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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帝初登大位，年轻气盛，不信“治大国如烹小鲜”的道理，刚猛下药，结果七国变乱遽发时，又应对仓促。周亚夫临阵被任命为太尉，统领一支从各处匆忙拼凑起来的中央军——这支汉兴以来规模最大的杂牌军，共有三十六个将军，周亚夫得把他们一一摆平。
周亚夫之父周勃当年也曾是太尉，指挥一支百战之师，平定了高祖朝多次大规模异姓诸侯的叛乱，战友、旧部遍及全军。但，景帝和反王们给周亚夫留下的时间实在太短了！
有多短呢？18天。
这个时间，《史记》似无记载，但是从《汉书》里的表和列传中，可以推算出来。
景帝三年正月丙午日，由胶西国带头，七国集体处决了朝廷派驻的官吏，朝廷失去对七国所有领土的控制。当月甲子日，吴国20万大军发兵出境，渡淮进入中原，朝廷超过一半的国土失去控制。周亚夫必须率军截住吴、楚组成的主力叛军，避免他们进入关中，威胁首都。
吴、楚、赵、胶西、胶东、菑川、济南七国之乱的共主，是当时已经62岁的吴王刘濞。此人四十多年来收买亡命，厚积薄发，处心积虑，无恶不作。最初促使他决心造反的，是当时还是皇太子的刘启。在下棋时，因为争棋斗气，刘启失手打死了吴王的太子，后者是被派到长安面圣的。从那以后，老刘即与朝廷不共戴天。
联合诸王造反后，吴王刘濞的第一个战略攻击目标，是景帝的王弟所在的梁国。
这里需要讲解一下吴王为什么不直捣长安，而是攻打梁国。
有人说，因为梁国的位置险要，该国卡在大部分反王的领地和朝廷控制地区之间，所以干掉梁王，反王们的军队才会长驱直入，没有后顾之忧。但是，梁国再重要，有长安重要吗？当时长安一片混乱，景帝甚至杀了晁错以求缓兵之计，而周亚夫刚刚被任命为太尉（三军总司令），临阵挂帅，他就算是超人，也不可能将短时间内会聚起来的部队打造出卓越的野战能力。所以，直取长安是上策，若不行，则应该攻占雒阳的天下总武器库和敖仓的天下总粮草库，利用这些资源，在反叛地区内完成战略展开，做持久战的准备。
然而，吴王没有选择上策和中策，而是攻打梁国，取用了下策。大概，吴王被憋得太久了，常言道“长考出臭棋”，所以，他第一步就选错了方向。
古来造反，有两种套路：一种，我们将其总结为“杀人”战术；另一种，则可以称为“放火”战术。
所谓“杀人”战术，就是冲入对手的房子，认准户主，一击毙命，至于是从前门、后门、窗户，还是从烟囱进去的，杀人的武器是刀、枪、雨伞还是折凳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结果；而“放火”战术，则是四处点燃对手的房子，趁乱进去一路打砸抢，对方灭了火，我就再点起来，最后不是我被烧死，就是对手被烧死、被累死。
历史上，使用“杀人”战术的，不乏造反成功的例子：周武王灭商、安史之乱（得手了一半）、女真推翻辽朝或明朝靖难之役等。
而“放火”战术虽然痛快，却成功者鲜见：陈胜吴广起义、张角的黄巾起义、黄巢造反、吴三桂的三藩之乱、洪秀全的太平天国。
又杀人又放火的也有，其中朱元璋成功了，李自成则失败了。
《细柳营》这件小事并不小（下）（2）
吴王刘濞采取的就是放火战术。放火也是有可能得手的，关键要有足够的体能储备和耐心，正所谓“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于是，周亚夫在行军路上不断替吴王算账：20万大军平推直进，受阻于守备坚强的梁国城下，他们能带多少粮食，带多少辎重？若打破梁国，又能得到多少补给？
当周亚夫赶到当时汉朝天下的中心——敖仓，发现那里的粮食没有被叛军掠走时，他已经算明白了自己必胜，可以从容按“既定方针”办了。
什么方针呢？出兵前夜，周亚夫秘密面见景帝。
太尉说：陛下，为了保住长安，争取大军动作的时间，臣请必要时牺牲梁国。
景帝点头了，但什么也没有说，那之后，也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起码从给周亚夫造成的结果来看，他正是这样做的。
这便是周亚夫的既定方针，但不一定是景帝的既定方针，皇上毕竟没有给他这样的一张条子。
按此方针，周亚夫扼制住叛军的要害后，坚壁不出，置遭到围攻的梁国于不顾，只派出小股纵队切断了叛军的粮道。梁国被打得险象环生，几乎陷落，但因为有名将韩安国坐镇，终于逐渐挺住。
叛军没有军粮了。人马越多，供粮越难，何况补给线已经被切断？
于是，叛军弃梁国而攻打周亚夫，被已经“炼成”的周家军从容击退，至此全军崩溃。周亚夫趁势追击，吴王被擒杀，诸路反王或灭或降。
整场反叛仅历时3个月，便被扑灭。
周亚夫因平叛首功，两年后进位为丞相，因为没有再大的官可以封给他了。
周家的人再次功高震主。
而且，被迫做了一次“肉盾”的梁王，恨死了他。皇帝并没有告诉他关于“既定方针”的事。
所以，梁王想尽一切办法，意在除掉周亚夫。
此时，对条侯周亚夫的前途而言，最关键的是皇帝的态度。皇帝显得非常敬重他，他也以天下为己任，裁决如流，多谋敢断。
于是，在废立太子的问题、封国舅为侯的问题、封匈奴降者为侯的问题上，周亚夫都大胆地坚决顶回了皇帝的意见，一如他的“细柳风度”。
但是，朝廷不是他的细柳营，是皇帝的地盘。景帝和文帝也完全是两种人。
文帝以柔术治天下，景帝以毒术治天下。
于是，当周亚夫又一次以“称病”方式给皇帝施加压力的时候，皇帝批准了他的“请辞”，让他回去“养病”了。他一共当了5年丞相。
和老爹一样，病退之后，周亚夫的命运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一天，景帝突然召见他，并赐酒食。
可是，皇帝给了他一大块肉，却没有给他刀和筷子，和项羽当年给樊哙一匹猪###子一样，只不过这次做成了熟的。
皇帝看着他：看你能怎么吃这块肉？
只见条侯，回身对御前侍者说：把餐具给我取来。
御前侍者回头看皇帝的眼色。
皇帝笑着说：这样，还满足不了你吗？
周亚夫脱帽谢罪：恕臣无礼。
然后，他找个关节告退了。皇帝目送着他的背影说：这个较劲的人，将来我死了，还有谁能管得了他……
不久，条侯的儿子为他置办装老的陪葬品，其中有些纸糊的刀枪。但，周公子拖欠了运输工的工资，于是，人家揭发周家“蓄谋不轨”。马上就有办案人员来质询条侯，后者一言不发。皇帝看了审讯纪录后，大怒（他怒得何其古怪），说：“办这个人，还需要理由吗？”
于是，条侯也进了诏狱。皇家司法官廷尉亲自提审他问：您想造反吗？
周亚夫觉得这话问得太儿戏：你认为，我能用纸糊的刀枪造反吗？
可是，廷尉一点不觉得儿戏，背着手说了一句极其经典的推断：您纵使不在阳间造反，也是想在阴间造反啊！
当年，越王勾践曾经对灭吴的谋主文种说：您已经帮助我打败了吴国，可是，我们越国的先王在地下，恐怕对付不了吴国已经死去的君臣啊，我求您下去帮助先王抗击他们的军队。于是，文种被赐死。勾践毕竟是一国之君，没人敢跟他说理，而三百年后，类似无耻的话已经可以从一个普通廷尉的嘴里说出来了，这实在是时代的一大进步。
对条侯的审讯就此告一段落。
这时，却突然传出了条侯的死讯：条侯在狱中绝食5日，呕血而死。
这是《史记》的实录。
可笑，绝食可以死人，可是，古往今来，有因为绝食而吐血身亡的吗？
司马迁是在用春秋笔法告诉我们：条侯周亚夫是被处决的。
周亚夫的文韬武略，都在其父之上，与晁错同样是当时的超一流人才，可是他们却前后死在景帝的手里，这仅仅是因为皇帝刻薄寡恩、卸磨杀驴吗？
不是这样。景帝努力要实现的，是打造一种全新的皇权体制：纵使皇帝的才干平平，也能凭借体制强过臣下。但是，景帝没有找到这个体制。文景两代在忧患意识下聚敛国用，遂至于府库富足，被后世推赞为“文景之治”。其实，该时代的政体有重大欠缺，就是有“治”而没有“制”，有事而无政，一个表现就是，粮仓里的粮食多得都霉变了，金库里的穿钱的贯绳都朽断了——可是匈奴的边患却一年紧似一年，黄河多次泛滥也得不到治理。问题在哪里呢？在于，国家不能将手中的资源有效转化为国力和民富。其深层次原因之一，即在于皇权与府权（如丞相）对接不顺畅。一旦失去平衡，文帝只好使用权术，景帝只好杀人，以挽回危局。
所以，周勃是被整，而周亚夫却是被杀。
到汉武帝时，才用董仲舒提出的“天人合一”的理论体系取代了黄老之术，把儒家的圣人之言，经过重新解读，落实为绵密可行的新制度，所以，到武帝前期，汉朝才真正进入了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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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武为什么被扣十九年（1）
——《苏武传》的特殊背景
《汉书？苏武传》里“苏武牧羊”的故事令古今各代的中国人感动，苏武不屈的英雄形象也起着对后来很多封建王朝对待“北狄”蛮族的垂范作用——对单于和酋长们“以礼谕之”、“以节斥之”，这样的大汉使者们虽然不一定能够完成外交使命，但在“声名”上总会有加分，至少可以达到“立言”的效果。
《苏武传》里，大汉的使节苏武、张胜、常惠都是好人，而匈奴一边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