩饭她总要偷偷地（因为父亲和我们兄妹几个都坚决反对）留起来吃。每次我带她出门吃饭，吃剩的东西她一定要一点不剩地打包带回家。1998年父母亲第一次来北京，我因为太忙让司机带他们去天安门玩。到中午吃饭时间，司机按我的吩咐正要请他们去饭馆吃饭，没想到母亲却从车里拿出了早上出门时带出来的饭自己解决了午饭问题，让司机很是惊奇。回来跟我一讲，我这个29岁就当了北京万科公司总经理的儿子也颇有点感到难为情。
现在母亲面前的我其实已经尝遍诸多山珍海味，得着轻度脂肪肝和高血脂了，但母亲依然还是像小时候一样操心着我的吃饭问题。母亲的厨艺几十年来并没有多大长进，而儿子的胃口已经大不一样了。我对着眼前这碗其实并不可口的红豆粥，努力地多吃了几口，然后告诉母亲，宾馆里有免费早餐，明天可不要再这么走过来给我送早餐了。
红豆粥的滋味很一般，但母爱的滋味却让我回味无穷。
许大金：冬日的海
（2005…11…15 12：5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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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重复自己好像是每个人无奈的选择，但是偶尔突破一下也不是不可能，就在一个别人认为最没有意思的时节，我去感受了冬季寂寞的大海。
周日，早上醒来，看着低沉黑暗的天空，突然想看看此时的大海会是什么样子。说走就走，收拾好行囊，就赶往塘沽北塘。
到了海边，码头里泊满了船，海面上波澜起伏，浊浪排排，一艘航行的船也没有。问了几个船老大都不愿意出海后，终于有一位船老大被我的执著打动，答应出海。
离岸不久，我就感受到了大海的威力，排排浪头迎着船头打来，小渔船在风浪中成了一片浮在海上的落叶，飘来荡去，好在有罗盘指引和现代化的机械动力，小渔船犁开海面不断地向前，我也不顾船老大的劝阻，迎着风浪站在船头，去感受一下弄潮儿的潇洒，好像平日所有的烦恼和压力都被风浪吹走了一样，满眼是空旷的大海，满耳是呼啸的海风，连身后渔船的马达声也变得很小了，哈哈，痛快！最后还是船老大对我几近哀求地说风浪太大，赶快回吧，我才决定返航。
回途中船老大问我，为什么这个时候来看海。我说，这个时候的大海才是最真实的海，平日里大海总被一些诸如阳光、巨轮所点缀，你只能看到它的表面，而它的内心只有在被风浪席卷的时候才能袒露，这样的海不是最真实的海么？
冯仑：在不丹找幸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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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不丹不需要谷歌，每一个人都是谷歌，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要去的方向。
在不丹找幸福
不丹被外界描绘成一个公民幸福指数最高的穷国家，我一直特别好奇，前一段我和马云几个朋友专门花了5天时间到不丹去考察了解，寻找幸福的踪迹。
我们拜访了不丹的国师（现第五任不丹国王的老师），一位穿着民族服装、手提电脑的现代学者。他毕业于牛津大学，是一名哲学博士。不丹传统文化的神秘气息与西方文化的现代气息同时存在于这位长者的气质中，给人一种很特殊的磁场，让你去想深入与之探讨。他的学生即现任不丹国王，则是剑桥大学毕业。在不丹，国师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国家发展委员会主任，相当于副总理，同时兼任很多其他高级职务。
幸福指数与GDP无关
这次拜访，国师专门给我们做了一个报告，专题研究《国民幸福指数与国家的生存环境》。他主要讲到经济发展和社会价值观与国民情感、文化、环境怎么保持平衡。国师的研究报告让我们本次拜访非常兴奋，因为他是运用西方社会学的先进方法以不丹国民为研究对象，通过大量的实证、数据、实验搜集、分析而得出的一些有效的、可量化、可支撑的幸福指数模型。比如一个人在一个月内如果生气在26次以上就感觉不幸福。通常我们也在研究幸福观问题，比如提倡和谐社会，但“和谐”二字还是较模糊，光讲了科学发展观，尚没有数据支撑和数学模型来界定， 比如“和谐”通过数据能怎么来量化和界定。马云当即就做了一个决定，邀请国师来中国转转，也给我们更多的启发。我们现在做的生意也好，企业也好，大到社会环境，小到我们的企业社区，除了为客户提供物质层面的满足，如何更关注到社会价值观伦理和情感层面，这个话题非常有意思。
经济发展是不是必然带来幸福？这个问题一直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更是一个经济学伦理问题。一开始我们都投赞成票，认为经济发展必然带来幸福，但我们坚持认为经济发展还要兼顾到环境、道德伦理，等等，我们可以强调道德、文化、传统，但在经济这块就不可以作为不发展的借口。不丹是一个63万人的国家，人均GDP1700美金，这个国家只有两架飞机。主要吃辣椒和咸菜，大部分人都吃素，且大部分是农业人口，基本物质条件很差。
不丹非常重视他们的文化，也强调文化的独立，因为国家太小，一旦开放，可能很快会被外来文化吞没，为了保证在喜马拉雅山脉中的不丹能在发展中保持自己的文化，他们不主张广泛外交。甚至对文化、旅游都有限制。不丹谢绝背包客，每天最多接待三五千名客人，且每个人至少要交两百美金才能去。另外，他们强调要渐进式发展经济，可当我们离开不丹，回到曼谷转机，所有的观念又再次改变了，物质还是很重要，在不丹每天吃得不好，瘦很多，大家洗澡、走路都觉得很不方便，据说他们在9年前才有电视看。不丹可能算是一个极端，物质比较差，精神、文化比较好，实际上北欧一些国家更值得关注，物质和文化两边平衡得比较好。这次探索带来的命题就是，和谐社会的建立，我们应该去做一些个案比较研究。 。。
冯仑：在不丹找幸福（2）
不丹这个国家非常独特，他们的公务人员都是非常优秀的，我见到一个电视台制作人，是美国（博克比）学新闻的硕士。我说怎么这么多名校学生，他告诉我不丹有1900个公务员，60％在国际名校进修过。
正因如此，他们采取的这套数据化的管理方法，公务员团队是能执行的。他们还有一个专门委员会来督导各部门，相当于我们的精神文明办公室，定期来看哪些指标达到了。执行团队大部分是在国外受过教育的，非常懂得怎么样来用这些方法来执行，这是不丹很可贵的，
不丹不需要谷歌？
不丹是一个宗教国家，民族比较单一，人民一直生活在宗教中。所有出国留学的人没有滞留的，这么穷却基本都回来了，我很好奇，制片经理跟我讲，因为在这里有方向感，西方很好，但是不知道往哪儿去，没有方向感，但是一回到不丹，我看见经幡，看见寺庙，看见僧人，我就知道我在哪儿，要去哪儿，会怎么样。他还说了一句话，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他说：我们在不丹不需要谷歌，每一个人都是谷歌，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要去的方向。
在僧人比士兵多的不丹，安贫而乐道，却人人都有方向感，我很感动。当今社会很多人感到焦虑浮躁，容易失去方向感，失去了搜索的功能， “方向感”这三个字一直在我心里萦绕，我在思索，一个好企业同样也要让员工有方向感，回来以后我就着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