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建 一个同样好的仓库。相比之下，“善意的嫉妒”被认为是一种竞争，能够促进经济发展。
就不合理的社会收入分配方式而言，如果该社会中产阶层和富裕阶层只占很小比例，而贫困的底层占很大比例的话，即便该社会的平均收入很高，而且工资还在不断上涨，这个社会还是很可能动荡不安的。因为大多数人不富裕，富裕阶层和中产阶层所占的比例很小，几乎没有人会支持这一收入分配方式。
美国人的平均收入很高，大多数人的收入都在增长——虽然增长得比极富裕的人慢——大多数人是中层阶层或者富裕阶层。因此，收入不均加剧没有产生明显的社会动荡，也没有多少人反对繁重的税收政策，这就不足为奇了。并且，当把非货币性收入考虑在内的话，收入不均就会比收入统计数据所表明的程度要轻一些。在一个民主的、权力至上的社会，比如美国，所有的公民都拥有一揽子平等的政治权利（选举权、宗教自由权、拒绝不合法搜查和没收的权利，等等），这些是一种所得；还有同等的政治义务，这是一种付出。富人和普通人、穷人一样，犯了罪都要坐牢，在最近被曝光的公司丑闻中，富人受到的惩罚通常会更重。
再者，收入统计数据没有体现产品和服务质量的长期优化，因此也就没有体现消费者在购买时获得的好处。只需要想想汽车、医疗保健和电子产品质量的大大提高，就明白了。美国的收入增长速度不及通货膨胀率的上涨速度，但美国人却比过去生活得更好了。他们知道这一点，这也是他们没有要求对收入进行重新分配的原因之一。
美国有一个文化特点可以减少社会动荡，那就是美国与欧洲国家不同，美国没有贵族化传统，否则遇到美国这种严重的收入不均状况会导致社会动荡。在美国，不存在富人和非富人的品位、口音和出生背景差异。富人可以购买更多更好的商品，但是他们没有表现出“高人一等”的姿态，也没有认为自己是高尚的、有教养的人而蔑视普通人。富裕阶层的人打高尔夫球，中产阶层的人也打。中产阶层的人喜欢运动，富裕阶层的人也是。
最后，美国收入不均加剧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移民越来越多，因为移民（不管是合法移民还是非法移民）的工资要比美国公民的工资少。但是移民不会把自己拿来跟富有的美国公民比较，而是与他们在原来的国家可能挣到的更低的工资相比。很多美国公民对贫穷的移民怀有敌意，而移民不会嫉妒富有的美国公民。
收入不均的这种“问题”不应该与贫困问题相混淆。我已经解释过，至少在今天的美国，收入不均问题是一个伪命题。贫困是一个真正的社会问题，因为贫困意味着缺乏足够的资源使人们过上像样的生活。把贫困问题与收入不均联系起来，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因为一个社会可能不存在贫困，但是富人与收入最低的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却非常明显——想象一下如果美国最穷的人每年赚10万美元而最富有的人每年赚10亿美元，就明白了。
一个社会的民主程度越高，社会就越崇尚精英主义，贫困问题就越难以解决。因为在这样一个社会，穷人更可能是没有创造力的人，因为他们不具有雇主需要的能力。不可能每个人（除了严重残疾的人）都能通过充分的学习来达到会有雇主愿意雇用他的水平，所以，即使在一个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也存在一定数量的“不可挽救”的贫困人口，除非我们提供大量的福利——这又会使得人们普遍地不愿意参加工作。
波斯纳
第六章 自然灾害与全球变暖（1）
重大灾难的预防措施
印度洋海啸是政策制定者们极少关注的灾难类型。这种类型的灾难发生率极低，不过一旦发生，就将造成巨大的损失。最近世界上发生的海啸不仅死亡人数众多，幸存者在身体与心理上也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并且财产损失不可估量，甚至超过了由其他发生率低（但却不可忽略）的灾难所导致的损失。1908年，随着一颗氢弹的降落与爆炸，一颗小行星也在西伯利亚上空发生爆炸。如果该行星爆炸的地点位于某个大城市上空，那么死亡人数将高达数百万。不过，这颗行星的直径只有大约200英尺，倘若一颗更大的行星（像这样具有危险性的大行星有成百上千颗，它们的运行轨道与地球的运行轨道相交）撞击地球，无论撞击地点在哪里，都会产生一系列的灾难，如冲击波、火灾、海啸和阳光照射不到地面等，这足以使人类毁灭。灾难性风险除了引起海啸的地震之外，还包括流行病（1918~1919年，西班牙流感夺去了2 000万~4 000万人的性命），恐怖分子所进行的核袭击或生化袭击，某些在实验室发生的意外事故，以及突发的全球性变暖。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由于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的活动似乎使得这些灾难越来越容易发生。
灾难本身不容易发生并不代表能够忽视其发生的可能性。可以想象，像印度洋海啸如此具有毁灭性的事件平均每世纪发生一次，共夺去了15万人的性命，平均每年就会有1 500人遇难。即使我们不综合考量遇难者的生命意义与价值，也会有人信心满满地认为如果死亡人数能够逐年递减，那么我们所有的投资与付出就是值得的。倘若我们对住在海拔较低的沿海地区的居民进行海啸预警知识的普及与宣传，建立包括紧急通知、电话预警和防空警报器在内的预警机制，改善紧急应对系统，印度洋海啸中将会有更多的人幸存，而由此产生的全部损失也低于任何一种不做这些事可能导致的损失。重新安置人们使其远离现在的居住地或许会更有效，但对于那些极易受到影响的地区或住宅区、商业区而言意义不大，所花费的成本可能会超过收益。每年因预防海啸所花费的成本，必须与海啸发生所造成的损失的估值一致。
在我的著作《大灾难：风险与应对策略》中，我试图对造成灾难损失的决定因素进行更加详细明确的阐述。已经有大量的经济学研究文献基于人们为避免死亡而愿意花费成本的视角，来探讨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如果从人们应对风险的行为学角度分析，一个人愿意为避免发生率为10万分之一的死亡威胁支付70美元，那么他的生命价值将达到700万美元，而这个数字实际上等同于一个普通美国人的生命价值。由于一个人的生命价值与其收入水平是正相关的，因此前面所提到的数据不能作为印度洋海啸中大多数遇难者生命价值的衡量标准。而更复杂的问题在于，绝大多数学者所做的研究都不具有极强的说服力，没有人知道海啸对生命的威胁对于遇难者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更多的疑难问题则来自这样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超过15万人已经死亡或者将会死亡，最终的死亡人数可能没有人知道。人们必须对灾难所导致的损失进行量化，同时应估计所采取的预防措施会有多大效果和耗费多少成本。那些小灾难所带来的危险仍然会像海啸一样具有毁灭性，其防范措施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我曾预测百年不遇的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对其结果我十分肯定。然而，最近发生的海啸所导致的全部损失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以减少损失。
第六章 自然灾害与全球变暖（2）
那么，为什么对于所发生的大规模海啸没有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呢？地震的发生，本身是件平常的事，而通常的后果就是引发海啸。然而除此之外，海啸的发生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比如一颗大的行星坠落在海洋中会引发大规模的海啸，与此相比，印度洋海啸就不那么可怕了。
对于这方面的疏忽，有诸多原因。第一，尽管百年不遇的灾难可能会发生在21世纪之初，但不太可能在最初10年内发生。职位较低的政府官员政治目光短浅，极容易低估低风险灾难发生的可能性，因为这些灾难的风险与所造成的损失对于其个人前途影响不大。第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有效的预防措施需要政府的行动与支持，而事实上政府实行的是权力集中制，这使得许多政府官员很难采取成本合理的措施以应对所有可能发生的风险。一些政府官员掌管的事务种类较多，关注的是重大事件，因而忽视了一些可能发生的风险。第三，如果风险发生地是区域性的或全球性的而非地方性的，那么许多国家的政府，特别是那些贫困弱小的国家的政府，会寄希望于搭发达国家的便车。了解到此意图，发达国家就不愿意采取防范措施，如果这样做了，实际上就是鼓励免费搭车。第四，一些国家常常因为政府软弱、腐败、无能、落后，国家的国情就使得这些贫困国家很难采取成本合理的预防措施。第五，人们在考虑灾难发生的可能性上存在一定的困难，特别是那些发生率极低的灾难，因此他们选择忽略这些灾难的发生。这就削弱了政府在资金方面对预防措施的支持力度。
海啸在太平洋海域更加常见，大多数国家都不临近印度洋，但即使印度洋海啸所造成的风险仅为太平洋海啸所造成的风险的1/10（这个数字我曾在一篇新闻报道中看到过），也应该采取防范措施予以应对。然而更多的时候人们会忽视这样的风险。
关于忽视低发生率却高成本的风险，有一个更加有趣的例子。这个例子是有关行星产生的威胁的，从逻辑上来看，其危险性如同海啸的危险性。美国航空航天局每年都划拨超过100亿美元的经费，但仅有400万美元用于监测与绘制危险的大行星的运行情况。按照这种预算进度，再过10年也不可能完成预防行星引发灾难的工作，即便这样的监测与绘制对于抵御行星风险十分重要，因为它可能会给我们一些警示。当行星距地球还有数百万米时，就开始检测它的运行轨�