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上任后，我也享受了一段清静无争的太平日子。依照旧例，大唐开国以来的宰相，每日办公必须到午后六刻才能退朝。我以前也一直是这样的。倒不是严格遵守上下班制度，而是不待在朝堂上我不放心。我怕同僚私自揽政，把我架空。而自从李希烈一来，我浑身轻松，就上奏天子说，如今天下太平无事，我也可以每天提前下班了。从此凡是早朝散后，巳时（上午九至十一时）我便打道回府，让各省各部的待批文件、一切军国要务都送到我的府上去。我在家中决断后，有关官员再拿去给李希烈签名，也就是走走形式而已。
天宝五载秋天又发生了一件事情，终于让我逮住机会把韦李一党的人全部赶尽杀绝。
对付这种在朝中尚有残余势力的人，一定不能让他们有喘息的机会。如果你掉以轻心，让他们有朝一日咸鱼翻身，你自己绝对会死无葬身之地。
这件事是韦坚那两个傻乎乎的弟弟干的。一个是将作少匠韦兰，另一个是兵部员外郎韦芝。他们上书为韦坚喊冤，结果令皇帝勃然大怒。太子一下就慌了，为了自保，赶紧要求和韦妃离婚，声明自己绝不以亲废法。几天后，韦坚被贬为江夏别驾，韦兰和韦芝流放岭南。我对皇帝说，看来韦坚和李适之在朝中的朋党势力还很庞大啊！皇帝深有同感，于是将韦坚流放临封，贬李适之为宜春太守；同时把韦坚的宗族亲党数十人全部罢黜。
第二年春，我又奏请皇帝将韦坚兄弟和皇甫惟明全都赐死于贬所。李适之彷徨无计，知道难逃一死，最后服毒自杀。我又让人捏造了一个罪名，将李适之的儿子李霅活活杖死。
我说过，我不喜欢流血。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不敢杀人。必要的情况下，我绝不心慈手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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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六载（公元747年），我的心腹、时任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的杨慎矜又渐渐取得了皇帝的信任。
眼看又有一个人要触红线了。
这真是一件让人很无奈的事。
你要做事情就要用人，要用人就要授予他一定的权力。而任何人只要尝到权力的滋味就会想要更多，然后他就从你的心腹之人变成了心腹之患。所以人们常说，这世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我的整个宰相生涯，都像是在为这句话作注脚。
杨慎矜曾经引荐过他的外甥王进入御史台。王此人颇有能力，后来升迁为御史中丞，已经与杨慎矜平起平坐，可杨慎矜总是拿他当晚辈，在朝堂上也直呼其名，而且与人闲谈时嫌王出身微贱，言下之意是王有今天都是他的功劳。
王对此怀恨在心。
其时又恰逢杨慎矜正宠信一个叫史敬忠的术士，史敬忠危言耸听，说天下将有变乱，劝杨慎矜提前在临汝山中买一个田庄避难。杨慎矜对王毫无防备，把这事透露给了他。
于是我就示意王利用此事搞掉杨慎矜。我暗示王，杨慎矜是前朝隋炀帝的孙子，可利用这层关系做做文章。王便在长安散布流言，说杨慎矜与术士往来密切，家中暗藏符谶，计划复兴祖先的帝业。
皇帝李隆基怒不可遏，把杨慎矜扔进了监狱，命刑部、大理寺和御史台进行三堂会审。我命令手下的酷吏吉温前往汝州逮捕了史敬忠，拿到了他的供词。人证虽然有了，却没有物证。有关官员搜遍了杨宅也找不到谶书。我授意侍御史卢铉再去搜一遍。卢铉心领神会，袖中藏着谶书走进了杨宅，片刻后便骂骂咧咧地走出来，说：“这个叛贼原来把谶书藏在了密室里。”
杨慎矜百口莫辩。数日后，皇帝将他和两个哥哥少府少监杨慎余、洛阳令杨慎名全部赐死，同时株连了数十个朝臣。
我屡兴大狱，却不能伤及太子分毫，心里颇为懊恼。于是我起用了一个人。他就是杨贵妃的族兄杨国忠（原名杨钊，后赐名国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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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林甫：无心睡眠（14）
这个人十分精明，而且有杨贵妃撑腰，用他来对付太子很合适。我任命他为御史，让他密切监视那些东宫集团的成员。一旦发现有何污点，立即发出弹劾，并交由我手下的酷吏吉温和罗希姡ド笪省＞侵稚蠊娜耍负趺挥幸桓鍪乔灏椎摹�###成员为此被我扳倒了好些人。无奈太子为人谨小慎微，基本上抓不住他的把柄，而且高力士又经常在天子面前保他。所以终我一生，太子毫发无损。
事后来看，起用杨国忠也许是我这辈子犯过的最大的错误。
我并不是低估了他的野心，而是没有充分考虑到他的外戚身份。
我已经习惯于把手下的人当成一次性筷子，用完就扔。没想到杨国忠这种人一旦坐大，想扔也扔不掉了。因为天子爱屋及乌，对他的宠幸与日俱增。只要杨贵妃恩宠不衰，他杨国忠便可以扶摇直上。而且这小子又跟韦坚一样精于理财，善于聚敛，这点又对了天子的胃口，于是屡获升迁。
天宝六载，我的仕宦生涯达到了顶峰。天子不但加我开府仪同三司，而且赏赐食邑三百户，并且赏赐众多上等的宅地、田园和别墅，还有天下各种奇珍异宝。岁末的那些日子，由于时近春节，各地贡献的物品先后运送到尚书省，随后天子便全部赐给了我。每当天子不上朝的时候，文武百官全都聚集到我家中，御史台和尚书省都无人办公，只有李希烈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相府里。
俗话说：盛极而衰，物极必反。在那些日子里，我已经隐约预感到，这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后的辉煌了。
我的儿子李岫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有一次我命人在后花园修筑暗道，李岫随我去视察时，指着那些正在劳作的工匠对我说：“父亲大人长久掌握大权，怨仇遍满天下。倘若哪天灾祸降临，想要当个像他们这样的杂役，恐怕也办不到了！”
那天我凝视着他，心情忽然变得极为恶劣。我说：“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还能怎么办？！”我记得那天的天色阴沉，北风在我们父子的耳旁一直呼啸。当时的我绝对没想到，儿子李岫的话最终竟会一语成谶。我当时所能想到的，只有如何防患于未然；以及如何加强自身的安全系数而已。
在那几年里，我的失眠症更加严重，每夜更换寝室的次数更为频繁。不但在夜里，大白天出行我也要带上一百多名步骑兵，分左右两翼护卫；而且还让巡防京城的金吾卫提前开道，数百步外的前行卫队所到之处，无论公卿还是庶民都必须回避。
除此之外，我所能做的就是杜绝有实力的人物入朝为相的可能，借此确保我的相位不受威胁。自大唐开国以来，许多有能力的朝臣都是先外放为边帅，在节度使任上取得战功后再入朝为相。我意识到，如果这个要命的规矩不改，迟早有一天会有一些能人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到相位上跟我叫板，所以，我必须未雨绸缪地封死这条“出将入相”的渠道。我对皇帝李隆基说：“文臣做将军，不敢身先士卒地抵挡敌人的弓箭炮石，不如起用那些出身卑贱，但是勇猛善战的胡人为边将。这些人没有显赫的门第，势单力孤，难以在朝中交结朋党，陛下果能以恩义感召他们，他们必定会替朝廷卖死命！”
皇帝觉得我的话很有道理，随后愈加重用安禄山这些胡将，并且不再把朝中文臣外放为边藩将帅，而是大量起用胡人担任诸道的节度使。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从此朝中百官都要乖乖跟在我屁股后面，唯我李林甫马首是瞻。可是我绝不会想到，这样的举措最终居然导致了“安史之乱”，从而终结了大唐一百多年来的升平，把帝国一下推进了万丈深渊……
错在我吗？！
虽然安禄山起兵叛乱是在我死后三年发生的事情，但是一旦真的要追究原因，我承认自己还是要负一定责任的。大唐历来之所以形成以文臣为边帅的规矩，目的就是要节制边镇势力，把四方的兵权牢牢把握在中枢。而我却将其一朝废止，致使皇帝大肆任用心怀异志的胡人，并且使得中央的武备荒废，而帝国主要的军事力量却集结在北部边镇，最终导致“强枝弱干”的局面。在这方面，我承认我铸成了大错。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要把“安史之乱”的屎盆子全都扣在我一个人头上，我绝对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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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林甫：无心睡眠（15）
我认为我最多只能负三分一的责任，另外两个罪魁祸首你们也有必要考察一下。
一个就是大唐天子李隆基。
大唐朝廷防范边将的办法除了我提到的以文臣节制之外，还有三条不成文的规定——不能长久任职；不能遥领远地；不能兼统他镇。这是三条绑在边将身上的绳子。有此三项制约，朝廷就不怕边将们尾大不掉。可结果是李隆基自己给他们松了绑。自开元以来，做边将的十几年不调职的人多如牛毛；而且很多人都遥领远地，皇子中如庆王、忠王等人，宰相中如萧嵩、牛仙客等人；而节度使兼统他镇的也多得很，如盖嘉运、王忠嗣等，都是一人节制好几个道的……所以最终结出了安禄山这颗无比壮观的硕果！
这一切能怪我吗？！
在我生前，安禄山一人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还封爵为东平郡王，势力已经极度膨胀，可到我死后两年，亦即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皇帝还打算任命他为宰相，天宝十四载还把宗室的荣义郡主许配给他儿子安庆宗……这一切，难道也是我的责任？！
除了我和皇帝，最终促发“安史之乱”的人就是外戚杨国忠。
我死后，杨国忠继任宰相。可他哪里是宰相之才呢？他浅薄、浮躁、狂妄、轻言，别说肚里能撑船，就算撑一个木盆我看都有问题。他上任之后，喊得最大声的一句话就是：安禄山要造反！喊得朝野上下无人不知。别说安禄山有心要反，就算无心要反最终也会被他逼得狗急跳墙。我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