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和经济之间的界限正逐渐消失，所以想解释清这件事，不提及另一件事是不可能的，要想解释清整个事件必须涉及所有的事。因此，想成为一位有成效的国际事务专栏作家或记者，你必须学会如何将那些七零八落的消息变成套利的信息，然后将所有信息拼凑成一张世界地图，如果仅从某一点就事论事，那是绝对做不到的。这就是信息套利的实际。在这个将大家紧密连接在一起的世界上，如果能够通过某公阅读新闻记者提供的消息而联想到其他事并能由点及面，那就很有价值了。如果你不是用联想的方式来阅读，就不能了解世界。
当我开始从事一项新工作时，我希望自己对这一切都不陌生，但实际上并不可能。我对新工作的入门也是由一件偶然事件引发的。在我的记者生涯中，也是为了生存，几次成功地变换角色，迫使我常常将目光盯着更高点。下面是经过：
我的记者生涯是从最初的简单报道开始的，头10年就报道“部落战争中的母亲”——阿以冲突，开始在贝鲁特，后来到耶路撒冷。那些日子，新闻对我来说基本上是桩二维生意，即政治和文化，因为在中东文化比政治更明显。换种角度讲，世界对我来说，就是观察那些感情上紧附他们的根的人和将他们的邻居驱赶得背井离乡的人。
然后，1988年我离开了耶路撒冷。在中东呆了10年，回到华盛顿，成了《纽约时报》的国际事务记者，当时第一件事是报道国务卿——未上任的詹姆斯·贝克在参议院的听证会。对此我有些胆怯，因为我的学士、硕士学位都是有关阿拉伯语和中东研究的，我的记者生涯都是在报道中东，我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事务真的知之不多，对参议员们询问贝克先生的多数问题都一无所知，如第二阶段限制核武器条约、桑地诺运动、安哥拉、欧洲常规力量控制谈判以及北约。当听证会结束后，我的脑海茫然一片，连导语也不知如何写，甚至连他们说的字母缩写有一半都听不懂，我也没弄明白桑地诺是我们的人还是他们的人，我想“CFE”是否是打字有误，或是“咖啡”一词漏掉了个“A”？第二天早晨，当我乘出租车回到《纽约时报》办事处，看到《华盛顿邮报》通栏标题下对贝克听证会的报道，贝克说的某些事在我的报道中甚至提都没有提到。多亏了《纽约时报》驻五角大楼的记者迈克尔·戈登的帮助，编辑将我的消息与他写的揉在了一起。但我知道，就在当时当地，两条内容差不多的消息不能再删节了。很幸运的是，由于有4年国际报道以及跟随贝克先生旅行50万英里的经验，我的国际报道增加了政治与文化内容——国家安全与权力平衡的内容，这就包含了军备控制、超级大国的竞争、冷战盟国的协调和权力地缘政治等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当我增加新内容后，使得原先两个老话题相互转换了。我记得有一次跟随贝克飞到以色列，他的飞机先越过特拉维夫机场，在西岸上空绕了个大弧形才降落。我透过窗户看着降落在西岸的国务卿的专机浮想联翩，“正如你知道的那样，在斗争的最初阶段，这是块很不起眼的地方。有趣吗？是的。但从地缘政治来说却不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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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信息套利（3）
结束了在国务院当记者东奔西跑的历史，很顺利地被派到白宫当报道员（不敢称自己为记者）。到1994年，我的报道内容再次拓宽，《纽约时报》要求我的报道增加内容，要求我将外交政策与国际金融之间的联系搞清楚。很明显，随着冷战结束和前苏联垮台，金融和贸易在形成的国际关系中正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增加报道经济与国家安全政策的内在联系这一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我和《纽约时报》来说，都是一种新的尝试。从技术上讲，我的任务是报道财经和外贸，但给我的背景实际上是报道国务院和白宫；要求我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我将各类抢新闻的行为称之曰“商业外交”或“外事与金融”。当我站在这两者结合部时，我有两大发现：首先是随着冷战体系的结束，这个结合部爆出大量新闻；我的另一个发现是还没有人涉及此方面的报道，相反，有许多记者不报道国际事务而专报外贸，有许多不报道国家安全事务的金融记者，还有许多不报道金融的国际事务记者，而驻在白宫的记者，即不管贸易金融事务，也不管国际事务，只报道总统的言行。
用“六维”眼光看世界
对我来说，在金融领域加上政治、文化和国家安全的内容，犹如给一个人突然增加一副眼镜，用四维眼光看世界。我观察的新事物，以前从未有人将其当成新闻；我分析出事情的成因以前总认为站不住脚；我认为某些领导人和国家在干什么时，总有只无形的手或手铐妨碍他们，这都是我以前无法想象得出来的。
在我发现这四个方面的联系后不久，我又感到不满足，以前我作为国际专栏作家时，我已经渐渐认识到是什么力量促使市场的升降；国家与个人之间将会形成一种怎样的关系；全球化的真正核心是什么；最新技术成果是什么——从因特网到卫星通讯。我认识到，我无法解释清楚形成全球政治的力量是什么，除非我更好地懂得通过各种方式赋予人、公司和政府力量的技术，而现在只好任由读者去猜想了。在社会中谁掌握着枪杆子谁就起决定作用，但谁控制电话以及它们如何运作也是利益攸关的大事；你的国家拥有军队和核武器数量大会让人刮目相看，但你的因特网的频带宽别人也不敢小觑。因此，我还得增加另一维——技术——成为一名五维记者，这意味着将硅谷与世界其他首都——莫斯科、北京、伦敦和耶路撒冷——并列在一起，我每年都去这些地方，仅仅是想看看这些地方正在干什么。
最后，我对全球化体系工作情况观察越深入，就会发现因发展而释放出来的对森林资源破坏的能量就越明显，如果任其发展，很可能导致环境的破坏和文化的毁灭，其程度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我逐渐认识到，如果在我的分析中缺少环境这一块，那就将限制发展的主要力量遗漏了，会产生对抗全球化的后坐力。于是我在自己的套利行动中增加了第六部分——在环境保护主义中教育自己——在我的旅途中增加环境方面的内容，以便使大家知道全球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如何，而生态环境的恶化对全球化的影响又如何。
现在我增加到第六维了，下一个是什么还不知道。假如什么时候有个新维出现，我就将其加进去。因为我是个“全球主义者”，我是属于这一思想库里的人。这也意味着我不是现实主义者，因为现实主义者认为，国际事务中的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寻找权力和全球政治利益来解决，认为市场无关紧要。我不是一位环境主义者，因为环境保护主义者看待世界的命运仅从环境的棱角出发，即他们认为拯救世界发展不是主要问题。我不是一位唯技术主义者，因为硅谷技术界一名精英相信，随着微机的发明，历史将重新开始，因特网将决定未来的国际关系，而地缘政治将不起作用。我不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因为现实主义者认为，人们的行为可以由某些现实文化和基因特征解释清楚，而技术问题无足轻重。我也不是一位经济学家，因为经济学家相信，只要利用市场上的资料就能解释世界，而政治权力和文化的影响解决不了问题。
第二章信息套利（4）
我认为，这个新的全球化体系的本质是新的国家事务的基础，观察、了解和解释它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我上面列举的所有“六维”进行判断——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刻，对不同局势得出不同的结论，但必须懂得这是所有因素汇总在一起内部运作的结果，这正是当今国际关系中最明显的特征。因此，作为一位全球主义者分析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将所有这些点有条不紊地连接在一起，观察全球化体系，然后再整顿秩序。
如果我错了，那就到此为止；如果我没错，那么很多人就需要重新回到学校学习。我认为这点对那些负责解释世界的新闻记者以及对那些像全球主义者思考的问题和对世界的形成负有责任的战略家都特别重要。不同世界范畴和不同机构之间的联系网天衣无缝，记者和战略家看问题就应如此。很不幸，新闻记者和战略家的偏见根深蒂固，通常用分割的狭隘的专业知识考虑问题，他们忽视了世界不是支离破碎这一事实，民主、政治、国际政治和技术行业也并没有全部崩溃。
让我略举一例，数年前，克林顿政府威胁要对日本实行贸易禁运，除非日本对某些产品自行消除官方或隐避的关税壁垒。但每次在政府内部辩论是否采取行动时，精明的米基·坎特似乎赢了，总统也似乎下决心要对日本采取严厉措施，但到关键时刻，克林顿总统又退缩了。下面是我想象当时发生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的争论：
坎特走进椭圆形办公室，一屁股坐在总统侧面的椅子上，对克林顿总统说，“总统先生，日本人正在高筑壁垒，他们再次向我们宣战。他们不让我们向他们出口，现在到了我们对他们采取严厉措施的时候了。对他们实行制裁，总统先生，时不我待，机不可失。另外，总统先生，我们还会赢得工会的欢心。”
“米基，你做得太对了，”总统说，“继续干。”但是当坎特离开房间准备对东京采取严厉措施时，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从椭圆形后面的办公室拐了进来。
“嗨！总统先生，”鲁宾说，“你是知道的，如果我们对日本实行制裁，美元将会直线下跌，日本将会把他们手中所有的美国国债卖掉，我们国内的利率就会因此而上升。”
总统立即对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坎特说：“哟，米基，米基，米基，回来坐会儿，我们还得重新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