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刊》。概而言之是三句话：童年少年时代的诗教雍容，青年壮年时期的幽愤磨砺，到中年才得开始泉涌。但，诗教也好，幽情也好，倘无《诗刊》的扶持，编辑部师友们的垂青，我这棵幽草是无法临风摇曳，喷吐时代之幽情，青春焕发成为晚晴的诗人。所以，北望京华的师友，我首先想到的是《诗刊》……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1980年，我去北京，邵燕祥引我去见严辰老师，长者的仁厚尔雅让我如坐春风。然后燕祥又把我介绍给编辑部的吴家瑾、杨金亭、王燕生、朱先树、丁国成、康志强、雷霆、刘湛秋、寇宗鄂……（荻帆、柯岩当时不在）他们的友好，令我这个历尽苦难、满头沾染青藏高原风沙年届知命的缪斯的门徒，切感诗的温馨。是的，我回来了——回到诗的自由王国中来了！就在这一年的秋天，我的《倒淌河有赠》的短诗，破题儿第一次登上《诗刊》。从此，我不断地给《诗刊》投稿，也不断地受到退稿。每退，每得燕祥、雷霆两人的教益。他们在退稿上作出记号：那些是废话？那些可以重度提炼？而我也就在这投、退之间，从诗之思，到诗之艺，豁然得悟。迄今让我难忘的有这么几件诗的掌故。
1981年的冬季，题名为《别情》和《浦江的夜》两首较长的抒情诗。在《诗刊》12月号发表了。于是，在是年的12月底上海举办的一次大型诗的朗诵会上，由名演员达式常当众朗诵，得到购票入场的广大听众的热烈共鸣。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诗的艺术力量和作为一个诗人的时代良知和使命感。其次是1983年的暮春，我收到严辰老师的亲笔信，嘱我整理近作寄《诗刊》（此信，我仍珍藏）。不久，由诗刊社主编的“诗人丛书”命我的诗集曰《春天的对话》，以艾青老人为首共十二本，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是我归来之后，继《迟来的爱情》出版的第二本诗集。第三，是1984年的秋天，我的《登大雁塔放号》约七百行长诗，在《诗刊》9月号以不分行的形式加了一个编者注语发表。这首长诗，据知，在当时反映较强烈。后来在上海举办的五十年文学大奖得奖。第四，我以《思辩的人生》为题写的一系列组诗，是由《诗刊》帮我首发，而且很长。倘没有《诗刊》为之开道，其他刊物未见敢发这样的系列思辩……
自八十年代到如今，二十多年风风雨雨，寒暑炎凉。但《诗刊》之于我，我之于《诗刊》，从没有炎凉易态，这样的师友情，诗文交，算得上是一片冰心在玉壶……如果说交友，《诗刊》这样的友是品位之友。如果说我在诗的事业上没有失分，没有与物欲同沉浮，我不能不联想到诗的风雅，联想到《诗刊》……《诗刊》的师友们：冀北春天树，江南草木情，何时才能像八十、九十年代一样，与你们依依杨柳论诗论文呢？！我感谢你们的古道热肠。
黎焕颐，1930年生于贵州遵义县“沙滩文化”的一个文化世家。上世纪五十年代即写诗。1957年以囚徒身份流放青海。1979年平反，回到上海原单位从事文学编辑工作。1981年初调《文学报》主编文学副刊。1991年退休。曾出版《迟来的爱情》《青天的对话》《爱在荒原》《在历史的风雪线上》《黎焕颐抒情诗选》《黎焕颐诗选》等十几本诗集。近年来出版了《我爱·我恨·我歌》《流放与直言》《和你面对面》《从人到猿——在返祖的年代》等随笔集。现隐退沪上，读书，写作。
2002，那是一个闪光的诗歌之年。《诗刊·下半月刊》在万千呼唤中出世了。
这年的1月号上刊有我的一首诗作《故乡的羊群》。就是这短短的几句，不甚引人注意，却是我在《诗刊》发表的第一首诗。颇感意外的是，我第一次给《诗刊》投稿，就被采用了。时至今日，我还保存着林莽老师当初给我的回信。是诗神的招引，让我一下子和诗歌贴得那么近。我知道北方的天空里，从此升起了一颗星座，它吸引着诗人的灵魂。它给诗坛带来了一股巨大的冲击波，尤其是给青年诗人造成的心灵震撼是前所未有的。
就在这年的暑假，我背起了行囊去了神圣的北方。
北京是政治中心，也是文化首都。在北漂的诗人中，有许多人是来淘金的，确实也有不少人做了经理人，办起了文化公司，事业做得挺红火。但我来北京的目的却和别人不一样。这么多年来我生活在乡村，看惯了流云飞鸟，鲜有文化气息的浸淫，我就像一株野草快要在秋风瑟瑟的滩涂枯萎了。是诗，拨动了我的神经，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在这里，现代都市快节奏的生活频率，不是我这个乡下人立刻就能意领神会，直切它的内涵的。我犹如闯进城市的一头花牛，懵懵懂懂，有时又横冲直撞，无所顾忌。说起来有点天方夜谭，我刚到京城连方向都搞不清楚，还是林莽老师教我到书店买了北京地图和一本乘车手册，我才算解决了出门问题。
北京，我走近了你身边。我用乡下人的目光去打量这个陌生的城市，也用新的艺术尺度去审视中外诗歌。更多的，我在这里感受到了诗的脉跳。太阳的宝石映照着高耸入云的大厦，也为诗歌分蘖出更清纯的人格气质。在农展馆南里十号，有这样一群圣徒，他们潜心工作，不计得失，其高尚的人格魅力在现代社会尤其令人钦敬。而我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是我故乡三十年都不能拥有的。写诗先做人，这话何曾过时。这些编辑诗歌的人，每天出入文联大楼，他们高屋建瓴，构筑了中国诗歌的最高殿堂。就是通过他们之手，把诗歌的精神撒向了人间。每念及此，我就会对他们多出一分敬意。
漂在北京，我被一种浓烈的气息所挟裹，这其中既有商业大潮对文化市场的钳制和振荡，也有文化自身在夹缝中寻找空间所表现出的固有的执著。一个诗人，他内心的诗意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不是彻底地交出，就是毫不退缩地坚守，此外别无选择。我，当然选择的是后者。在这里，我读诗编诗。迎着朝阳，我呼吸着青草的芬芳，开始我每一天的工作。在这里，我与狄金森、梭罗、茨维塔耶娃等大师时时碰面，我从他们食之如甘饴的优美的文字里品啜着文学的滋养。我对诗歌的感悟和见解，也随着时间的递长而日趋加深。我拥抱缪斯，而诗神也把关照和体恤投之于我。我受宠若惊，我从心底里感谢诗神对我的佑护和垂青。
京城三年，我一直居住在西山脚下一个小村庄，这里有两万外来人口常年在此流动。流浪艺术家、诗人、音乐经纪人……各色人等在此？昆居。每当夜幕降临，街上的小餐馆便人满为患。我在想，一个外乡人流落京城，要不是诗歌在支撑着我，也许我早已淹没在茫茫的人海里，不被世界记起。所幸的是，有诗歌作伴，我坚信诗能拯救人的灵魂。伟大的俄罗斯诗人叶甫图申科曾经讲过：“诗歌积缀成篇不是靠比喻／而是靠痛苦砥砺／诗歌积缀成篇不是靠游历许多地方／而是靠自己内心的创伤”，痛苦和不幸是人生最好的课堂，我因此有了更多的包容。生活中只有历经大起大落的人生激荡，一个诗人才会在时代的交锋中意识到金子的可贵。
在京城我还学会了电脑写作。仅2005年一年我就在键盘上打下了二十多万字作品。要是还生活在江苏老家简直不敢想象。去年春天，我写下了两千多行诗歌。那时候我常常觉得有一股无形的压力朝我挤压过来，我有如履薄冰的感觉。是北京，将我铸成了一块铁。我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些文人暴露出的浮躁和对现代社会里种种诱惑的盲动和跟从。而我却在诸多的不合时宜之中找到了一条诗歌之路。不管它是狭窄还是宽放，是让人灵魂纯净还是一身疲惫，我以为诗有宗教的力量。大至一个国家民族，小至一个普通的公民，诗歌都有着不可替代的拯救和提升的作用。诗是一盏灯，它将它的光芒照亮世人。它也将它的温暖薪火相传，永世长存。
严红卫，真名严卫红，1967年8月出生在黄河故道边。祖籍苏州阊门人。曾在京城做过文学编辑。现在江苏省阜宁县羊寨镇从教。在《诗刊》《星星》《诗潮》《散文诗》等多家刊物发表过诗作。有诗入选《中国诗选》《中国年度诗歌》《中国诗歌精选》等。江苏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罗江诗歌节在四川举办
《诗刊》社、《星星》诗刊社、中共四川省德阳市委宣传部和中共罗江县委、罗江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06中国·罗江诗歌节，于2006年3月23日至26日在四川省罗江县举行。
罗江是川西的一颗璀璨明珠，晋代就有书写罗江的四川民谣《古巴歌》，唐代诗人杜甫、宋代诗人陆游、清代桐城派主要作家姚鼐、性情派主要作家张问陶都曾在罗江留下了华美的诗篇。罗江人，戏剧理论家、文学家、诗人李调元为罗江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著名作家李广田、著名诗人陈翔鹤、方敬等在此任教，著名诗人贺敬之曾在此求学。这些都展示了罗江是一个有着悠久诗歌传统，镌刻着历代诗人足迹的历史文化名城。
2006中国·罗江诗歌节的主题是“诗意罗江、和谐罗江”。整个诗歌节主要包括有“相约罗江”诗人座谈会暨新闻发布会、开幕式暨诗歌朗诵音乐会、电影《天下第一宴》首映式暨焰火晚会、诗人采风活动、“诗歌的现实关注与现代性”学术研讨会暨诗歌爱好者与诗人交流互动活动、2006中国·罗江调元故里状元节、罗江县首届调元饮食文化节等活动。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陈建功，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刘晓峰，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杨海清出席诗歌节开幕式暨朗诵音乐会。著名诗人、诗评家牛汉、白航、吉狄马加、叶延滨、韩作荣、林莽、舒婷、杨远宏、郭运德、许柏林、吕汝伦、树才、杨斌华、燎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