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彷徨时期（2）
这是一群新型的知识分子，不同于孔乙己和陈士成，然而他们也都以不同的方式，最终走向失败，孤独和死亡。《在酒楼上》的吕纬甫，青年时拔神像的胡子，连日议论改革，做起家庭教师之后，教“子曰诗云”，《诗经》、《孟子》、《女儿经》，而非ABCD；变得敷敷衍衍，随随便便，模模糊糊。他生活在一种怀旧的情绪中，做一些自认为“无聊”的事情，而不为明天筹划，甚至不知道明天。在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用吕纬甫的话说，恰如受了惊吓的蜂子或蝇子一般，“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孤独者》的魏连殳，先是沦落而为求乞者，弄到连买邮票寄信的钱也没有；因为生活窘迫，结果做了杜师长的顾问。从此，在他的周围，已经不再有忧郁慷慨的青年，而只有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他说：“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显然，这是他所不愿意的。小说以送殓始，以送殓终，连殳始终无改于做一个孤独者。《伤逝》是一出自由恋爱的悲剧，理想破灭的悲剧。子君因为爱情，大无畏地背叛家庭，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自己的路。“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然而，人生的道路是如此艰难。与涓生同居之后，子君便埋首于家务中，以至全然忘却了翅子的扇动；在贫穷与饥饿的围困之下，日渐变得颓唐，苦闷和绝望了。经过长期的挣扎之后，她终于回到她的父亲那里去了，但接着就是死亡。在这里，爱与生活不能并存。生活是真实的，严酷的，简直无从抗拒。经济权，也即生存权，居然成了知识者面临的突出的问题。“娜拉走后怎样”是五四一代的基本命题，也是《彷徨》的主题。鲁迅在以此为题的一次讲演中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悲剧是统一的娜拉式的悖论：从出走到回来。其中的荒谬感，加深了悲剧的限度和批判的力度；这种批判，既是针对“老社会”的，同时也是针对知识者自身的。这里有一种互为因果的纠结，但是，不同于《肥皂》和《高老夫子》的讽刺，对这些知识者的批判，作者却是满怀了一种未了的温情。 《野草》用诗的语言，去写一种哲学：绝望的反抗。在一个薄薄的小册子中，充满着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血与铁，火焰与毒，爱与复仇。作者就处在这两者中间，感受着矛盾的张力，此谓“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整个作品就像一首变奏曲，在无限的回旋与变化中，处处响应着一种奔突的激情，哪怕在音调最低沉甚至休止的时候。正如他所说：“有一种力将我的心的平安冲破；同时，许多梦也都做在眼前了。”其中的许多篇章，都是用“我梦见”开头的。梦是记忆，也是想往；就在这梦中，他完成着关于生命的体验与沉思。《影的告别》写彷徨：“我不过是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求乞者》写虚无：“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墓碣文》以嘲谑的笔调写痛苦：“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希望》写道：“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抵抗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颓败线的颤动》写决绝：“迈步在深夜中走出，遗弃了背后一切的冷骂和毒笑。”《复仇》二章一写对立于旷野之上的将要拥抱和杀戮的两人，因“路人”的围观而停止一切动作，惟“以死人似的眼光，赏鉴这路人们的干枯，无血的大戮，而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一写耶稣被钉十字架，“四面都是敌意，可悲悯的，可咒诅的。他在手足的痛楚中，玩味着可悲悯的人们的钉杀神之子的悲哀和可咒诅的人们要钉杀神之子，而神之子就要被钉杀了的欢喜。”这“赏鉴”与“玩味”，已然超乎复仇之上。惟有敢于担当这大痛苦大侮蔑大孤独的人，才可以称为战士。《过客》是集中的名篇。这过客，自称从有记忆的时候起，就只有一个人，而且只是向前走。他不能退转，因为退转的地方没一处没有地主，驱逐和牢笼；况且还有声音在前面催促，叫唤，使他息不下。血不够时就一路上喝水，但不愿接受任何人的馈赠，哪怕是一小片裹伤的布，——他会把这看作布施一样可怕，像兀鹰看见死尸一样；既祝愿她以及她以外的一切的灭亡，连同自己，又不愿有这境遇的存在。他只是走，只得走，哪怕黄昏，哪怕去路只是坟。这是生存的哲学，也是死亡的哲学。一切都在逝去，生命无法反复；无论如何，这是比西方神话中推石头上山的英雄西西弗斯更悲壮的。 一部《野草》，除了个别篇章，带了童年记忆的柔润，想像的幽灵般的闪烁飘忽，和后来个人论战趋于激烈时那穿刺一切的锋锐之外，整体是沉重的。那是一种弥漫的，持久的，因极度的自我麻痹而永难消除的钝痛，用鲁迅在此时翻译出版的厨川白村的文论著作的题目来形容，可谓是“苦闷的象征”。 ＇返回目录＇ 。 想看书来
旋涡中（1）（图）
1920年秋，鲁迅兼任北京大学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讲授的是中国小说史，《中国小说史略》，就是在这讲义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在北大，他同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小说《鸭的喜剧》，译著《桃色的云》等，都是他为这位远方友人留下的温暖而寂寞的纪念。1923年起，又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和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次年七月，曾随团赴西安讲演，此行的目的，同历史小说《杨贵妃》的构思不无关系，但是，在观览了许多伪造的古迹之后，便把计划给打消了。在女高师，他做的讲演《娜拉走后怎样》，其实对于他本人来说，也都不失为一个象征性的题目。自从在故纸和古碑中走出来，参与了《新青年》的战斗以后，无论形势如何变迁，也无论情绪如何消沉，已经不可能再度返回旧垒而只能过客般地一直向前；在思想上，毋宁说是更加激进了。 大学教职给鲁迅提供了与青年相接触的机会，有助于抛掷“身中的迟暮”，因为世上的青年并未完全衰老。在女高师期间，因为青年的推动，使他从此被放逐于知识者同行之外，以私人论战的形式，与权势者处于势不相立的位置之中。 在女高师改名为女师大之后不久，许寿裳辞去校长职务，接替的是刚刚留学回来的女教员杨荫榆。这位新校长十分保守，当学生欢迎孙中山来京时，即遭到她的禁止。白话文也是她所反对的，多次表示这一科目可以取消。在管理方面，是十足的家长制，广结羽翼，位置私人，藐视公意，一意孤行，尤其敌视不安分的文科学生以及学生团体，随时加以摧残。曾经有三位文预二年级学生因战事影响，未能到校，被她下令开除；而别系的学生，以同样的情况缺课，却可以保留学籍。为此，文科生群起要求学生自治会主持公道，给予援助。自治会进行交涉，杨荫榆不但固执己见，而且公然侮辱代表。于是自治会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一个不承认杨荫榆为校长的决议，开展“驱羊运动”。 袁世凯死后，帝国列强分别培植地方军阀，为它们火中取栗。在不断的纷争中，各派军阀共同推出皖系头子段祺瑞，由他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统领国会总统及内阁总理的权力。广东革命政府与北京军事独裁政府正相对立，极力推行孙中山制订的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等政策，致力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1925年3月，正当革命进入高潮，孙中山病逝。整个北方变得特别黑暗。 “五七”国耻纪念日的当天，杨荫榆布置了一个演讲会，试图以主持人的身份露面，重建校长权威。学生会成员闻讯后，随即加以抵制，并选派自己的代表主持会议，结果被拒绝了。她们临时商议决定：阻止杨荫榆进入会场，并由许广平、刘和珍、郑德音等六人执行。大会开始时，当杨荫榆刚刚出现在大礼堂门口，许广平等立刻上前拦阻，一时嘘声四起；杨荫榆大怒，以致呼警察入校，强行压制学生。双方僵持不下，最后还是以校长主动撤离而告收场。 两天后，学校当局悍然宣布，许广平等六人煽动风潮，败坏学风，经评议会议决开除，“即令出校，以免害群”。鲁迅和许寿裳戏称许广平为“害马”，即由此而来。学生会召开紧急会议，颁发致评议会的公开信，同时针锋相对宣布：校方关于开除的牌示“自归无效”！过了两天，全体学生在操场紧急集合，决定驱逐杨荫榆出校。杨荫榆闻讯后，立即逃往女师大附属学校。这时，大家一致推举总干事许广平为代表，拿封条封闭校长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