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体面，还向各级官员及当地百姓传递出这样的信号：我西门某人手眼通天，谁要与我过意不去，这权势向来是不吃素的。三次大宴请，西门庆无不极尽殷勤、讨好、逢迎之能事。如在宴请蔡状元和安进士时，西门庆向这两个尚未“脱贫致富”的候补官员，分别厚赠金银，使蔡、安受宠若惊。在宴请蔡、宋两御史时，宋御史初来乍到，还假作正经，借有公务提前离席，酉门庆不仅将席面的山珍海味及金杯银盏，统统送至宋御史临时下榻的府衙，而且还将包括席面在内的二十抬礼物，一并奉上。而对席后留住在家中花园内的、蔡御史，西门庆让歌伎董娇儿、韩金钏相陪，并一再叮嘱蔡乃南方人士，让两歌伎施出浑身解数，务必要用“南风”将蔡御史服侍得遍体通泰……
当质为商、表为官，商为第一岗位、官为第二职业的西门庆，穿上副提刑的行头，披上正千户的虎皮之后，这个钱与权交尾生出的怪胎，在商海之中，便更如夜得灯，如帆得风，如鱼得水，如虎添翼了。他真的成了刀过竹解，游刃有余，捞钱诈财的“千手神”了。他不仅在家中“放官吏债”，开着药铺、缎铺、解当铺、细绢铺、绒线铺等五个铺面，而且在外面“江湖又走标船，兴贩盐引，东平府上纳香蜡”。他仅凭着自己写给临清钞关主事钱龙野的“青目一二”、“令烦青目”的几张纸条，便多次使自己从江浙运来的大宗货物，得以偷税逃税；他仅凭蔡御史的一纸批文，便获得“三万盐引”的买卖许可证，大获暴烈。他在当提刑副千户时，就与当时山东司法妁最高长官正千户夏提刑，朋比为奸，多次贪赃枉法，仅在具结谋财害主、本应处以凌这之罪的苗青一案中，便得到大笔赃银。在扶为正千户后，西门庆把处理每桩案件，都当作敲诈勒索的机会，原告被告统统吃。这时，他手中好像有一根魔杖，魔杖指处，鹿马易形，财源滚滚……
《金》书中从西门庆登台亮相到纵淫暴死，总共不过六年时光。在这短短六年间，他靠着独有的心计、心数、心算，靠着歹人也难以企及的狠心、黑心、负心、贪心、野心、兽心，一跃成为富甲临清运河码头的大官商、大暴发户！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金》书中那些无权可靠、无势可依、钻营无术、投机乏力的商人，社会并没有给他们提供公平发育、自由竞争的市场。命运的骰子只消向他们轻轻一掷，他们便从富商沦为贫民。盐商王四峰、揽头李智、黄四，原也跻身富商之列，但最终都身陷囹圄。从江南来临清的丝绵巨贾何官人，因没有黑恶势力作保护伞，不仅在谢家酒楼包占王六儿时，被坐地虎刘二打得鼻青脸肿，而且在经营上也大折其本，最后不得不回湖州老家，重操锄把子。西门庆淫死后，其婿陈敬济在沦为街头乞丐时，因遇到已成为盾守备夫人的庞春梅，又旧情重续，并成为其面首，才毫不费力地从骗过他钱财的杨光彦手中，一举夺得谢家大酒楼，日进牛金。坐地虎刘二，仅靠其表哥张胜是周守备的亲髓，便开起洒家店，聚妓卖笑，大赚花柳之钱。当张胜因杀死陈敬济被周守备打死后，刘二的洒家店当即便关门大吉，而他也被乱棍打死……
《金》书以大量事实表明，在专制封建皇权制度下，没有依附权势的“商”，和不受商人金钱滋润的“官”，如同两个冰炭不投的妒妇，绝不可能同住一室；只有权与钱同衾共枕时，两者才能互为“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
借宋之尸，还明之魂的《金瓶梅》，既是一幅百官受贿的官场“丑行图”，又是一部西门庆劣迹斑斑的官商发迹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四百多年前的西门庆，既是当今某些官商的“授业师”，又是眼下某些官倒的“祖师爷”！
四
曾被列为“禁书榜首”的《金瓶梅》，是一部不宜公开流播的书。改革开放后，全本《金》书虽有刊印，但那仅是供研究者、学者披涉；即使“洁本”，也不应提倡青少年阅读。抑或是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金》书作者不吝笔墨，摛藻雕砌，叠床架屋，写尽了男女交媾合欢的淫姿。说它是一部明代性生活、性技巧、性虐待、性工具、性药品的十全备忘录，当不为过。这对缺乏抵御和辨识能力的读者来说，观看全本《金》书，无疑会起到败坏人心风俗的负面作用。
人看问题，需要三百六十度才算全面。我们在阅读《金》书时，切不可从成堆的性交描写中，忽视、淡忘了它鞭笞和讥讪封建皇权的深刻意义。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某种立国的理论，某种治世的学说，总像黄金一样耀眼且沉重，但它们却常常被束之高阁而不被践行；相反，那些据此或被阉割或被歪曲的谬论，却像灰暗而轻微的牛粪，在现实生活的大地上到处飘浮。如果说《金》书对官商、商官的描写，是射向封建皇权吏治的光焰逼人、睥睨当世的投枪和匕首；那么，《金》书更以一群被淫欲奴役的市井人物形象当作集束“手榴弹”，彻底炸塌了用“宋明理学”作为思想支撑的明朝皇权大厦的根基。
伟大的国家，常常是产生伟大哲人的国度。始出周代的《周易》，至今仍被世界级的大学者们视为东方神秘哲学的鼻祖，其深奥的内核至今仍难破译。《周易》将宇宙乾坤释为阳中有阴，明中有阳，白中有黑，黑中有白，实中有虚，虚中有实，既循序渐进，又相互转化。这些阐释，至今仍是不刊之论。《周易》云：“男女媾精，万物化生。”古人根据《周易》的道理，把人视作一个与宏观世界功能相似的微观世界，把男女的结合视为天地相互作用的小型复制品。天为阳，地为阴，男为阳，女为阴，天与地在雷电风雨中交媾，恰如男女行房阳阴云阴相撞时的“云雨”。
一个哲学命题确立后，常常会被统治者断章取义地为其所用。周王朝把“王”视为天，王代表着最大的“德”。方使“王德”得到最大程度的弘扬，这就需要大量的“阴”去滋补。于是，王便有了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的特权。这些奇数是从古老巫术数字中推演出的。奇数代表自然界的正力，也代表男性及其潜力；偶数代表自然界负力，也代表女性及其潜力。三是一之后的第一个奇数，九是三的三倍，三与九、九与九相乘，便得出二十七和八十一的数字……这等荒唐的数字游戏，这等荒谬的“采阴补穗”说，便为“王”提供了偌大的淫乐空间。
崇尚《周易》的孔老夫子，如今已被世界推举为“十大哲人之首”。当年他看到东周王朝礼崩乐坏，王“穗”不行，强调治国以“仁”为本，创立了儒家学说。细检儒家的经典，关于性的论述，并不偏激。儒家的另一代表人物孟子说“食、色，性也”，先秦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也认为“欲不可去，性之具也”……自汉以来，儒学便成为历代封建王朝治国的理论基础。但历代统治者在利用儒学时，无不削足适履，扭直作曲，有的甚至抽筋拔骨，张大其词。到了宋代，程颧、程颐、朱熹创立的理学渐成气候。程、朱在注释儒家教义时，又捧揉进道家的炼丹术和佛家禁欲主义。这不仅给儒学披上了神秘的外衣，也更助长了封建皇权固有的独裁与专制。特别是程、朱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之说后，在男女关系方面，理学更是强调女性的低下和严格的两性隔离，主张禁绝一切婚床之外的异性之爱。明代仍像宋代一样，将程朱理学当作官方唯一认可的教义。这时，被扭曲了的儒家学说，渗透于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女人的贞洁，变成了十足的道德崇拜。有关法典规定，女子凡有“无子、淫泆、不事姑舅、口舌、盗窃、妒忌、恶疾”等“七出”之一者，丈夫即可单方面休妻。深藏闺阁、严守贞节、有善莫名、有恶莫辞、忍辱含垢、正色端操、无好戏笑等等清规戒律，迫使女子以“弱”为自身之美，以“柔”为阳刚所用……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妄图泯灭掉本是与男性共撑人类生命之轴的女子的各种欲望。女人的灵魂，只能在礼教的桎梏中呻吟；妇女的欲望，只能在戒律的箝制下潜伏。
对男子的施性行为，有关法典亦有极为严苛的条文。诸如广置姬妾、爱妾弃嫡、看传奇小说、听淫曲俚词、纵妇女艳装，擅入他家…内室、结交嫖赌朋友、议论女子妍媸、遇美色浇连顾盼等等，都有明细的处罚规定。甚至男子做了淫梦，也要算为“一过”。
压抑人性的法典，是一种最大的暴政。如果这种法典仅施于芸芸众生，而对皇室贵胃及达官曼爵毫无约束，那就不仅彻底暴露出封建皇权的虚情矫饰和极端脆弱的文化心态，而且也会因上行下效而造成世风的淫靡。历代帝王早巳不遵循商周从巫术中推演出的嫔妃数量；其后官佳丽少者三千，多者逾万。明代这种让平民百姓“弱水三千、只取一瓢”，而让统治者“爱河尽饮”的遭学，循的是哪家“天理”？灭的是哪个阶层的“人欲”？这种对狼讲自由，对羊谈驯服的道学，实在是不折不扣、彻里彻外的假道学！
自亚当和夏娃偷吃分别善恶之树的禁果被逐出伊何园后，性爱便成为有了智慧的人类感情生活的第一需要。它在适应人的动物性本能的同时，也在为人类去寻求自身的永存之遭。性冲动是人心理感受中最为敏感的神经元，它比蜗牛的触角还要微妙灵敏。人在这种个体感受中获得的欢乐是最大的欢乐，获得的享受也是最大的享受。然而，人类若不主动地去改善和协调这单纯享乐的肉体之欲，也只能等同于其他动物。伪道学用板为过分的禁锢，试图去泯灭人的性本能，只能会像往空气袋里不断注入不通畅空气。当这死寂的空气越汇越浓时，只消外部投采一根细针，这空气袋便会于瞬间发生爆炸。明中晚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