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治,长治- 第21节

　　进了校门，我一直往厕所方向走。他见我要到茅坑里掏粪，这下急了，说：“茅粪我们弄，保证一两天完成任务。”

　　我批评了乡干部，说：“再相信你们一次。”我走出来，跟他们一起到乡政府吃午饭，这时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了。

　　就掏粪问题，《长治日报》还发了一条新闻，倡议全市茅厕都要清理干净，让群众过个清洁愉快的年。按照我的要求，各级干部都去义务劳动——清理厕所。从此，长治市区、农村的厕所比从前清洁了许多。

　
沁县冻夜　

　　2000年的10月29日，坐车走了好一阵子，我来到一个叫“庄立”的山村，在没有院墙，坐在屋里就能领略到大山威严的一户人家住下。

　　与主人张和平拉家常的工夫，女主人端上饭来：一碗稀米汤，一盘厚厚的饼子，当地　
人管这饼子叫“锅盔”。司机见没有菜，从车上拿了些我从太原带回长治吃的咸菜。吃咸菜，啃锅盔，喝米汤，我是一个十几年的糖尿病患者，主食限量，吃饭主要靠吃菜充饥，百姓生活又一次难为住了我。

　　于是我向房东要了一壶开水，往稀米汤里加水，半小碗米汤配半暖瓶开水，以求能填饱肚子，耐住饥饿。

　　晚上在张家住下。沁县是长治市惟一不产煤的县，老乡做饭靠柴火，根本不要奢望暖屋热炕。我想，要知道群众有多苦，必须自己多吃苦。市里来的一位同志，看过我休息的房间后，再三叮嘱，晚上睡觉多盖点衣被。从他的眼神里，我知道冬天已经早早来临。

　　过去冬天下乡，我睡觉一般不脱毛衣毛裤。这天晚上，我索性脱光衣服上床睡觉。那个冷哟，让我第一次尝到了当“团长”的滋味。身子在被窝里紧缩着，不敢伸展，靠体温只能暖热身旁的一小片地方，再一翻身又是一个冰冷世界。我把床上多余的被子全部压在身上，只感觉到身上沉重，却体味不到一丝的暖意，伸手摸摸被子，里面的棉花已经变成了一团一团的旧絮。

　　屋冷、床冷、被冷，这一夜只觉得特别漫长，特别难熬。我连打了几个寒颤后，身体开始发抖，这预示着我可能要感冒了。

　　明亮的月光透过一扇窗户洒进屋内，狭小的玻璃上落下了一层薄薄的轻霜。我触景生情，想起了两句唐诗：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中学前，我一直和家里人住在落阵营的土炕上，寒夜也脱光衣服睡觉，不脱光衣服反倒睡不着。现在怎么就受不了这份冷了？是我官大了，身体娇惯了？还是脱离群众的时间太久了？五点钟，我下决心起床，去外面走一走，想借运动发热，或许能抵御感冒的侵袭。

　　一个人在山村里散步。前面突然传来一阵马达声，汽车在我身边停下，车上下来的是沁县县长俞长生。见我裹着棉大衣，说话的声音沙哑，又连打几个喷嚏，他对我说：“吕书记，你不能老是这个样子！你五点钟起床，想睡到七八点的人就会对你有意见。”我说：“干部就是要靠带，靠带头、带领、带动。市委书记每天睡到七点，其他干部就敢睡到八九点？”长生同志哽咽着说：“你这样拼命干，还有人向省委反映，你得了民心，失了官心。昨天夜里又有人在市区散发诬蔑你的传单。”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你看，这是有人寄给我骂你的诽谤信。”我委屈得眼眶湿润，想当个好官咋就比当个坏官还难呢？！我同群众在一起究竟错在哪里？怎么就得不到他们的一丝同情和理解呢？我感觉到了一种正义的孤独。我不是可怜自己没有好结果，而是可怜我们的人民没有结好果；不是可怜自己受风寒，而是可怜农民不温暖；更可怜那些想为人民做事情，又怕官僚主义者压力大的官员。

　　这天下午，市里召开老干部形势通报会，我把那封以老干部名义告状的信读给大家听，还讲了一年来的工作得失，讲了民心和官心的关系，讲了举报和诬告的区别。会议结束时，我请老干部们对我进行公开测评，并将结果公布在《长治日报》上。既然结果绝大多数人认为我无大错，我就要坚持继续走自己的路。晚上我又在当天的《长治日报》上批了这样一段话：各级干部都要带。带不动也要带，哪怕拉车的绳子勒到肉里，也要拼命地往前带。

　　那个冷夜的寒气，使我在以后的半个多月里嗓子沙哑，讲不出话来。这是大自然对我长期当官的无情惩罚，我也从中找到了自己和农民不仅是体质更是思想上的差距。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省委书记田成平同志在浙江考察后讲给我们的一段古训：只知国计民生，不计毁誉祸福者上。唯法度者下，爱名节者次之。

　
长轴拜师　

　　2001年一个严冬的晚上，我在长治轴承厂车间劳动时，女工桑彩平手脚麻利，干活不怕脏，不怕累，我请她当师傅，指导我干活。临走，我问她：“我这个徒弟能帮你干点啥？”她说：“如果能分给我一套平房，从地下室搬到地上，我就心满意足了。”经我再三追问，才知道她的丈夫在工厂当了17年工人，至今一家三口还住在不足十平方米的地下室里。我　
问桑彩平：“能不能到你家看看？”她说：“当然可以。”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我来到桑彩平家。企业干部说这个房子有十平方米，其实根本没有那么大，看上去还没有我们不少干部家的卫生间面积大。门口竖着一个大衣柜，进出时必须侧身通过。电视机吊在床的一端，看电视必须到床的另一端。饭桌小得可怜，放下碗放不下水杯。这一切，我看在眼里，愧在心头。作为共产党的市委书记，连工人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不能满足，能不愧疚吗？多么好的工人，他们只要有个栖身的地方，就能为企业创造利润，为国家创造税收。

　　彩平告诉我，天冷并不怕，最怕的是夏天下雨，潮气令人难以忍受；家小也不怕，最怕夜里睡觉关上门，空气不流通，憋得一家人喘不过气来。

　　“我对不起你们！”我向住在地下室里的工人道歉。彩平告诉我，住地下室也不仅是她一家。我当即让市经贸委主任去调查，让房管局的干部去摸底，全市一共查出住在地下室里的职工81户。再缺钱也要解决工人的住房问题，我和分管副市长商定，用一年时间让所有住地下室的职工全部搬进楼房。

　　职工住房问题，干部作风问题，表现在基层，成因在上层。长轴问题使我又一次陷入苦苦的沉思中。只有解决企业的根本问题，才能使国企走出阴影，走出困境，走向新生

　
沁源下矿　

　　2001年岁末，山西煤炭行业雪上加霜。本来就不景气，从2001年12月中旬到2002年的1月份，全省范围内又连续发生了五起煤矿透水、瓦斯爆炸等重大安全责任事故，一时间轰动全国。


　　长治作为煤炭主产区，2000年，2001年连续两年没有发生一起重大安全事故。有人说我们运气好。我说，是我们的干部在转变作风中，按照市委的要求，做到了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早起在前，迟到在后；危险在前，安全在后。

　　2000年12月14日，时近年关，安全任务十分紧迫。我多次在不同地方调研、在不同场合强调，要高度重视武器弹药库、银行金库、粮食仓库、物资库，以及煤矿、看守所、锅炉等特殊行业和特别防范部门的安全保卫工作。尽管这样，但我仍然不放心小煤矿较多的高瓦斯区沁源县。这天夜里，我从太原开完会，专程绕道来到沁源。

　　夜里9点钟，我来到通州煤焦公司的晋阳煤矿。这是一个股份制性质的矿井，经理叫任铁柱，他马上安排我吃饭。我说：“工人吃啥我吃啥，吃饭不搞特殊化。”他跟着我头一回来到职工食堂就餐：馒头烩菜。吃饭间，县委书记杨民主闻讯赶来。我问他安全问题，他说已经布置了、安排了、检查了。我问你们去过现场没有，到过井下没有？杨书记说抽空去看看。我说：“今天就抽空吧，咱们一块去下井。”有人推托说：“今天矿上休息，工人不上班，井下不干活。”

　　我和县里同志走出职工餐厅，正巧遇上一群穿着工装的工人。我问他们干什么去，他们回答说：“上班。”我扭头看了一眼大伙，有人急忙解释说：“这个煤矿安全条件差，要下井咱们找个好地方去！”我说：“要看就看有危险的地方！”他们略显迟疑，还是跟着我穿上工作服，沿着斜井往下走。我们先是低头弯腰行进，后来越走煤层越低，不到一米高。人走在这里，身子弓成了虾米状，脊梁还常常会碰到顶板，只能爬着往小洞里钻。头顶四周是厚厚的煤层，脚下踩的是污黑的泥水。前面一个工人引路测瓦斯，我们像瓶塞一样往前挤，大概走了200多米时，老杨说：“吕书记，咱们回吧！”我当时也感到浑身发酸，呼吸困难，体力不支，但还是坚定地说：“见不到工人不上井，前边继续查瓦斯。”

　　在意志和信念的作用下，我咬紧牙关一点一点爬行，每前行一米，就冒出一身大汗。我把前面的目标，当成是自己同人民的距离，走一步就与人民近一步，走一程就离官僚远一程。我更想到，干部回到人民中也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必须敢于接受各种严峻挑战，敢于与一切困难进行斗争。

　　大约又爬了300米，前面有了淡淡的光亮，似乎是工人头顶上的矿灯，杨书记高兴地大声喊起来：“我们见到工人了！”

　　来到工人中间，杨书记激动地说：“师傅们，市委吕书记到井下看大家来了。”矿工们停住手里的活，慢慢地抬起头，一张张黑乎乎的脸，一双双黑乎乎的手，一件件黑乎乎的衣服，黑色中转动着一双双带有几份疑虑的眼睛。任矿长拉过我，向矿工介绍：“这是市委吕书记，这是县委杨书记，到井下检查安全生产。”

　　工人们激动地说：“别说市、县书记，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