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美国将军因为与中国事务有关而成为《时代》封面人物。他们分别是：1927年巴特勒、1943年陈纳德、1944年史迪威、1946年马歇尔。
有意思的是，马歇尔1927年前后也是第十五步兵团的一名中校。当年史迪威就是在天津与马歇尔结识，并结下友谊。因为两人之间的这一特殊历史渊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时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乌歇尔，才极力向罗斯福总统推荐史迪威出任蒋介石的参谋长。
这是一种特殊的历史连接：巴特勒——史迪威——马歇尔，三位成为《时代》封面人物的美国将军，都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十五步兵团有关。从义和团到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从抗日战争到国共内战，在中美关系的演变中，第十五步兵团显然扮演着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于是，在审视中国近现代史时，我眼中多了一个特殊的群体。
审视历史常需要考究细节，将一口井挖掘得越深越好。有时则需要跳出某个具体场景，持一种浏览心态，神游于时间流动之中的场景衔接，似乎各自孤立的现象，说不定偶然间让人有了新的体味，从中发现彼此的关联。这一发现，或许能让人在叙述历史时找到新的途径。我设想，如果有人研究一下第十五步兵团，把它与中国的关系，它的官兵的中国经历、中国故事，综合起来写一本书，一定会有新意，颇具分量。这是题外话。
其实，当罗斯福决定派史迪威出任蒋介石的参谋长时，就已经埋下了蒋介石与史迪威发生冲突的伏笔。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请求美国派一名将军来中国担任他的参谋长，但“建议最好推荐过去没有到过中国的军人”。（参见《美国对中国的反应》，第134页）可是，罗斯福派来的偏偏是一位地道的“中国通”将军！
毕业于西点军校的史迪威，作为在菲律宾服役的陆军中尉，他早在辛亥革命期间的1911年11月就曾途经中国，在中国逗留十七天。后来，他报名学习日文，但名额已满，遂改学中文，这才成为美国陆军中的第一个中文学生。1920年，史迪威举家来到北京，开始了他与中国的深入接触。1921年他获得机会担任修筑山西铁路的总工程师，勘探路线、修建坡道、开凿涵洞，仿佛是为他后来领导修建中缅、中印公路在作铺垫……，
史迪威在1926—1928年担任驻天津的第十五步兵团军官后，1935年又来到中国，担任美国驻华使馆的武官，一住就是四年，亲历了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前后的岁月。一位研究史迪威的美国专家认为，正是在这四年时间里，史迪威加深了对中国国情、特别是军队状况的了解：
随后四年中，史迪威的任务是搜集日本侵华情报。他出差各地了解情况，对日本军事、中国官员和中国领导人形成成熟看法，并巩固了他对中国士兵的高度评价。
关于中国士兵，史迪威在不同时期写道：“他们吃苦耐劳，忍受生活物质的匮乏，普通白人在这种情况下会无能为力；我们大书特书的行军，他们却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能靠一个白人无法吃的食物而活得挺好。他们知恩图报，并遵从他们对其有信心的上级。”“中国士兵是出色的材料；他们比日本鬼子好。不能为中国遭受灾难而责怪普通的中国士兵。”史迪威补充写道，“愚蠢的领导浪费和背叛了”中国士兵的优秀品质。
史迪威对中国军队中的将领的印象与出色的士兵大不相同。他写道：“他们没有道德勇气，他们出奇的胆怯和过度的谨小慎微。他们总是保留至少3／4可动用的兵力，他们夸大困难，他们高估敌人的力量，他们为不履行职责而搬出种种借口，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要保存实力，否则就怨声载道，他们总是推诿要别的部队替他们出力。”
但是史迪威最严厉的言辞是针对在北平的日本人，他称他们为“骄横的小杂种”。“他们比任何时候都让人难以忍受，而我不得不和他们打交道，还得面带笑容，”史迪威写道，“我喷吐的怒液足以浮起一艘战舰。”（《史迪威将军使华初期》，约翰·依斯特布罗克，载《远征缅北》，第209页）《时代》也写到了史迪威对中国的感情：
在中国，史迪威形成了坚定信念，对中华民族充满敬意：他深信穿草鞋、营养不良的中国士兵，一旦装备完善，训练有素，指挥有方，就能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士兵相抗衡，他坚信，他能以中国的人力和美国的武器，创造一支强大的军队，将日本人赶出中国。珍珠港事件后，他开始有机会来证明其信念。（《时代》，1944年11月13日）
于是，在抗战烽火硝烟中，史迪威这位“老中国通”肩负重任，重返中国。
熟稔中国的史迪威，一旦有机会担当重任，就主张改组中国军事，将一部分租借物资用来援助八路军和新四军，把中国变成一个积极的盟国。可以设想，当蒋介石第一次面对这样一位对中国国情如此熟稔、且有自己见解和主张的美国将军时，他很可能就已经感到了失望、沮丧甚至不满。
史迪威对蒋介石的印象也不佳。见面不久，他就给蒋起了个绰号——“花生米”（“花生米”为美国俚语，特指野心大而能力差之人），并且时常在他的日记里以嘲笑和不屑的口吻谈论这颗“花生米”。
“老中国通”与“花生米”的冲突，终于在1944年达到了白热化。
回顾现代史时，人们很容易忽略某些似乎平淡的年份，而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被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上，如1911、1919、1927、1937、1945、1949……可是，当我们沉静下来进行深入历史解剖时，便会发现，有的年份虽未被视为里程碑，但在历史演变中反倒更具转折意义，对未来局势的发展起到关键性的制约作用。
1944年就是这样的年份。
这一年，外国记者直接给蒋介石写信，要求前去共产党地区采访，最终获得批准。他们组成“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结伴而去，回到重庆后发表一系列报道。在他们的报道中，共产党政权与国民党政权完全不同，充满着活力。自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共产党终于第一次有了集中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实力和形象的机会。撕开新闻封锁，与其说是这些外国记者的成功，不如说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
这一年，在经过与蒋介石的多日交涉后，史迪威终于成功地与美国驻华大使高思联手，于7月、8月两度向延安派出美军考察组，使中国共产党希望越过蒋介石，直接与美国方面接触的想法变为了可能。1942年，周恩来在重庆曾向史迪威的政治顾问、美国驻华使馆秘书戴维斯表示，若蒋介石同意，中共愿将军队开赴缅甸前线作战，接受史迪威的指挥。这一提议因受到蒋介石反对而未果。如今，美军考察组在延安受到热情欢迎与高规格接待，人们有充分理由对中共与美国将建立良好关系充满信心，美国方面也对自己在国、共两党的冲突中能够扮演至关重要的协调角色充满自信。
然而，同在这一年，形势却急转直下。10月，在蒋介石的强烈要求下，罗斯福召回史迪威，成为轰动一时的爆炸性新闻。与此同时，高思大使也被撤换。11月，罗斯福派遣的特使赫尔利出使延安，踌躇满志地带着与毛泽东达成的国共合作协议飞回重庆，但是，一夜之间他又转而同意蒋介石提出的新建议。他的这一举动，立即引起延安方面强烈反对，甚至认为赫尔利欺骗了他们。遭受挫折的赫尔利却没有走，他继续留在中国，接替高思出任驻华大使。从此，中共再也不可能与美国亲近了，相反，美国最担心的中共彻底转向苏联将逐渐成为定局，而美国在国、共冲突中的协调作用也不可避免地日趋衰微。未来的发展将证明，这一变化是深层次的，真正具有历史性转折意义。或许可以说，国民党的败局、共产党的胜利，以及未来许多年中国发生的一切，都与1944年中共与美国的关系发生突变有关。
同样重要的是，当中国发生这些事件时，太平洋战争的局势也发生了战略性转折——中国不再被美国作为进攻日本本土的基地。兰德在《走进中国》一书中这样写道：
召回史迪威的决定，使战争的努力更加错综复杂。艾特金森指出了这一点。他指出，史迪威被免职，是美国决定在反攻时不再把中国部分考虑在内的一个标志。现在，在反对日本的战争中，中国不再具有战略重要性。就在1944年10月23日前后这个星期，美国空军和海军联合作战，在菲律宾的莱特湾海战中成功地战胜日本联合舰队。这样，反击日本的战争便可以从太平洋上发动了。“莱特湾海战也许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海军胜利。”白修德在1982年和我交谈中这样对我说。“它就发生在史迪威危机的那个星期，这意味着他们会把中国放到次要位置，永远把它放到一旁。”（《走进中国》，第276页）
太平洋战局的进展，改变了罗斯福总统过去几年里重视中国的态度，现在他最关切的是如何尽量减少美国士兵伤亡而尽快打败日本，结束战争。他一度将中国纳入大国的努力，已然成为过去。如今，他的目光焦点不再是中国。中国发生的一切，他依然会关注和介入，但已经不会像珍珠港事件刚刚发生时那样有休戚与共的迫切感了。
1944年——在历史大背景中，这个年份的意义就这样凸现出来了。
四 走了，“乔大叔的战车”
一次个人化的举动，直接导致了史迪威的被召回。
早在1942年7月，蒋介石就要求美国撤换史迪威，只是在马歇尔的反对下，罗斯福才没有同意撤换。1943年9月，史迪威向蒋介石建议，撤除国民党军队在西北对中共地区的包围，两人产生了重大分歧。最后的冲突在1944年7月开始爆发。
这里有必要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