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例外论通常有两面：一方面想让世界依法办事，一方面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时，又会轻蔑地置之不理。威尔逊对同船的乘客说，和平方案必须建立在新原则的基础上：“如果处理不当，世界将变成地狱。”那时候，他半开玩笑地说，他要找个地方，“很可能是关岛，把头埋起来”。 这种例外论的信念有时让美国人愚钝，使他们爱对其他国家指手划脚却不善于聆听，总以为自己的动机最纯。劳合·乔治评价说，威尔逊是典型的美国人，他就像一个传教士，去和会拯救欧洲异教徒，“布道”中充满直白的话语。
要嘲笑威尔逊很容易，很多人都笑话他。忘记他提出的原则在1919年时有多么重要是很容易的；忘记全世界有那么多人相信他那个建立更美好的世界的梦想也很容易。毕竟，大战遗留的废墟中有着他们痛苦的回忆。而威尔逊始终满怀希望地认为，人类社会在不断改善（虽然没有证据），而且世界各国总有一天会和谐共处。1919年，幻想破灭之前，全世界都迫不及待地想听他的看法。他的话不但打动了自由党人和和平主义者，也在欧洲政治、外交领域的精英中引起共鸣，虽然后来误传这些精英并不赞同威尔逊的观点。英国战时内阁部长及和会秘书长莫里斯·汉克爵士总在装重要文件的盒子里带一份十四点原则并称之为“道德基础”；写有威尔逊大名的广场、街道、火车站和公园遍布欧洲，墙报呼吁：“我们要威尔逊式的和平。”在意大利，士兵们拜倒在他的画像前；在法国，左翼报纸发专刊报道法国左翼领袖人物争相称赞威尔逊的文章。沙漠里的阿拉伯叛军、华沙的波兰民族主义者、希腊群岛的起义军、北京的学生以及试图摆脱日本控制的朝鲜人都把十四点原则当作他们的救星。这让威尔逊既兴奋又恐惧。他对在乔治·华盛顿号上的宣传部长乔治·格里尔说：“我在想你是不是在无意中给我织了一张无法逃脱的网。”全世界都把希望寄托于美国，但他们都清楚这么严重的问题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我似乎看到了辜负众望的悲剧，但我衷心希望我的感觉错了。”
乔治·华盛顿号于1918年12月13日抵达法国布列斯特港口。大战刚刚结束一个月，总统伫立在舰桥上，他搭乘的船缓缓驶过一排英、法、美三国海军战舰。几天来，阳光第一次这么明媚，街道两旁布满桂枝、花环和旗帜，墙上贴满海报欢迎威尔逊。右翼欢迎他是因为威尔逊把他们从德国的魔爪中解救了出来，左翼则是因为威尔逊许诺的新世界。街道上、屋顶上、树上挤满了欢迎的人群，甚至连路灯杆也被占上了。人们身着华丽的布列塔尼传统礼服，空气中弥漫着布列塔尼风笛嘹亮的乐声以及群众狂热的呼喊：“美国万岁，威尔逊万岁！”法国外交部长欢迎道：“非常感谢你的到来，感谢你带给我们真正的和平。”威尔逊的答复则没作任何表态。美国代表团乘当晚的火车前往巴黎，凌晨3点，威尔逊的医生无意中向车厢外望去，“我看到许多成年男女，还有小孩光着脑袋站在窗外欢迎这趟专列。”
威尔逊在巴黎受到了更加热烈的接待，欢迎的人群规模更大。一位居住在巴黎的美国人说：“这是我所听说过的，当然更是我所见过的，巴黎市民最富激情的一次游行。”他乘坐的列车驶入精心装饰的卢森堡站，站内彩旗飘飘，鲜花遍布。法国总理克雷孟梭及其政府官员，还有其宿敌雷蒙德·庞加莱总统，都在车站恭候威尔逊一行驾到。当礼炮在巴黎齐鸣宣布威尔逊的到来时，人群开始挤守护道路的士兵，威尔逊总统夫妇乘坐一辆敞篷马车前往住处，沿途狂热的欢呼声不绝于耳。当晚，家庭晚餐时，他说他对如此礼遇非常满意，“我仔细观察了群众的态度，很高兴他们都非常友好。”
最初印象（1）
抵达巴黎的当天下午，威尔逊会见了最信赖的顾问陆军上校爱德华·豪斯，他看起来不像富裕的得克萨斯人，矮小、面色苍白、谦逊、身体脆弱。因为怕冷，坐着的时候他总是用毯子盖着膝盖。和会刚开始，他就因流感病倒了，并几乎丧命。有评论家说，他说话轻柔，纤细小巧的手不停地摆弄着什么东西。他的话听上去总是很镇静、理智并且令人愉快。看到他，人们总会想起过去一个伟大的法国主教，好像叫马萨林。
上校只是豪斯的一个荣誉头衔，其实他并不是上校。他虽然从未参加过战斗，但对冲突却很了解。在他童年时代的得克萨斯，人们一旦受到侮辱就会掏枪解决问题。在这种环境下，3岁时他就会骑马和射击了。他的一个弟弟在一次枪战游戏中被射掉了半边脸，另一个从吊杠上摔落而死。豪斯也曾出过一次事故，从绳子上掉下来，头部受伤，一直未能完全恢复。因为在身体上没有任何优势，他就学着从心理上战胜别人。他曾对一个传记作家说：“我过去喜欢挑拨伙伴们的关系，看他们怎么办，然后再使他们重归于好。”
最终他成为了解析他人的大师。几乎所有见过他的人都觉得他可爱而友好，连一个仇敌的儿子都说：“即使他正在割你的喉咙，你也会觉得他很亲近。”豪斯酷爱权力和政治，尤其喜欢在幕后操纵。在巴黎，贝克半褒半贬地称他为“诸多重大事件必须通过的小孔”。他几乎不接受采访，也从未在官方任职。当然这使他成为关注的焦点。他常说他只想作个有用的人。然而，在日记中，他却仔细地记下准备见他的权贵，并且忠实地记录所有溢美之词，不管多么虚假。
和多数同种族的南方人一样，他是个民主党人，但比较激进。当威尔逊初入政坛时，豪斯在得州政界已经是个人物了，他认为威尔逊是可以共事之人。1911年他们初次见面时，威尔逊正在准备总统竞选。多年以后，他们的友谊彻底破裂时，豪斯回忆说：“从初次相会，我们就很亲密了，思想非常一致。”他给威尔逊无尽的关爱和忠诚，而威尔逊给他权力。第一任妻子去世后，威尔逊更加依赖豪斯了。他在1915年写道：“你是世界上惟一一个可以和我讨论一切的人，我可以对某些人这么说，对另一些人那么说，但是对你，我总是毫无保留地敞开心扉。”可他的第二任夫人总是以尖锐、妒忌的目光小心地监视着豪斯。
战争爆发后，威尔逊派豪斯前往欧洲各国的首都，希望能阻止战争，但无果而终。战争结束后，他又立即派豪斯去巴黎协商停战条款。威尔逊告诉他：“我没有给你任何指示，因为我相信你知道该怎么做。”豪斯完全同意威尔逊的新外交政策是世界最好的希望。他认为国联是个很好的创意，并相信他能比威尔逊更好地达到他们的共同目的。威尔逊太过于理想化、教条化，而豪斯却巧于安排，善于审时度势，察言观色，灵活调整战略重点，化解差异，然后解决问题。其实，他并不希望威尔逊参加和会。在随后的几个月中，这位忠诚的上校在日记中有条不紊地记下了威尔逊所犯的错误：发脾气，前后矛盾，谈判不讲求策略和只能想一件事的头脑。
克雷孟梭很喜欢豪斯，因为他不但幽默，而且似乎很了解法国在关注什么样的问题。克雷孟梭对他说：“我们能相处，你很实际，我能理解你，但与威尔逊谈话就像在听天书。”劳合·乔治则更冷静一些，他认为豪斯比多数男人甚至女人更能把握事物的真相，也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但他的局限性使他—— “只能是个销售员而不是生产商”。他可以成为很好的大使，但绝不是好的外交部长。最后，劳合·乔治善意地总结道：“或许从他的声誉来看，他并没有想像中那么狡猾。”豪斯却不能忍受劳合·乔治，认为他“喜欢恶作剧，像多变的风向标，对他处理的任何问题都没有深刻见解”，但是很关注结果；豪斯以为所有分歧都可以解决，但是这很难做到。贝克认为“他是一个优秀的调解人，这既是他的优点同时也是他的缺点，他总是把微小的分歧调解成为新的僵硬的规则”。在有关停战条款的讨论中，他已经这么做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一系列的错误引发，又在混乱中结束。协约国（在这儿，让我们把他们的合作伙伴美国也包括在内）没有想到他们会胜利。1918年夏，虽然奥匈帝国明显衰退，但德国看上去依然很强大。协约国的领导人们预计战争至少还要持续一年。但是10月底，德国盟国纷纷垮台并请求签订停战协定。德军迅速向本国撤退，而国内也因革命暴动而动荡不安。最重要也是最具争议的对德停战协定是由三方共同协商制订的，这三方是：柏林的新政府，设在巴黎的协约国最高战争委员会及华盛顿的威尔逊。豪斯作为威尔逊的私人代表是三方之间的重要纽带。德国人知道，他们只能依靠威尔逊的怜悯，才最有可能得到温和的和平条款，于是请求他以十四点原则为依据制订停战协定。急于使并不情愿的欧洲协约国接受其原则的威尔逊在一系列公开外交照会中对此表示赞同。
欧洲人对此感到很愤怒。因为他们从未准备接受未经修改的十四点原则。法国人想确保得到因德国而造成的巨大损失的赔款；英国人反对有关海域自由的内容，因为这使英国无法利用海上封锁抵抗敌人。在巴黎的最后系列讨论中，豪斯同意了协约国的保留意见，并修改了十四点原则，这在和会中引发了有关德国赔款及海域自由的讨论。此外，停战协定中的军事条款，即德军必须撤离法国和比利时领土及其本国西部边境的条款，目的是解除德国武装，正是法国梦寐以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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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印象（2）
但是停战协定为以后德国反诉留下了方便之路。德国人可以辩称只接受以原十四点原则为基础的协议，后来的和平条款都是非法的。而欧洲人削弱了这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