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脸霎时通红，不顾一切地拿手去擦。可哪里擦得掉？在我们那时看来，这样的字眼儿不是美好，而是丢人，是不光彩，是被人捉弄。
吴菲见我急成那样，就在上面刷了一层糨糊，然后泼上些土，这才盖住。大家都在那儿笑，说不知是哪个冒失鬼干的。赵月宁说，瞧瞧那臭字儿，我们雪梅怎么看得上。
这突如其来的事情一下搅乱了我的心思，肚子也不叫了。我想这是谁干的，多丢人哪。
当然，对这样的事，我们并不意外。那时候在进藏大军中，不要说战士，就是营以上领导，也90％是光棍，所以我们这些少数女兵就成了大家注目的焦点。虽然唱“革命军人个个要老婆”这种歌是开玩笑，但传出的信息却是明白无误的。可是我们女兵大多是女学生，对婚姻大事仍抱着浪漫的想法，因此对这样的事一律采取回避的态度。
其实到昌都后，上级就提出了“支援边疆，长期建藏”的口号。开始我并没有理解这个口号对我有什么实质意义，我只是想，好啊，长期就长期吧。反正在哪儿都是闹革命。
最初进藏时，我以为（不光是我，恐怕所有的人都这么以为）等解放了西藏，我们就会回内地去。但现在上级提出不光要进军西藏，还要建设西藏，保卫西藏，就是说，我们得留下来，留在西藏。我们也很快接受了。对我们来说，凡是党的号召革命的需要，我们都会痛快地接受，不用转什么弯。
但自从提出这个号召后，组织上就开始着手为一些老干部的成家作打算了。而当时能和他们成家的，仅有我们女兵。于是我们女兵中有不少人被找去谈话。除了像赵月宁这样年龄特别小的，几乎每个女同志都没有落下。我们终于明白，长期建藏之于我们，就意味着在西藏成家，或者更直接地说，嫁给一个西藏军人。
这让我心里害怕。我不是怕在西藏安家，而是害怕和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安家。那时我对辛医生已经有了一种朦朦胧胧的感情。从甘孜到昌都，辛医生一直与我们朝夕相处，虽然我很注意和他之间的距离。但这种距离却没能影响我在心里对他越来越亲近。我不能确定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但我总觉得，在我和他之间，应该有点儿什么。
可我同时又很现实地知道，要和辛医生谈恋爱，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跟随部队进军西藏的女同志太少，组织上已做出明确规定，在进藏公路修通之前，凡是未满30岁的，团以下的，参加革命不到10年的男同志一律不能在部队找对象。也就是说，要优先解决年龄较大的、资历较长的老同志的婚姻问题。
我知道我不能和他谈恋爱，可我想等他。等到他可以的时候。
而且我答应过等他。
辛医生来向我告别时，我正在河边洗衣服。他叫我，我抬头一眼看见他，脸就红了。那是一种克制不住的羞涩所泛起的潮红。
我站起来说，你怎么来啦？你上哪儿去了？我怎么好几天都没看见你？我发出了一连串的问，这一连串的问带出了我的心思。
他微笑地看着我，像看着孩子那样说，你看看你的脸。
我不知道我的脸怎么了，我没镜子。我趴在河面上照了照，还是没看清。他就从腰间扯下毛巾给我擦了一下，是下巴。大概是早上烧饭的时候我趴在地下吹火，下巴蹭上灰了。
他替我擦了下巴，把毛巾塞回到腰间——他总是那么利利索索精精干干的，好像从来没有翻过雪山锳过冰河——然后对我说，我是来和你告别的。
我心里一下子难过起来。
在此之前我已经听说他要调走了。当时像他那样一个从正规医学院出来的医生，是军队里的财富，是哪儿都想要的。我们运输队一完成使命，他也就完成了使命，因此组织上已决定调他到一个远离师部的野战团去。尽管我知道他要走，要离开我们，可他亲口这么一说，心里依然很难过，我不想他走。我想天天能看见他。
但我没有表现出来。那时的我们，是不习惯表现个人感情的。真的，不需要克制我就能做到。我拧着手上的衣服平静地说，我知道了。你马上就走吗。
他说是，现在就走。所以来和你告别。
我没有说话，又去拧衣服。我想他是专门来和我告别的，说明他心里有我。这让我得到一些安慰。可我还是说不出话。许多心情是无法化作语言的。
他说，你的身体我不太放心，从昌都到拉萨还有一段非常艰苦的路，你能行吗。
我点点头。我说还能苦到哪儿去？我肯定能行。
他又说，你如果觉得不对劲儿，就注意休息，不要硬撑。我发现你这个人挺好强，小小年纪，就喜欢硬撑。
我笑了。我喜欢他这么说我。我说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你放心。
他说那我走了。但说完后他并没有走，还是站在那儿。
我突然说，你不是想听我唱歌吗？我给你唱个歌吧？话一出口我的脸就红了，我没想到自己会这么说，可那时候，我只想让他和我多待一会儿。他说过好多次，想听我唱歌，我一直不好意思给他唱。
他高兴地说好啊，但马上又为难地说，不行，没时间了，他们在等我。我遗憾地点点头。
也就是在这时候，我说出了那句话。
我说，好吧，再见了。我会在拉萨等你。
他的眼睛一亮，说，真的，你在拉萨等我。
我从他那期盼的眼神里，明白了自己说出去那句话的分量。我看着他，慎重地点了点头。
我为什么不等他呢？我愿意等他呀。
我把衣服丢进盆里，甩了甩手上的水，想和他握手告别。他却一下把手背到身后，孩子气地微微一笑，说，现在不握，等咱们到了拉萨，胜利会师的时候再握。
我有些意外。
要知道，在那一刻，我是多么想握住他的手啊。
他走了，背着背包，消失在山谷里。我突然想，像他这样一个青年，有着那样的家庭出身，有着那样的才华和抱负，还有着许多别人脑子里没有的念头和想法，他走进西藏，不光是凭着简单的热情和理想，他还怀着更大的抱负和更坚定的信念，他是一个多么与众不同的年轻人啊。
我在那一刻突然有了一种牵挂，对一个刚刚离去的人的深深牵挂。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曾无数次地回忆这一情形，无数次地确定，自己是否向他许下了诺言？回答是肯定的。
可我却没能遵守诺言。
2
我们刷完标语回到驻地，王政委已经走了，苏队长一边洗衣服一边哼着歌儿，脸上现出了难得的红晕。我们就围上去问，怎么样，王政委好吗？苏队长笑眯眯地说，还那样儿。我们说还那样儿是什么样啊？她说就是完好无损呗。
看她那么高兴，我正想再说句什么，她却忽然转头说，哎，雪梅，欧参谋长也来了。
我奇怪地看她一眼，说，谁是欧参谋长。
她说你忘了，在甘孜的时候，他和我们老王一起来拉姆家看我们。
我隐约想起，是有这么个人。我说他来了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苏队长意味深长地说，欧参谋长问起你呢。他对你印象挺深的。
我没有说话。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这时通信员跑来叫我，说组织科长要找我谈话。
吴菲马上冲我做了个怪相。组织科长找女同志谈话意味着什么，我们都明白。我脑子里想着刚才在墙上看到的那句话，想着苏队长说的事，想着辛医生，心里一时烦乱起来。
我磨磨蹭蹭地去了。
组织科长并不知道我的心思，一上来就说，白雪梅同志，你20岁了吧。
我说，还没有。
他说，已经满了吧？我记得你就是这个月满20岁嘛。
他这么一说我才想起，今天恰是我的生日。看来组织上比我还记得清楚。
组织科长和蔼地说，考虑过个人问题没有。
我脸一下红了，我脸红不是不好意思，而是被触到了心事。
科长以为我是不好意思，连忙解释说，我说的这个个人问题不是马上结婚，而是先找上个对象，处一段时间再说。上级已经提出长期建藏了，咱们不但在思想上要接受，行动上也要有表现。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考虑的。
我有些心虚，我想他是不是知道了我的想法？但又一想，我只是个朦胧的想法而已，我自己都不清楚自己的心思。
看我不吭声，科长以为我接受了，就进一步说，你们苏队长的爱人你知道吧。
我说知道。不就是先遣支队的王政委吗。
他说对。他的搭档我们师的欧参谋长你见过没有。
我愣了一下，怎么又是他？但我还是摇摇头。我想表现得疏远一些。
组织科长说，欧参谋长见过你，对你的印象很好。
我不吭声，我想就见过一面，他怎么会对我印象很好呢？肯定是科长瞎说的。
很久以后我才听你们的父亲说，他是说过这个话，不是组织科长瞎说。在甘孜时，他曾见过我两次，一次是在河滩上，我们去参观他们的营区，忍不住唱歌嬉闹，被他吼了一嗓子。
一次是他和王政委到我们住处来看苏队长母子，是我把他们带到我们拉姆家楼上去的。可我当时的注意力都在王政委身上，我想看看我们苏队长的爱人到底长什么样。
当时我很开心很活泼的样子，给你们的父亲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那个清贫艰苦的环境里，每个年轻姑娘的笑容都会像阳光一样明亮。
你们的父亲说，我是唱着歌儿离开的。这句话让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因为那时候我的确很爱唱歌。
但他却不知道，在经历了从甘孜到昌都的路程后，我已经改变了许多。我的笑声越来越少了，歌声也越来越少了。
组织科长开始向我介绍你们的父亲。我听得心不在焉，只一个劲儿摇头。组织科长见我老摇头，不满地说，你还没见过人呢，怎么就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