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挫折仿佛井未在生活中出现，却更真实地体现于我们的内心。脆弱，焦虑，越来越多的怀疑……现代人几手需要普遍面对心理疾患。但愿我们能在未知和未来中，找到良方和勇气。
永难凋谢的罂粟花
■ 李存葆
一
一九九九年初冬，身居京都的我，忽接家乡五莲一文友寄来的邮件，内有一书为《金瓶梅作者丁惟手考》，书中夹有一函云：由中国金瓶梅学会与五莲县政府联袂举办的第四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日前在五莲召开，会上部分学者、专家经过大量举证，认定《金瓶梅》为《续金瓶梅｝的作者丁耀亢之父丁惟宁所著。丁惟宁乃明嘉靖乙丑科进士，曾官至监察御史，后蒙冤罢职归乡赋闲。考证者认为，《金》书是丁惟宁在五莲九仙山下丁氏家族于明代石筑的别墅里写就的……
读罢此信，我惊奇得口舌打结，头顶不啻响了个炸雷。
二○○二年盛夏，我应山东临清市主要负责同志之邀，前去采风。刚至下榻处我印发现：放诸案头钓竟是一本《临清与金瓶梅》。前五莲赠书我阅后信疑难决，今临清书又以大半篇幅，考证出《金瓶梅）作者为谢榛。谢榛以诗名噪一时，是明代“后七子”的中坚人物。对《金》书作者的“谢棒说”，我早有耳闻，但读罢考证谢榛的多篇文章，亦难心悦诚服……
我知道，关于《金》书的作者，历来都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自清康熙年间有人提出“王世贞—说”，二百余年无人驳倒；直至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郑振铎、吴含等否定了“王世贞说”后，五十年代中期则有人提出“艺人集体创作说”；改革开放以来，关于《金》书作者的推测，又相继冒出“李开先说，”“贾三近说”、“屠隆说”、“王稚登说”等等，绽《金》书作者竟达到五十余泣！
这是一种极为奇特的文学现象。它既说明《金》书有着令人无法抵御的艺术魅力，又表明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当今，一股新的《金》书研究热，正在我国悄然兴起。
真正的文学作品，是作家用心灵的雨露乃至血汁浇灌出的花朵。这花朵并不遵循台然界荣枯绽谢的规律。普希金曾充满自信地宣称：“我的灵魂在百音交响的竖琴中，将比我的遗骸活得更长久，能逃避腐朽与灭亡。”这位俄罗斯旷世文豪告知我们，时间对文学艺术的筛选是极为严酷无情的。时间会陵一些没有色彩，没有光影，鄙陋、傲慢乃至用虚假的充沛精力写出的平庸之作，朝开暮谢，零落成尘；时间也常将一些“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刘勰）”，“真文不媚时，甘受人弹戈（孔尚任）”的艺术奇葩，永不枯萎凋敞，散发着永恒的色彩与声响。
被清人张竹坡称作“天下第一奇书”的《金瓶梅》，就是一部无论历史如何变迁，时尚如何嬗变，都能给社会借镜，给世人以警示的不朽巨著。
《金瓶梅》成书不久，有缘得之一睹的文人墨客，即对其臧否有异，月旦不一。明“公安派”文学代表人物袁宏道，在仅得到半部手抄本“伏枕略观”罢，印盛赞《金》书“云霞满纸”。袁氏读得全本后，又称《金》书与《水浒》同为“逸典”。同时得到手抄本的大书画家董其昌则认为，《金》书为淫书，“坏人心术”，“决当焚之”。在与袁、董迥然不同的观点之间，东吴弄珠客为《金》书所写的序言，倒算得上不偏不倚，激浊扬清。弄珠客首先判定《金》书为“秽书”之后，便宕开一笔，云：“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喜欢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
一部《金瓶梅》，怎一个“淫”字了得！《金）书作者，那秉笔血淋淋社会现实的果敢，那直逼人性之恶的无畏，自然会被封建统治者所不容。在清代，《金》书一直被列为禁书之榜首。但仍有一些研究它的士予才人，在文字狱的屠刀下，做着险峻峻走钢丝般的游戏。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当属张竹坡。他在《金瓶梅读法》中指出：“ 《金瓶梅》是一部《史记》。然而《史记》有独传，有全传，都是分开做的。《金瓶梅》却是一百回共成一传……”又说：“我看此书，纯是一都史公文字。”
辛女革命，终使中国封建统治的漫漫长夜露出第一抹曙色；“五四”运动，又使古者的华夏文明与现代世界文明，在剧烈的冲撞中试图接轨换岗。扼杀、禁锢人性的中国封建礼教的索链沉重而久长，堪称世界之最。砸烂旧枷锁，开创新文化，便义不容辞地落到一批最先觉醒的博学多才之伦的肩头，他们自然也会把目光瞥向对封建文化大厦有着炸药包威力的《金瓶梅》上。对《金》书的研究，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鲁迅、胡适推毂于前’，吴哈、郑振铎、施蛰存、冯沅君、阿英等相继于后，他们既对《金》书钩稽源流、考刊作者、判定成书年代，又揭橥其离经叛道、标举灵性之内蕴。
《金》书作者是霄着杀身之祸，笔耕砚田、缀字成文脚。他抛下一个“兰陵笑笑生”的化名，给中国文学史留下了难以破解的“斯芬克斯”之谜。兰陵笑笑生所以隐姓埋名，藏形匿影，玄机不露，无疑是因了一种策略性的自我保护。“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一批中坚，尤其是建国前后的部分文史学家，他们摩挲古籍，沉潜史册，遐搜博采，无不对《金》书进行了锲而不舍的考究。他们对《金》书作者之谜虽未得出确切的破解，但凭着谨严笃实的学风，使《金》书的研究成果依然绚烂可观。吴晗、郑振铎等大学者对《金》书之成书年代及“以宋讥明”的考证，言之凿凿，至今无人能推翻。特别是鲁迅对《金》书之“同时说部，无以上之”的评介，更是深中肯綮。
改革开放后，言路广开。世界文化史上最荒谬最错乱的“十年浩劫”，终于一页一页地翻了过去，这就为《金》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宽松而全新的环境。一大批《金》书研究者，从地域、方言到作者，从政治、经济、宗教到制度，从民俗、服饰、饮食到性学，进行了多渠道、多层次、多视角的考稽。他们或放谈时政，或针砭末俗，或玩味世态，或评点人生，可谓孳乳繁衍，百体纷呈，代有名家，形成了一股继“红学”之后，蔚然大观的“金学”热。
近年来，报章披露了毛泽东对《金》书的评价：《金瓶梅》“写了明朝真正的历史。《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老人家这一宏论，更使得“金学”研究，如水益深，如火益热。
《金瓶梅》是山东方言的“活化石”。其作者是明嘉靖、万历年问的齐鲁文士或久居山东之墨客，当是不争之论。
有关《金》书故事发生的背景地，虽曾有“扬州考”、“淮安考”、“徐州考”等，但认为《金》书是大运河文化的产儿，却是异口同声，同功一体。过去与当今的不少“金学”家，把《金》书故事的发生地指认为山东临清，我深以为然。
临清是一座明代文化的博物馆。一部朱明王朝的兴衰史，在临清浓缩。
临清地处会通河（东平至临清山东段运河）与卫河的交汇处。山性使人塞，水性使人通。自明初会通河疏浚后，骤使临清成为“居神京之臂，扼九省之喉”的京杭大运河上的第一大码头。作为黄金水遭上的临清，是明代贯通东西南北的水路要冲。江南、山陕、辽东、齐鲁的丝绸锦缎、贡粮税银、青瓷碧茶、玉石珠宝，薪炭铜铁、竹木棉麻、兽裘羊毡、山珍草药、盐糖油醋、时令瓜果、百货器物，无不在临清集结转运。当时的临清运河里，北上的漕船，南下的货船，首尾相接，来往如梭；那官船私货，私货官船，樯帆为路，碧波为程。这就使得临清在明朝中叶，变成一个新兴的商业都会。
在市井社会与农耕社会之间骤然形成的大反差中，在宋明理学与商业文化所产生的抵牾里，人的欲望之口在不停地张合，贪婪的手指在急剧地颤抖，这就使得繁华的临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纷扰和错乱。这一切都会为《金》书的作者，去描绘一幅封建社会的“末世放浪图”，提供了俯拾皆是的色彩与染料。
历史是顽强的。它的车轮虽有时会穿过沼泽泥淖，有时会隐入山谷丛林，有时会驶进兵燹与战火，有时会辗过天灾与人祸，但它在行进中总能留下或多或少、永难抹去的履痕。《金》书中所描绘的一些民间习俗，至今仍在临清承传绵延。《金》书中多次实写的临清钞关、临清码头、临清闸、晏公庙、广济桥、土山、流沙河、箍桶巷等二十余处遗址故迹，虽经岁月的风剥雨蚀，但至今或犹存于世或留有残迹。今属河北邢台市管辖的清河县，距临清五十里，并不濒临运河。《金》书常写到的清河守备府、莲花庵、砖厂等地点，也只能在临清找到它们的遗存。凡此种种，无不佐证：《金》书明写清河，实写临清，笔描开封，实指北京。
《金瓶梅》不是栽植在人类精神家园中的菩提树，而是在人性生态大恶化环境下，于商品经济的萌芽丛中，冒出的一株既斑斓夺目又含有毒汁的罂粟花。
二
不朽的文学巨著，常常是读者解读社会与人生弱视力的放大镜与望远镜。读者常能借助“放大镜”下形形色色人物形象的投影，观照出无奇不有的花花世界；也能凭借“望远镜”对视力的延伸，在历史与现实的经经纬纬里，窥得作品深藏的意蕴。《金》书问世四百余年来，某些能得之一阅的读者，仅是对充斥于书中的淫乱情节去欣赏、玩味。这种或食而不亿或邪魔入里的阅读，实则是没有从《金》书作者所构筑的迷窟里钻将出来。
《金》书不仅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今古之变”的大书，更是透过封建社会未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