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元递烟了。王春元当时是“五·一六”学习班的成员，正在受审查。所谓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中国科学院在“文革”中，斗争最酷烈、持续最久的运动。先是姚文元在《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点了所谓“五·一六反革命组织”之名，“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方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全北京传达，“五·一 六”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反革命集团”，于是抓“五·一六分子”的运动，便在进驻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军、工宣队领导下全面展开，办了多个学习班。
那段时间里，我和大何、王保生、栾勋等聊过，大家觉得不应该与学习班的人搞得那么剑拔弩张。栾勋与王春元的关系最先缓和下来。我与春元的关系也因一件事得到了缓和。那一次他被派去“中心点”挑石灰膏，半路上就歇了下来。我对王信说：“王春元怕是吃不消了，我去接他。”于是我一人跑去了，到跟前一看傻了眼，原来他挑了满满两铅桶石灰膏，足有一百二三十斤。小名叫“小黑子”的王春元，本来并不白的脸上呈现出灰白色，这时他已是大汗淋漓，气喘吁吁。我二话没说，将他的担子一肩挑到了工地。王春元后来跟我说，他转变对我的看法，就始于这件事。可见患难见真情还确是至理名言。
不久，干校领导想到了砌窑烧砖。原先在离我们住处半里路的地方，就有一座窑，比较小，一次只能烧三四千块砖。这座窑像所有的窑一样，是椭圆形的，我们砌的一座窑却是长方形，不知是哪位工程师设计的。窑砌到三四米高时，四周的土都培好了，突然那个窑轰然倒塌了。文学所的人命真大！出事时幸好是中午时分，大家都回去吃饭午休了，不然一定会砸死几个人。后来在近代史所附近又砌了一座窑，改为椭圆形的了。给窑培土时，我和王信见大何一人拖一板车土，往窑上直跑，几步就跨到了窑顶。等大何下来休息时，王信开玩笑问：“是大何厉害，还是一条毛驴厉害？”我应答：“肯定是大何厉害。”大何回了我俩一句国骂。大何是关西大汉，一米七八的个头，五大三粗，挑豆荚能挑两百多斤，拉板车也跑得特快。记得有一次往息县方向一个窑拉砖，大家都是拉二百块砖，我怎么都赶不上大何，不仅因为我比大何矮，力气也不如他。那天下午还去了二十五里外的包信拉高粱秆。拉砖是坐卡车去的，去包信则是步行，来回足有八九十里。
1970年下半年，小蒋庄的孩子狗蛋来我们的厨房玩。那时他七八岁光景，脑后拖着一撮“胎毛”。烧锅炉的正好是蔡仪先生。蔡先生是美学家，他觉得小男孩留着“胎毛”实在不美，就想办法给他“美发”。知道硬来不行，就先给狗蛋一只馒头，再说服狗蛋同意剪掉那多余的“胎毛”。没料到，狗蛋的家人得知后急冲冲要来问罪，后来总算被人劝阻住了。蔡先生的“审美”观在这里遭遇如此“挑战”，好心办好事居然险些酿成大祸，这是大伙儿当时都有点始料不及的。时隔三十五年后的2005年7月1日，息县召开“思想家顾准九十周年诞辰纪念会”，大何、王保生顺便去了一趟小蒋庄，人们围上来时，保生还问了一句：“狗蛋来了没有？”人们指着一位妇女说：“她就是狗蛋媳妇。”她回答道：“狗蛋去浙江义乌打工去了。”听王保生说，他们这次重回息县，受到县政府的隆重接待，当年的“劳改队员”，出入均警车开道，这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了。
1971年正月二十九，我回句容探亲。在家待丁半个月。回河南后，得知妻怀孕的消息。那时我们已经有了儿子和女儿，又想到生活实在不易，所以决定不再要孩子了。我让妻去做手术，可我母亲坚决不同意而作罢。那时当小学教师的父亲与一直漂泊在外的我，两人工资加起来每月不足百元。年迈的母亲因为坚持要这个孩子，为减轻家里负担，自妻怀孕时起就下田做工。我记得第一年她就挣到了一千八百个工分，足够她的口粮了。第二年春节后我又回乡探亲，小女儿小军睡在摇篮里，那时她三个多月，我一逗，她就笑了，长得挺漂亮。爷爷奶奶特疼爱小军。1992年她在南大上班，第一个月工资一百四十七元，她特地给奶奶买了一身衣料，她知道没有奶奶就没有她。
这年的3月中旬，文学所杀了一头猪。只养了五六个月，就出了二百多斤猪肉。猪大、小肠洗过以后，放在煤炉上，煮了一个晚上。到清晨一看，只剩下一锅油，不见肠子的影子了。我当时回家探亲还没有回来，之后听说了这事，直叹一群书生，好东西没有捞到好吃啊。
1971年4月，据说是中央认为学部干校抓革命不力，搞生产耽误了抓“五·一六”，于是让大家又搬到京广线上一个叫明港的小站去。我们住在离明港六七里路的一个废弃了的军营里。军营有一二十栋平房。这时军宣队领导都换了，一开始就学延安整风时的文件，规定“大部不捉，一个不杀”，另外对“主犯”与“从犯”、“被胁从”与“受蒙骗”也进行了区别。我在班会上认为，“主犯”与“从犯”是敌我矛盾，“被胁从”与“受蒙骗”是人民内部矛盾，属敌我矛盾的在文学所只有极少数，其余全是人民内部矛盾。有些人不同意我的看法，坚持认为“四类人”都是敌我矛盾。想不到“晚点名”时，指导员不点名地批判了我，说我以“抓‘五·一六’的专家自居”。我是有倔脾气的，以后一直不理这位指导员。
到明港后，军宣队开始单独领导学部的运动，来了一个天津附近驻军的参谋长。他倒谨慎，规定办“五·一六”学习班必须经过指挥部批准。当时所内极“左”派，还想抓二套的“五·一六”，即抓“大批判指挥部”的所内头头，可一直没有得到指挥部的批准。在明港抓“五·一六”考古所死了一个人。自1969年以来，学部抓“五·一六”已死了十几个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三十岁左右的青年。
在明港我们所与经济所合一个食堂，由经济所给张闻天当过厨师的大师傅掌勺，那里的副食品很便宜，鱼、虾、鸡等均只有三四角钱一斤。吃了几个月，我的体重增至一百三十八斤，这是空前的。因为是兵营，都是几十平方米的大房间，小家庭住不合适，只好用芦席一间一间的隔开，不时有男欢女爱的事传出来。董易与陈士修及他们的儿子大雷，在一个大房间里隔了一角。一次，老董请我与王保生等吃饭，让我到明港买菜，我买了一条有七八斤重的胖头鱼，还不到三块钱。
9月13日，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汉。这年国庆没有游行，我们就有点奇怪，觉得必有特殊事情发生。到了中旬，传达林彪摔死的中央文件，先在党员里传达，只见散会后他们一个个表情严肃，铁青着脸。一了解才知道“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彪死了。作为接班人的林彪，可是写进1969年4月14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这恐怕也只有在“文革”中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里才能如此写。江青在一次会议上强调说：“林副主席的名字还是要写上（党章），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了觊觎之心！”在后来传达的林彪罪行的中央文件中，有黄永胜的交代材料引用唐人章碣的《焚书坑》绝句：“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对于诗中的“祖龙”典故，许多年轻人不懂，便请教吴晓铃先生，吴说：“大概是指秦始皇？”说得不十分肯定。这时天冷，钱锤书先生正在哮喘，呼呼地大口喘气，斜躺在床上（吴与钱的床一字排开）。听到吴先生的回答，他答腔了：“晓铃啊，你说得对，就是指秦始皇。出典在《史记·秦本纪》。秦始皇去世前一年派使东出函谷关，回来见华山上有‘明年祖龙死’的字。第二年，秦始皇东巡，果然暴死沙丘宫。”林彪一死，理应结束一个时代，但“四人帮”还在，这个时代结束不了。林彪死后，人们的思想特别活跃，许多以前不敢讲的话，现在都讲出来了，议论江青成为家常便饭。
到了1972年夏，各所钓鱼、虾和老鳖成风。我的拿手好戏是钓鳝鱼。有一次吃过中饭，与大何、王保生、徐兆淮八人去水田里钓鳝鱼，我钓到二三斤，徐兆淮也钓到几条，其余人收效甚微。此后，我与徐兆淮几乎每晚吃过晚饭以后都去钓鳝鱼。这里的老乡不吃鳝鱼，就像北京大兴县的老乡不吃刺猬一样。我估计一个多月里，至少钓了一百斤鳝鱼。在即将离开明港的7月初，最后一次吃鳝鱼，由劳洪掌勺，是做得最好吃的一次。
离开东岳时，何其芳、俞平伯、吴世昌已经回所。到了明港后，约1972年春夏之交，钱锤书等也回所。这样人心也就不稳了。“看涨”（回京）与“看落”（不回京）的议论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话题。到了7月初，终于等到了佳音。经周总理批准，学部各所全部回京。学部干校在中央部委中，可能是回京最早的一批。
女英国病人
姜 丰
1月17日，那是星期三。先生还在德国，公公婆婆开了一个小时的车到剑桥，来送我到诊所检查。下午回家。公婆走了不到半个小时，验血结果出来，医生打电话，让我直接到Addenbrooke's医院的某病房。
立刻打电话叫出租汽车，对方说十分钟到，结果五分钟车就到了家门口。我还什么都没来得及准备。我想自己可能会留在医院打一夜点滴。当时因为腹部积水，步履艰难，更难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