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实力和生产能力去投人民品的开发。在参加了当年北京市场技术交易会后，院党委号召全院干部职工行动起来，大搞民品，托关系，找路子，能干什么就搞什么。首先从商品的流通领域进入，搞了一些见效快的生产经营，如加工装配音箱、风扇、落地灯等家用电器，有的职工摆摊设点卖日用百货和食品，干了一阵却见效甚微，这种遍地开花、户户冒烟、无目的折腾所形成的混乱，从另一个侧面给院领导一个启示：为什么我们忘记了所有的经济活动必须结合一院几十年已形成的技术优势和专业特长，才能找到更适合研究院独具开发民品的出路呢？很多人认为搞民品是解决临时困难的权宜之计，是业余找点钱，并未进入实现未来发展的境界。研究院为从思想上解决这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于1980 年2 月召开了民品工作会议，从战略的高度对民品工作进行统一规划，将转轨变型提高到研究院生存发展的高度，作为一个方向性的问题在全院展开讨论。
王永志以超前意识和全球视野，提出研究院的发展经营既要面对国内，更要在改革开放中打开国门走出去，走向世界。搞火箭的就要找国际上业已形成的商业卫星发射市场，要横下一条心挤进去，打破欧美对这个市场的垄断。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建国初期从国夕「回来的专家们都已年近古稀，建国时期参加工作的干部、工人、研究人员都已临近退休年龄，年龄的增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建国后的第一个退休潮不仅仅涌向研究院，而且卷向了整个中国。军队的百万大裁军，上千名红军、八路军时期的高级将领纷纷离休。研究院的第一代领导张钧、张镰斧都已离休，大批的老专家退居二线，老工人、老干部、老科研人员、技术骨干都退了下来。十年“文化大革命”，整整耽误了一代青年知识人才的培养，各个学科的人才断层，遍及全国各科研部门。50 年代初来院的那一批大学生大都50 多岁了，却没人能接下他们的工作。科研设备的老化也是大问题，这些四五十年代生产的在当时还算先进的仪器、仪表和机床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整整落后了一代甚至两代。令人着急的是研究院连人头经费都要找米下锅，国家下达的任务也进人了更新换代期，那都是需要花大钱的呀！社会上的一些人士甚至一些高层官员，还说搞导弹、原子弹、火箭把国家搞穷了，为了加速国家建设，应把投人这方面的钱投到国民经济的急需上，这样也许会让我国的经济发展更快。这些不了解现实情况的猜疑指责，真有点像1960 年北戴河会议上关于尖端国防工业应该下马的论调啊！1986 年，研究院已断了百分之八十的“皇粮”，经济困难把王永志和研究院逼上了梁山。
3 语惊四座与走出国门（1）
要不要发展国防尖端武器增强国家防卫实力，这是有关国家存亡的大事啊！鉴于当时对突破尖端技术的指责、藐视，对下海捞钱一片叫好的浮躁潮流，有中国火箭###之称的屠守鳄、梁守梁、卢庆骏、谢光选、陆元九及研究院第一代领导张镰斧联合上书中央，陈述当前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情况。此上书得到邓小平的高度重视，当即批示给国务院总理。小平批示是：“请紫阳同志酌处。我认为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随即国务院会同航天工业部召集了有关部委负责同志来研究院实地视察调研，后又在中南海举行座谈会。作为航天工业部的代表，王永志在会上首先发言，他在简要介绍了我国航天事业研制的情况以及中国航天发展的必要性后说：“我国28 年投入国防尖端武器的经费只有28 亿元，只相当于美国1984 年一年投人此项经费的30 ％ ，苏联1984 年一年投入的25 ％。28 年用美苏一年的30 ％ ，我们就是用这么一点钱，建立了自己现代的国防威慑体系，建设了众多航天工程，从而让中国赢得了小平同志所说的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大国地位，不仅换来了20 多年的和平建设时期，还恢复了国家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中国成了世界宇航联合会的成员国。虽然当前世界形势趋于缓和，但任何一个国家也没有麻痹到不设防的地步。在美苏两国都在着力于提高武器技术性能，增大威慑力的情况下，如果我们把军转民只理解为只搞民不搞军，而不致力于提高武器的性能，到时候一旦国家有事，就会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我们怎么向人民交待呢？〃
“讲得好，如果现在没有‘两弹一星’，中国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可不能得而复失啊！”张爱萍老将军敲着拐杖激动地第一个挺身而出支持王永志的发言。著名政治经济学家许涤新说：“我国航天工业经过了30 年的努力，已跃居世界先进行列，已经成为我国工业体系中的支柱产业。为壮大我国工业体系，我们必须继续大力发展这个支柱产业，在我国数以千计的工业领域，我们只有一个半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航天就是唯一的一个。”
宋健同志说：“社会各界的一些流言蜚语说三道四的话，多半是对我国发展航天事业的不了解，不知情，这也难怪，一旦他们知道了，那些话自然就消失了。航天战线是对国家作出了杰出贡献的一条尖端战线。”
“对，对，我们今后再也不听那些话了，我们更要多多交流、理解，相互沟通呀。”座谈会上一些专家们说着道歉的话，会议开得非常成功，与会者们达到了共识，还向国务院领导提出了支持推动航天事业发展的很多好建议。
不久，一些重大航天工程纷纷立项上马，被中止的一些型号又恢复研制，而研究院自筹资金启动了“长二捆”火箭的研制工作。
随之，王永志提出了“火箭研制走基本型、系列化”的道路。此后，研究院一改过去发一颗卫星就研制一种火箭的老办法，火箭的研制向横向配套发展，走基本型、系列化的道路成为一院技术创新的指导原则和根本方针。研究院的科研生产进入既节省时间又节省经费的高效良性循环。1986 年9 月国务院座谈会后，王永志开始实施他重整队伍培养人才的宏伟计划，在全国率先成立了研究院白己的航天专业研究生院，实施干部职工的终生培训、知识更新制度，而且他亲自上课讲学，带研究生。1 986 年底，王永志、沈辛荪、王德臣、于龙淮等人组成了研究院新领导班子，他们兵分两路向国内、国外市场展开了大进军。
王永志说，我们要制造生产的民品是以世界先进技术为依托，要做到国内只此一家名牌，我们不与其他行业争利，不抢人家的饭碗，我们也不要堵住国内同类产品企业的财路。我们要研制的是国家还没有、唯有我们能研制出的产品，比如风能发电配套设备、高能发动机、液氢液氧发动机等这样的产品。
研究院的优势既在国内更在国外。大推力火箭的研制将是中国挤进国际卫星发射市场、在国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的保证。研制“长二捆”大推力火箭，是王永志、王德臣、于龙淮有一天相聚在一间办公室里策划出来的，就是这张草图，打开了国际卫星发射服务市场对东方禁闭的大门。1986 年，撒旦的恶梦降下了灾难。1 月28 日，美国的“挑战号”航天飞机在发射升空73 秒钟后突然爆炸，在震惊世界的一声巨响中，机上7 名航天员无一生还，其中还有一位要以太空作课堂为她的学生上课的女老师。航天飞机爆炸后，美国紧急启用“大力神”和“德尔它”火箭进行卫星发射，以保住其世界卫星发射市场的霸主地位。但这一年“大力神”和“德尔它”都不争气，刚刚点火上天就接连失事葬身大海。一些巫待发射卫星的用户，眺望着肯尼迪发射中心上那片浓烟未散的天空，不知该投向何处才能找到合适的天梯。他们把目光投向欧洲，可是欧洲航天局的王牌“阿里安”火箭同年5 月13 日在发射后的瞬间也香消玉损落入大海。1986 年成为世界航天历史上一个令上帝也不忍目睹的空间灾难年。这表明，在人类探索太空的未知中步步是风险。
3 语惊四座与走出国门（2）
灾难中偏偏有喜讯从亚细亚天空升起，2 月1 日，中国研制的“长征三号”火箭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腾空起飞，将“东方红二号”实用通信卫星送入了地球同步转移轨道，中国的星星占据了36000 公里的“制高点”。中国这一划时代的成功，使那些渴求发射卫星的西方国家迫不及待地把目光转向中国火箭的摇篮― 北京南苑，是否换一个方向去寻找这个陌生的伙伴谈谈合作事宜呢？尽管心里还有疑虑，但这些讲究现实利益的西方人，还是向中国伸出了合作之手。
而此时为研究院的发展奔波在外的王永志，正坐在飞往香港的飞机上。他的战友王德臣、于龙淮，此刻正精神百倍志在必得地奔走在欧美各大卫星公司之间。
自1985 年10 月中国政府宣布将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投放国际市场以来，中国向国际发射市场的推进，可以说是进展缓慢，处境险恶，步履艰难。航天发射是当代高科技的集中体现，具有这种实力的国家从这里获取了巨大的效益，所以这一领域从一开始就被美国和欧洲垄断，要想从他们的碗中分得一份利益，其困难险阻可想而知。
无论是著名的欧洲阿里安公司，还是美国的麦克唐纳· 道格拉斯公司和通用动力公司，对刚刚起步从事涉外航天商务活动的中国长城公司更是不屑一顾，处处摆出一付盛气凌人、高傲蛮横的霸主作派，指手划脚故意设置一些关卡障碍，甚而操纵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指责诬陷中国企图打着对外发射卫星的幌子，窃取西方的高科技核心秘密。美国政府更是百般刁难阻止中国的航天商务活动，下令没有美国政府发放的许可证，任何卫星公司不得和中国签订发射协议。
1988 年6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