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宇兄常说：“我一生经历过中外各阶层的生活，不论是治世乱世，无所不闻，无所不见。现在我个人要做的事都已做了，可一死而无憾。”这种看法，和他最后一天和格尔嫂所讲的话，如出一辙。
序
本书初刊于1988年，可是内中有几篇文字已见于其他报刊，所以粗率地说，全书经历至今已有十五年。
十五年前我初次倡说中国长期革命业已成功，有人批评我的立场偏激。即在十年前仍有人预言，邓小平去世后中国又将沉沦于民国初年军阀割据的局面。这种种悲观，缘于忽略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
我们所说中国的长期革命业已成功，并不是说所有问题都已解决，而是前后比较，已面临历史上一大突破。这种突破史无前例，在本国史里只有公元7世纪隋唐之出现，差可比拟。在西洋史里也只有英国在17、18世纪之交的打开局面，可以相互比较，因之两方的过程，可以看得更为明显。
其中最重要的症结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登场。但是资本主义是一个被滥用的名词。我们因其无可替代，虽引用而必强调在20世纪末年，其最显著之特色不在阶级斗争，也不是新教伦理，而是负债经营。
一个国家希望资金广泛地流通，经理人员与所有权分离，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讯全般活用，务必先在法制上创造一个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局面。中国过去以文士管制亿万农民；用刑法作张本，于今引用商业习惯，以律师、会计师、工程师做前导，着重民法。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系。20世纪的革命，即显示着整体社会重新构造过程中的艰辛。
这本书是我的历史写作之中提出引用参考资料较频繁的一种。《明实录》内《太宗实录》年终统计一文又整个重写，加入英国之参考资料多种。（其中明代数字的了解则初作于1970年的夏天，时在哈佛东亚研究所做研究工作，距今将近三十年矣。）《上海，Shanghai，シヤンハイ》系应在沈阳及上海发行的《万象》双月刊所作，载该刊今年三月号及《联合报》副刊3月7、8、9日。虽系小品文字，但是显示着新旧体制之不能融洽，仍侧面阐释一段天翻地覆的改造无可避免。
作者的主旨仍是抛砖引玉。我深觉得中国历史需要整个重写（包括西洋史在内），我提供自己在摸索时的线索，希望高明人士将眼光更看宽看大，将历史读物更向前修订。对一般读者则着重不要忽略自己当前的立足点。
黄仁宇
1999年4月14日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从《三言》看晚明商人（1）
中国传统社会，因采取中央集权制，事无大小，悉听朝廷号令。所有法律辞章，必须划一。此在工业革命之前，交通通讯诸技术未曾发达之际，实有多数不合实际之处。因此皇室威权，虽广泛无涯，但其行政技术低劣。政治之安定，并非经常在法律及经济上求改革；而有赖于支持儒家思想，由家族社会之安定性所促成。此种措施，实与西洋诸国近世纪保障人权、支持私人财产、允许市民自治种种措施大相径庭。因此“重农抑商”纵非中国朝廷能经常维持之政策，亦必为社会发展之必然趋势。西洋诸国资本主义之发展，有赖于尊重私人财产之绝对性，并认为此绝对性高于皇权，甚至高于传统之道德观念。其司法权之独立，即由法庭保障此绝对性。凡此措施，只能在西欧诸小国经始。中国之地方政府，始终未由私人结会之形式构成；而系由中央政府规划；其行政精神又偏重于中央政府之便宜。其间差异之处，无待详述。
明代统治中国凡二百七十六年，跨14世纪至17世纪，此为西欧诸国近代国家社会形成及资本主义发展之际。中国政府则在此时期巩固其中央集权明代集权，见于顾炎武之《日知录》及黄宗羲之《明夷待访录》。亦见于Mote，“The Growth of Chinese Despotism，”Oriens Extremus，8（1961）；Lien…sheng Yang，“Ming Local Administration，”in Charles （ed）；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New York，1969）。。因中央集权之结果，政府之经济政策，不能以经济高度发展地区之情形为基础，而系以经济低度发展地区之情形为基础本人所著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16th Century Ming China（Cambridge，1974）对此点叙述甚详。。例如洪武之税收政策，全以谷物为基干，各衙门所用人役，在宋代王安石变法时，即收代役钱，在明初又全部改为现身服役。永乐虽派遣郑和下西洋，但对民间海舶，则极力取缔。1404年则令民间海船，悉改为平头船，以防止泛海《太宗实录》（中央研究院版，下同），页498。。《明律例》亦定民间私造二桅以上大船，私自泛海者处斩见《大明会典》，卷167，但此律未能施行。。凡此多端，其重点在保持全国经济之平衡，以维持政治之统一。大凡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过大时，其政治必受影响。例如美国在19世纪即因其经济发展不平衡，乃有南北战争。此在传统中国社会，自当竭力防避。
防制地区间经济超度发展，以与低度及落后之经济基础看齐，为适应中国传统政治之需要。此在长期经济发展过程中，至为不利。此可以在中国实行者，因为中国经济，在19世纪之前，为“非竞争性”者，未有如西欧诸国，甚至有如日本之“大名”政权，其经济为“竞争性”者。亦即其国家或诸侯间经济之差异，立即影响其武备之盛衰，而可能决定其存亡。中国传统政权，以广泛动员农村经济为其实力之基础。兵员为农民，军费无大异于食粮，两者均重量不重质。经济虽落后，但全国情形均一，征发仍轻而易举。反之，其工商业及经济方面前进之部门，则恰为政府统治征发不及之处。中国历史上，凡朝代以落后之农村经济为骨干，其经济基础为“单元”者，通常能号召大量兵员，战胜以“多元”经济，甚至较前进经济为基础之政权。是以明代经济政策，符合当日政治需要，在历史上则为背道而驰。
中国金融经济，在历史上最低限度有三次突然猛进。此即西周至两汉，唐宋之间，及明清之际。但曾无一次其突出使中国经济史改观，有如近世西欧之资本主义。有时杰出之商人能以其私人财力影响权要，但此纯系私人非法活动，在历史上未曾改变法制，既不能全部提高商人之社会地位，尤不能促使商业为超官僚歧视之独立经济部门。然今日仍有不少学者，过度夸张各时期比较高度之金融活动，如若干日本学者称宋代“商业革命”，其社会影响有如欧洲“文艺复兴”。若干中国学者则称明末清初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此在中国经济史上言，阐述其比较性则可，盛称其为质量上之改变则不符合事实。
金融经济超越时期之发展，可能使社会变质，而强迫政府修正其经济观点，但迄至19世纪外强势力侵入中国之前，此种趋势并不存在。凡盛称明清之际金融经济发展者，常以明代在正统后，税收开始用白银，至嘉靖万历间，行“一条鞭法”，因此官民用现银极为普遍。此种论点，非无事实根据，但其观察仅为一般印象，而无数量上之准据。吾人研究金融经济，必先考察其金融之实质，而着手于货币。明代之货币金融情形，虽因资料缺乏，未可窥其全貌，其大概情形，仍可略述于次。
明初为行使“宝钞”时期。此种纸币全无准备金，不得兑现，即通常亦不能以之付税。其滥发情形，肇始于洪武。根据《明实录》即1390年一年之内，洪武颁发宝钞为恩赏赈灾购物共六十九次见于《太祖实录》，页2981~3078，页次不及备载。。其间载注数量或述及应赏人数及每人得钞因之金额可以计算无误者五十三次，其总额为宝钞88 607 315贯。其他十六次其钞额不详，但比较前述已知数可估计其总量近于7 000 000贯。是以此一年内，支出额近于95 000 000贯。当年宝钞收入额为20 382 990贯《太祖实录》，页3079。。收支相抵，实多付发约75 000 000贯。根据官定价柜，每钞一贯值米一石，此数为全国二年半田赋之总值。即以当日市价钞四贯值米一石，亦近于半年田赋。其不能经常继续，可以预断。
从《三言》看晚明商人（2）
政府因亟行宝钞，不愿鼓铸铜币，遇宝钞不行，政府仍有时禁止金银及铜币交易。据估计明代全季铸钱当不出千万贯（每贯1 000文）全汉升估计至16世纪末为止，铸钱总数“一共不过千把万贯”，见《自宋至明政府岁出入中银钱比例的变动》，《中国经济史论丛》（香港，1972），页364。本人估计略低，全明约铸八百万贯，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此数与北宋两年所铸数相等。铜钱又经常流至海外，铜价较钱高时，民间则熔钱为铜，故此以铜钱为货币，亦告失败。1544年因“钱法不通”人民倒毙于北京《明史》，卷81，《世宗实录》，页7119。。原文未叙及其间曲折，吾人可以推想因无适当货币，交易停顿，人民失业。
嘉靖期间实行全面用银，并无政策上之准备，实为无可如何时之趋势。估计明代全国银数，当然为冒险性猜测。但彭信威称，中国银货至元代大量流入中亚，至明代用银时，其银货即不足。根据明亡时户部司务蒋臣言，其时全国银货估计约为250 000 000两，且包括银首饰及银器皿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1954），页461~471。蒋臣事载于《春明梦余录》，卷35。。中国之银，国内所产有限，大部由日本及菲律宾输入。其数量仍不敷全国广泛应用全汉升估计自1571年至1821年共250年间，美洲白银输入中国2万万peso。见《明季中国与菲律宾间的贸易》及《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载《中国经济史论丛》，页417~4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